論環境法的終極價值論文

時間：2024-06-06 07:22:07 生物科學畢業論文

論環境法的終極價值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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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環境法的終極價值論文

　　摘要：

　　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地球是由人類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構成的有機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系統的破壞都會帶來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不穩定。因此，以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為己任的環境法應將其終極價值定位為生態整體利益。這種生態整體利益是人類整體利益與自然生態整體利益的有機結合，也是當代生態整體利益與后代生態整體利益的統一。要實現環境法的生態整體利益價值，必須克服觀念上、法律制度層面和國際合作方面的障礙。

　　關鍵詞：

　　系統論，價值，環境法，生態整體利益

　　法的價值問題一向是法學理論和部門法學所關注和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作為新興法律學科的環境法，價值問題同樣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然而，學者們在論及環境法的價值時，基本上是從公平、正義、安全、秩序、效率等方面著筆，只是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側重而已。環境法固然具有法律價值的共性，但由于其不僅要調整人與人之間的法律關系，還要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是環境法立法的出發點和歸宿②，這決定了其在價值取向上必然具有自身的獨特性。然而，傳統環境法學理論卻忽視了環境法的這一特色，依然是以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慣常思維來定位環境法的價值，這直接導致了環境法在治理環境問題上的蒼白無力。人類的環境立法日漸增多，但環境問題卻日趨嚴重，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

　　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地球是一個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環境共同組成的自然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群落內不同種群、物種之間不斷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并處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動態平衡之中。這個系統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人類作為自然系統中的一員，理應遵循自然系統的一般規律。但自從人類產生以來，就不肯屈服于自然的控制，不斷地變革、改造自然，在自然系統的基礎上又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人類社會系統。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人類不斷的征服自然，人類社會系統日益膨脹，而自然系統漸趨萎縮，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已成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課題。本文從系統論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并就此提出環境法價值的新定位。

　　一、環境法的終極價值定位

　　（一）傳統價值觀念和環境法價值定位的缺陷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人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就是在主體和客體的相互關系中，客體由于自身的屬性，能夠滿足主體的某種需要，對主體的發展具有肯定的作用和意義。“凡是談論價值，從根本上說都應當是相對人而言的，價值為人而產生，為人而存在，人是一切價值的主體。”[2]由此可以看出，傳統的價值觀是以人為中心的，把人視作主體，而把人周圍的一切事物均視作客體。這種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只承認自然對于人類的意義以及人類改造自然的利益和權利，而拒不承認自然自身的價值。正是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引導下，人類通過掠奪自然創造了空前的物質文明，但伴隨而來的卻是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貧窮蔓延、人口激增、疾病叢生等一系列問題，進而導致人類面臨著新的生存危機，最終危害了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

　　就法律的價值而言，也是指作為客體的法律對于主體的人的有效性和積極性。法的價值的主體是人，是指具有社會性的社會人的總稱。法的價值的客體就是法本身，這個法是指廣義的法，即法律規范和法律事實的總稱，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運行事實和以觀念形態存在的法。[3]依此傳統觀點，環境法的價值，就是環境法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對人類社會的滿足和有用性。我國環境法學界許多學者對環境法價值的定位，就是從這一傳統觀點出發的。如有的學者將環境法的價值歸結為正義和利益，認為“正義和利益是法律的兩大主要價值，環境法也當然要將其作為價值目標”，“正義和利益是環境法的主體價值需要，其滿足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環境法功能—安全和可持續發展。”[4]也有的學者認為環境法具有二元價值—正義和功利，其中正義價值包括人類正義和自然正義，功利價值包括物質功利和精神。[5]從傳統法學價值論的觀點來看，以上價值定位并不能說是錯誤的。但是，這種主客二分的價值模式畢竟是從人類立場出發的，其僅僅把自然系統視做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并把自然界的萬物視做人類的資源，而忽視了自然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盡管這種立法也是為了保護環境和資源，但其終究難以擺脫人類自身利益的“誘惑”，當人類眼前物質利益、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保護的需要發生沖突時，這種價值觀很自然地就會主張，為了前者而放棄后者。這正是人類在大力加強環境資源立法、倡導保護環境和資源的同時，環境資源卻日趨惡化的根源。因此，這種價值觀是不可取的。

