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談話節目的文化意義的探討論文

時間：2024-09-07 12:42:23 文化畢業論文

電視談話節目的文化意義的探討論文

　　摘要本文對電視談話節目體現出的文化意義進行理性探討，嘗試著借此以期對中國目前的談話節目制作提供一點有益的借鑒。

電視談話節目的文化意義的探討論文

　　關鍵詞 電視談話節目文化意義

　　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電視談話節目大行其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時也體現出市場化大環境中受眾的文化選擇逐步走向多元化和開放的社會文化特征。傳播學者陸曄認為“電視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這個意義上，電視談話節目不僅把傳統上私人領域的文化元素和社會公共領域交織在一起。……林林總總的電視談話節目，為我們提供了電視受眾和電視節目的關系基礎上，一個透視社會文化格局特征的樣本，并最終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電視作為社會文化傳感器，對于當代社會多元與開放的文化品格表達和塑造的作用。” ①

　　一、人際傳播介入大眾傳播，提高電視文化傳播效力

　　電視談話節目中，人際傳播對大眾傳播的有效介入使節目本身具有了獨特的視覺價值和審美價值，進一步提高了電視文化傳播的效力。

　　電視談話節目主持人以人際傳播的方式介入整個傳播過程，在大眾傳播中實現了人際傳播的最優化。作為媒介與受眾之間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橋梁與紐帶”的談話節目主持人，神情自然、親切隨和、落落大方，與現場的嘉賓及觀眾作真誠的交流，在媒介和受眾之間營造了一種虛擬的人際交流情境，使大眾傳播擺脫了媒介機器的冷漠與單調，縮短了熒屏與受眾之間的心理距離，最大程度地拆除了電視與受眾之間的藩籬與壁壘。美國著名談話節目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把對觀眾和嘉賓生活的關注凝聚在傾聽中，通過平等的交流和對話把談話的主題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節目中，經常涉及到性、*待兒童、吸毒、社會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話題，更有與上司不和、飲食過度、缺乏自信、尊嚴受損這類個體化和心理因素很強的話題。但在她極富耐心和魅力的帶動和啟發下，來自普通人群的嘉賓和現場觀眾傾談出他們真實的生活感受，表露他們個人心中的隱秘，并通過這種傾訴來緩解郁結心底的壓力。她非常真誠地對于每一個內心痛苦的在場者都表現出深切的同情，這使得現場觀眾和電視機前的觀眾覺得她更像一個關心他們的鄰居和好朋友。美國傳播學者唐·庫什曼說，“一個人想要進入人際溝通，不需要首肯對方的每個想法，但必須把對方作為一個獨特自我或重要的個人加以支持，積極的尊重對這種互動來說是最基本的”。②

　　電視談話節目不僅是一個開放的平臺，更是一個感情表達和交流的盛宴。主持人、嘉賓和現場觀眾的共同參與，無論在觀念意識上和情感態度上，還是在傳播視點和傳播手法的表達上，開放型的電視傳播都打破了以往“我傳你受”的單向關系，使傳播者與受眾保持一種平和對等交流的狀態，進一步引入了人際傳播機制，使得互動性增強，親和力顯現，最終提高了電視文化傳播效力。

　　二、構建大眾話語空間，拓展公共領域

　　相對于西方國家，中國電視談話節目雖然起步比較晚，但它從一開始就給受眾帶來了一個健康的交流空間和多視角的文化碰撞。從其本質來講，電視談話節目形式是通過建立一種全國或地域性的談話系統來實現它作為“公共領域”功能的。它為大眾提供了一種類似于中國古代議事廳那樣的大眾話語的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最早是由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后來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將它發展為“公共領域”的概念。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達以及溝通意見，以形成民意或共識的社會生活領域，其條件是所有人應有相等的表達機會，參與者以私人身份參加自主性的聚會，而討論的主題以公共事物為主。他認為：“不管怎樣，大眾傳媒充當了個人疾苦和困難的傾訴、生活忠告的權威人士：它們提供了充分的認同機會，在公共鼓勵和服務的基礎上，私人領域獲得了再生。原先內心領域與文學公共領域之間的關系顛倒了過來：與公共領域相關的內心現象逐漸讓位于一種以內心領域相關的客觀化現象。在某種程度上，私人生活的問題被吸收到公共領域當中，在新聞機構的監督，這一問題即便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也至少被公開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公開化過程，由大眾傳媒建立起來的領域獲得了次內心領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識也得以提升。” ③在哈貝馬斯看來，隨著公眾由主要依靠閱讀書籍（文學）變為依靠畫報、雜志、廣播、電視等現代傳媒來進行溝通，文學公共領域消亡了，隨著文化批判的公眾逐漸轉變成文化消費的公眾，公共領域本身在消費公眾的意識中被嚴重的私人化了。這主要表現在原來高高在上的公眾領域變成了發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領域，大眾傳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尤以電視為代表。

　　電視談話節目正是構建了這樣一個公共的大眾話語空間，讓普通人在電視熒屏上表達對某一事件的看法，談論真實生活的體驗，傾訴生活中隱秘的部分，從中獲得一種心理慰藉和精神宣泄。“電視媒介為大眾的交流提供了技術條件，可以說為大眾構建了一個可供自由交流的公共大廈，一個談話的場所，具有社會公共空間的性質，提供了可以發展談話節目的大眾話語空間，在培養觀眾的話語習慣，給予社會一種良性推動上具有其他節目形態所不及的作用。” ④

