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比較
一、 中西方文化在生成的地理環境層面的差異性
中華文化是孕育在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其地理環境從整體性來看，《尚書》中是這樣描述中國的地域范圍的，“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根據《尚書》理解，中國的地理格局是，東臨茫茫大海，這是古人難以預約的天然屏障，西北則是荒涼沙漠，西南這是高原聳立。由此可見，創造中華文化的人民們生活在一個與外界基本隔絕的領域，概括起來說，中華文化的生成環境是一個半封閉的大陸性環境。但也正是這個半封閉的大陸性環境，使中華文化避免了許多西方游牧民族的侵襲，因這種天然屏障是當時生產力落后的游牧民族無法跨越的鴻溝，這正好使得中華文化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下，不斷的繁榮與發展。從氣候與地形方面來看，中國的領土版圖跨寒帶、溫帶、亞熱帶與熱帶，地形則是西高東低（以平原為主），呈三級階梯狀分布，降水量也是由東南向西北逐漸遞減，因此在中國大地上形成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民族，。
西方文化的生成環境主要集中于地中海、兩河流域以及尼羅河流域，例如蘇美爾文明、愛情海文明、邁錫尼文明、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以及希臘羅馬文明都誕生于此。這片區域最主要的特征是寬闊的海洋性特征比較明顯，于是西方文化是由游牧文明（捕獵文明）進化演變而來的。總而言之，西方文化的生成環境是寬敞的海洋性環境，這種環境在古代社會，使得游牧民族流動性強，而政權也不斷的更迭（這種更迭不同于中華民族政權的內部更迭，而是外部政權的取而代之），經常使得某些地區的文化不能得到平穩發展，是西方文化導致斷層的重要原因。
二、中西方文化在類本質層面的差異性
中西方文化的類本質突出的是兩種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不是說中華文化有的特征西方文化就完全沒有，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兩種文化畢竟還是存在著文化的共性特征。中西方文化的類本質特征到底是什么呢？本文僅從中華文化的主“靜”特征與西方文化的主“動”特征作簡略論述。
從中華文化的生成環境來看，中華文化發展的經濟基礎是農業的發展，在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民以食為天”是很正常的現象，農業不僅是立國之本也是人民的生存之基。農民也就不得不禁錮在土地上進行自己的農業生產活動，加上沉重的封建租稅，徭役負擔，人們只愿專心從事農事活動，而不愿意冒著風險去下海經商或者另謀生計。同時封建社會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和嚴密的戶籍制度等，減少了人口的流動性。于是中國的古代社會是寧靜的村莊和勤勤懇懇的農民組成的平靜畫面。因此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也多少帶有“主靜”色彩。詩經中的《碩鼠》篇描寫的生活場景，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陸游的“把酒話桑麻”等許多的詩詞歌賦都凸顯了中華文化的“靜”的意境。尤其是15—17世紀的中國文化“靜”得像一灘死水。在八股取士的影響下，幾乎失去了生機，史學界的乾嘉學派沒有創新，思想界的萬馬齊喑，文學界除幾部《紅樓夢》、《西游記》可圈可點外，這種“靜”的特質差點斷送了中華文化的命脈。
然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從古代時期，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城邦文明的興起，無論是希臘羅馬還巴比倫，其游牧民族是創造的主體，他們馳騁草原，繁衍生息，創造了不遜于農業民族的文化。就是他們這種流動性強的民族造就了西方文化“動”的特質。早期他們四處奔跑狩獵，后又進行海商貿易，這使得在他們眼里“商業的價值高于一切”，從某種程度上說，西方文化也是商業文化的代表。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動”的特質愈發明顯，他們開始侵略擴張，使其他民族臣服于他們的鐵蹄之下。
三、 中西方文化在連續與斷層層面的差異性
所謂文化的連續性與斷層性就是指這種文化從產生到發展的過程中有沒有出現過中斷的現象，按照這個邏輯來看，我們分析中西方文化時，不難發現，中華文化是連綿不絕的，西方文化是斷斷續續的。
中華文化的發端應該是原始社會，因為自人類產生又開始有了文化，從文化的記事工具上來講，早期中華文化的體現是結繩記事、刻木紀事、圖畫記事，后來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小篆、楷書、隸書等多種記事文字；從中華文化的哲學是想來講，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漢代儒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元理學——明清樸學；或者從中華文化的文學體裁來看，詩經——諸子散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三個方面都能體現中華文化是連續的，它擁有強大的生命力，至于為什么中華文化有如此強的韌性在此不加贅述，但可以從中華文化的生態環境（如地理環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等），中華民族的民族特證（語言、經濟活動以及民族心理）等方面進行探討。至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希臘、哈拉巴、瑪雅等）的文化，大多盛極一時，猶如曇花一現之后灰飛煙滅，所以西方文化出現過大幅度的“斷層”。這就說明中華文化有綿延堅韌的特點，對于我們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是重大的激勵。
總而言之，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遠不止以上這些，例如陳序經先生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中，還將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概括為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差別，陳佛松先生在其著作《世界文化史》中將中西方文化的區別宗教文化與儒家文化；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方及哲學》將“中國文化定格為倫理型文化，西方文化為政治型文化”，除此之外龐樸、張岱年等文化界大師都對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進行過研究，由于篇幅有限，不加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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