　　（二）環境法終極價值的重新定位—從系統論的視角

　　環境問題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就是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關系問題。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以地球為中心的生態系統。人類社會只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個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統之中，其必須遵循自然系統的一般規律，必須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

　　環境法作為人類社會保護環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門法，在保護生態系統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不僅要關注人類社會的利益，還要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而傳統環境法在價值取向上僅僅從人類的利益出發，將自然視做人類的資源，保護環境只是為了人類更好的發展。這種環境法本來為保護環境而立，但終因其沒有從整體、全局的觀點來把握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的關系，最終反而導致了環境問題的進一步惡化。系統論的提出，為我們正確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只有從生態系統整體利益出發，轉變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發展觀，重新審視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的關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之道。基于此，本文將環境法的終極價值定位為生態整體利益。這種定位是要從根本上糾正傳統環境法在價值定位上主客二分的缺陷，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定式，樹立一種生態中心主義的環境價值觀。

　　當然，法律是由人類制定的，其不可能完全擺脫人類利益的影響。但作為法的最高原則和精神的價值，其不僅是法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也是人關于法的絕對超越指向，“指向”是指法的價值具有目標、導向的含義，“絕對”是指法的價值具有永遠的，不斷遞進的，而又不可徹底到達極致的性質。[6]就此而言，法的價值始終是高于法律本身的，這種絕對超越指向成為人類所最求的理想境界。環境法作為一種法律，理所當然也不能擺脫人類利益的影響，但卻可以從價值層面對其進行重新定位，力求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發展，這種價值取向便是環境法的絕對超越指向的體現。

　　近些年來，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人與自然應該和諧共處，并提出環境法的價值定位應該突破人類中心主義，這表現在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上。如有學者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環境法的唯一價值追求，認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靈魂在于人與環境相融、和諧的意識，及在生態法則和道德法則衡平基礎上的新的環境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動物，絕不會聽任人的主觀意志和環境的自然規律各行其是。人類能夠主動地發現社會自身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不平衡，并主動地進行調整使之實現平衡。本著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意識，自同于人與環境組成的社會系統，必定能實現可持續發展。”[7]應該說，這種觀點正確認識到人與自然應該保持和諧共處關系，并力求用可持續發展戰略來實現這種理想，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但是，據此將可持續發展觀作為環境法的終極價值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首先，可持續發展觀仍然是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仍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觀。這可以從對可持續發展觀的定義中看出來。如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給出的可持續發展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也有學者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不斷提高人均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力，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滿足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人群需求又不損害別的地區和國家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8]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觀關注的是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和整體利益，并沒有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定式，其不可避免的會走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去。其次，從法律價值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上看，可持續發展觀不宜作為一種目的性價值。“法律的終極原因是社會的福利，未達到這一目標的法律規則不能永久性地證明其存在是合理的。”[9]這一功利主義法學派的觀點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雖然這是從人類的福利來談論法的價值，但對環境法的價值來說，也可以類推適用，即環境法的終極目的是生態整體的“福利”最大化。就此而言，可持續發展觀只是為了達到福利（利益）價值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因此，其只能作為環境法的工具性價值而非目的性價值。

　　目前，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環境法應在樹立以全球生態整體利益為中心的價值理念的基礎上，確立“衡平世代間利益，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保護人類的“環境權”和“生態世界的自然的權利”這兩大目標；前者是作為環境立法對整個人類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后者則是作為環境法自身所應當確立的基本任務和予以實現的目標。[10]這種觀點已經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認識到了人與自然應該和諧共處，并提出應尊重自然的權利的思想，以此作為環境立法的終極價值是可取的。應該說，這種觀點與本文的觀點在總體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研究的視角和方法不同而已。

　　綜上所述，地球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人類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相互依存、緊密聯系，一旦自然系統遭到破壞，人類社會也必然面臨生存的危機。因此，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應該是我們追逐的理想境界。盡管環境法是由人類社會制定的，但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在立法上必須堅持從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出發，以生態整體利益為終極價值，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護環境，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也才能更好地保護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二、環境法生態整體利益價值的內涵

　　生態整體利益作為環境法的終極價值，有著極為豐富的內涵，既是人類社會整體利益與自然生態整體利益的統一，也是代內生態整體利益與代際生態整體利益的統一。

　　（一）人類社會整體利益與自然生態整體利益的統一

　　受功利主義法學派的影響，傳統法學理論將法律與利益聯系起來并把利益作為法律追求的重要價值，認為法律的任務就在于調整、保障各種利益，并以最佳方式對利益實現合理分配。環境法作為新近發展起來的法律學科，是以社會利益為本位的。這是因為環境作為全人類的共同生存條件，并不能為某個人或某國所私有或獨占，也不能以階級、意識形態或國界來加以劃分，環境保護符合整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利益，任何國家環境法的發展和完善，都是對全人類做出的有益貢獻。[11]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整個地球是個有機的生態系統，在這個龐大的復雜系統內，全球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依固有的規律不斷進行。任何一個環節受到破壞，整個生態系統就會失衡，人類環境也必然會發生危難。盡管主權國家可以宣稱各自的主權范圍，在國際政治關系和國際經濟關系中可以堅持這樣或那樣的立場，但在生態規律面前，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污染的蔓延不受人為的國界限制，生態系統的循環不受意識形態的制約。[12]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生態系統，任何國家的生態遭到破壞都會危及到全人類的生存。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邊界已變得具有滲透性，地區、國家和國際之間傳統的分區已變得模糊不清了。過去被認為完全是‘各個國家的事情’，如今對其他國家的發展和生存的生態基礎產生著影響。”[13]因此，過去那種以國家為單位各自為政采取措施的方法已經不能適應解決環境問題的需要，而以地球共同體為單位、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采取聯合行動，已經成為目前國際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由此可見，維護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應該是環境法的重要價值。

　　同時，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環境法又不能僅僅從人類的整體利益出發，還必須兼顧自然系統的利益。這是因為，自然系統是人類生存的前提條件，沒有自然系統的存在或者自然系統遭到破環，必然又反過來危及到整個人類的利益。近些年來，盡管許多國家已經認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并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但環境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有日趨惡化的傾向。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人類僅僅注意到自身的利益，從自身的需要保護環境，而卻沒有承認自然系統利益的結果。必須看到，自然系統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從個體上說，這種利益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權利，主要包括各種生物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種權利并不需要人類的認可，早在人類存在之前，這種權利已由“上天”賦予給了地球上的各種生物。從整體上說，這種利益是自然生態整體利益，即維持自然系統的穩定與和諧，這最終將關系到整個地球生命的延續和發展。正如倫理學家那什在《自然的權利》一書中寫到的那樣：“人類的利益與生態系統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斷善惡的標準不在乎于個體，而在乎于整個生命共同體……自然具有與人類同樣明確且值得敬畏的權利。”[14]作為高級動物的人類，在制定環境法時，必須從生態系統整體利益出發，兼顧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與自然生態的整體利益，并把二者很好的統一起來。

　　（二）代內生態整體利益與代際生態整體利益的統一

　　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生態整體利益既應該包含代內的生態整體利益，又應該包含代際的生態整體利益，這二者也應該是統一的。

　　對于自然系統而言，由于自身能夠按照生物進化的自然進程向前演進，如果沒有人類社會系統的干預，其能通過自身的新陳代謝維持好世代間的利益平衡。因此，代內與代際的整體利益平衡主要是就人類社會系統而言的，這種利益平衡主要涉及到如何在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公平地分配資源和財富的問題。全人類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共同擁有這個星球的環境，當代人和后代人對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資源有相同的選擇機會和相同的獲取利益機會。由于社會的資源和財富都掌握在當代人手中，當代人就成了未來幾代人資源和財富的托管者。因此，當代人必須考慮后代人的機會和可能獲取的資源數量，當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時不要為了提高自身的經濟福利和生活質量，而一定程度地犧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潛在的機會，當然，其也不必通過降低當代人的生活消費水平，來提高年輕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潛在生活質量。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對維護代內與代際之間的利益平衡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目前，在論及世代間利益平衡問題上，有兩種極端的論調。一種主張是：“現世代什么也不消費，為了未來世代而保護全部資源，以使環境的任何方面都維持在同樣水平的質量上”。另一種極端的論調是富裕模式，按照這種理論，是否存在將來的世代現代還沒有完全的確證，或者是今天的最大化消費是為將來世代財富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因此，現世代今天消費欲望的全部能夠產生更多的財富。[15]這兩種論調都是應該受到批判的。按照系統論的觀點，系統要保持穩定，必須保持系統內部結構的平衡；否則，系統會隨著內部要素的作用或外部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異，使系統出現無序化或不穩定。世界上只有一個地球，并且這個地球是個有機的生態系統，不管是當代人還是后代人，都必須依賴這個唯一的生態系統來生存。因此，對維持生態系統穩定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人類，必須從世代間利益衡平出發，兼顧當代與后代的整體利益平衡。

　　三、生態整體利益價值的實現

　　生態整體利益作為一種全新的環境法律價值觀，既是對傳統價值觀念的突破，也是對傳統法學理論的挑戰，這種價值的實現必然會面臨多方面的障礙。首先，長期以來，人類社會建立的一切制度、價值觀念都是以人類為中心的。這決定了環境法也必然體現著人的價值選擇，人類利益自然也成為環境法價值取向的中心。而生態整體利益價值堅持生態中心主義，強調人類與其他生命形式在法律上處于平等地位，并主張應賦予自然物以權利。這顯然與傳統思想觀念是沖突的。其次，法律是由人類制定的，向來也是以人類的權利、義務為內容，以人的行為關系為調整對象。環境法以生態整體利益為價值取向，這注定其必然面臨以下問題：如何確定生態整體利益？如何在人類與自然之間分配這種利益？既然人類與自然都享有權利，這二者之間會不會存在沖突？這些問題決定了環境法必然會與傳統法學理論相矛盾，如何協調這種矛盾是環境法生態整體利益價值實現的又一大障礙。最后，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保護環境、實現生態整體利益單靠某個國家、某個地區是不可能做到的。這使得加強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顯得極為重要。然而，不合理的國際舊秩序和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已成為國際環境保護合作必須面臨的重大難題。面對諸多障礙，如何探尋新的路徑，便是實現生態整體利益價值的關鍵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徑：

　　1、觀念的轉變：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

　　法律是建立在一定價值觀念基礎之上的，人類環境價值觀的改變將對環境法的發展和變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念的轉變是解決環境問題、實現生態整體利益價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轉變這種觀念，首先必須轉變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現當代西方哲學從古典到現代的轉變中，出現了主客二分向主客相融的轉變。在這方面，海德格爾是這種轉變的代表。他在《哲學的終結和思維的任務》一文中，實現了對人的強調向對自然的強調的轉變，提出了人與世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天人合一”生態思想。他認為人的作用不是為“自然立法”，不是充當自然的主人，而是傾聽自然的呼聲，順從自然規律，與自然和睦相處。[16]這種由主客二分向主客互融的思維轉變將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深遠的意義。其次，應培養生態意識，樹立生態主義世界觀。生態意識就是人們對于自然環境的整體性規律的認識，是人們為了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對于自身行為自覺地按照生態規律行動的一種意識。在現代社會，只有具有生態意識，我們才能知道必須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并用這種意識指導我們的行為，從而避免生態環境的惡化。在培養生態意識的同時，還應該樹立生態主義世界觀，這要求人們在心中應逐步形成對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態學原則的正確認識，要求人們必須時時刻刻意識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駕于自然界之上的。

　　2、法學理論的突破：生態法的興起

　　傳統觀念從人類中心主義走向生態中心主義，必然會對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基礎上的傳統法學理論產生巨大的沖擊。環境法作為直接反映這一思想的法律學科，受到的影響最為明顯，然而，環境法終究是以環境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其不可能逃脫人類中心主義的法學定式；要真正實現生態整體利益，仍需法學理論上的重大突破，生態法由此應運而生。

　　生態法是近些年來新興的法律學科，其在概念上仍然存在著許多爭議。有學者認為：為了更科學地反映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及生態規律的要求，更好地規范人們的行為，調整好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應該把自然資源法、環境保護法、國土整治法結合為一體，稱為“生態法學”，作為國家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17]也有學者認為：生態保護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其范圍涉及環境法、自然資源法、國土以及其它法律部門中的生態規范。[18]還有學者認為：生態法是以生態學揭示的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為基礎，應用法律手段來協調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19]綜觀這幾種觀點可以看出，學者們基本上是把生態法作為一個部門法來看待的，認為其是對傳統法律部門的一種突破。這種定位模式是在尊重傳統法學理論基礎之上的一種創新，但其仍沒擺脫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路，在保護生態平衡上難免顯得力不從心。本文贊同鄭少華博士的觀點，認為生態法是以生態社會理論為前提的，即伴隨著生態意識的覺醒，人類社會在經歷了市民社會→政治社會→團體社會的轉變之后，逐步過渡到生態社會，這種社會強調生態利益至上，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生態法正是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之上的，以生態中心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第四法域，其規范散見于憲法、環境法、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門法中。[20]由此，對應于傳統社會從市民社會→政治社會→團體社會→生態社會的轉變，形成了從私法→公法→社會法→生態法漸進和共生的局面，這四種法域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后現代社會的法學框架和理論體系。從法學理論的視角來看，生態法主要由生態人理論、生態權利理論、生態契約理論、生態價值理論、生態責任理論等構成。[21]這些理論從生態中心主義的立場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無前例地將對自然的保護上升到新的法學高度，并形成一套獨有的法學理論體系。這對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當然，仍須承認，生態法的許多理論還不成熟，甚至受到許多學者的非議，如何進一步完善這一理論體系仍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任務。

　　3、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國際環境法的發展

　　人類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上，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最終將各個國家納入環境保護的統一軌道，國際環境法的興起因此而成為必然。要克服國際環境保護合作中的障礙，必須注意以下兩點。首先就是要構建國際發展新秩序，建立一個各國認可的國際發展法模式。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調整經濟上不平等的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發展法”逐漸產生。從性質上說，國際發展法是一部過渡性法律，其目的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它體現為一套調整國際關系的規則，著眼于促進公平，相互合作以及彌補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不平等。國際發展法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空前團結起來，共同協商全球生態與發展問題，這對促進國際環境法的形成，改善世界的環境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次，通過國際組織制定一系列生態與環境保護的“軟法”，以避開國家之間在環境合作上的矛盾與沖突，隨著條件的成熟，再逐步將其上升為國際環境“硬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通過了許多有關生態與環境保護的宣言和決議，如《人類環境宣言》、《世界公園大會宣言》、《環境與發展宣言》、《地球環境賢人會議東京宣言》、《世界自然憲法章程》等國際文件都屬于此類。這些決議和宣言雖然沒有強制拘束力，但他們反映了已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環境法的原則、規則和制度。正是在這些宣言和決議的促進下，國際社會達成了大量的國際環境保護條約。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國際環境法的形成與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仍需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

　　注釋：

　　①系統理論是20世紀興起的一種科學理論，該理論主張用系統的觀點和思維去看待客觀存在的事物，并從整體上把握事物，分析其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關系。系統理論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認識事物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從整體、聯系的視角看待世界，突破了傳統孤立、片面和局部認識事物的缺陷，這對認清和揭示事物的本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②關于環境法的調整對象，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環境法只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參見李愛年：《環境保護法不能直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載《法學評論》2002年第3期；另一種觀點認為環境法不僅要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要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參見蔡守秋：《環境法學理論的要點和意義》，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4期。本文采納后一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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