　　電視談話節目是將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相結合而產生的最接近原生態的節目樣式，在寬松和開放的聊天氣氛中，一個嶄新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初步形成。在這個意義上，電視談話節目的出現和盛行，是對逐漸消逝的社會空間的一個拯救，拓展了社會的文化空間和生活空間，也大大拓展了社會的公共領域。

　　三、確立民本文化風格，弘揚人文精神

　　在電視“平民化”過程中誕生的談話節目使得電視不再是“一臺發號施令的機器”，轉而以平民的視角關注生活，以受眾的興趣作為話題設置依據，并邀請受眾或其代言人出場。主持人、嘉賓和受眾代表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整個談話現場和談話過程成為一個開放的信息場，在這個場中，電視從云端重新回歸受眾，重新成為平民百姓享有平等話語權的平臺”，⑤確立了以民為本的文化風格。一批以普通大眾、尋常百姓為主體的電視談話節目，如《實話實說》、《往事》、《聊天》、《講述》、《熒屏連著你和我》、《天下父母》等注重普通人的生活，極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不尋常故事，謳歌普通人的真實情感，努力追求平民視角和紀錄風格。節目將平民百姓請進直播室，讓昔日隔屏如隔山的主持人與觀眾面對面談話、交流，直接參與節目的制作。電視談話節目通過“談話”的方式審視著世俗社會人們的悲歡離合，也在探究人物真實的內心世界。越來越多的平民百姓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參與到電視的傳播當中，他們帶著自己的故事和困惑走進電視。普通百姓不再是普通觀眾，而逐漸成為能夠向大眾傳播的電視節目的主角。

　　對平民主義的追求，是中國電視在社會發展、時代進步下的一種回應，更是人對媒介自身的一種全新的認識。“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讓老百姓說自己的話”，電視談話節目以平民化的風格、平等的交流氛圍、大眾的話題重新成為表述普通人思想理念和價值觀的公共論壇。《實話實說》選擇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話題和敘事方式，是一個最大眾化的節目。節目中平民百姓走上熒屏，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袒露自己的心跡和經歷。

　　電視談話節目除了體現一種對平民化的文化追求，也深刻彰顯了人文關懷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人文關懷突出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它不僅要求人們關注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關注社會的變遷，更要關注人的社會行為，關注支配這些行為的人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與尊嚴。如今的電視談話節目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了體現在創意、編導、制作中的一種“以人為主體、以人為對象的思想”，“一種對人的關注”的人文精神。我們從普通人的生存空間、生存境遇中感受到一種對人的關懷，通過節目中人物的日常遭遇、人物的心態和困惑，講述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情感體驗，進而深入到人的心靈深處，給觀眾一種心靈的觸動，一種對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使我們從這種對周圍人的感動中體會到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理解與愛，感受到一種對于生活和生命的熱愛，傳達出對于人和生活的一種關懷。電視談話節目不僅在于讓人看到人，還在于讓人看清人，充分體現了百姓的思想、情感、意愿、性格和情操，充分體現了對人的尊嚴、價值的關懷和維護。

　　四、滿足受眾文化需求，舒緩精神壓力

　　電視談話節目一方面滿足“傾聽”的需求，另一方面張揚“傾訴”的魅力，把關注的視點轉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談話”這種方式更是讓社會普通百姓通過各種大眾文化途徑直接參與進來，以對話、談心等方式表達內心情感，盡情傾訴心中的喜悅、煩惱、困惑，甚至是憤怒、不平。同時，談話節目也使普通百姓獲得了傾訴的現實空間，以談話者的角色充分展露自己對平凡人生的種種智慧的洞見以及他們平凡中崇高的人生態度。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把朋友間隨心所欲的、沒有任何約束的聊天搬上熒屏，同時將豐富多彩的娛樂元素引入談話節目，從信手拈來的話題出發，肆意發揮，天馬行空……無主題的漫談正如朋友間聚會的閑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們日常談話的原生態。“不求高度，只求廣度；不求深度，只求溫度；不求結論，只求趣味”的節目定位，盡情追求當下世俗的快樂，滿足了受眾追求娛樂的文化心理需求。

　　電視談話節目通過“談話”這種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與“電視”這種現代最普遍的傳媒手段相結合，有效地滿足了當代中國人的現實心理需求，解除了經濟社會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道德倫理困惑，讓他們從沉重的心理壓力和種種迷惘中緩解和解脫出來，也獲得一種文化舒緩。同時，它還把普通人悲歡離合展現出來，讓人們知道不僅是自己在飽受磨難，別人也同樣有煩惱和痛苦，掙扎和奮斗，從而使人們平靜下來，以一種平常的心態來對待生活，對待現實。

　　電視談話節目作為一種表述方式的創新，其意義不僅在于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說話的場所，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一種思維方式的革新，即人人都有平等交流、表達意見的權利。總而言之，電視談話節目在我國還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良好的發展前景，隨著電視節目競爭的規范有序，一個真正的公眾平等對話、開放交流溝通、眾聲喧嘩的電視談話時代終將到來。

　　注釋

　　①時統宇：《電視批評理論研究》[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第237頁。

　　②朱菁：《從談話節目的崛起看電視傳播觀念的轉變》【J】，《電視研究》2001年第1期。

　　③[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98頁。

　　④朱羽君，殷樂：《大眾話語空間：電視談話節目——電視節目形態研究之二》【J】，《現代傳播》，2001年第2期。

　　④黃永超，陳忠坤：《從談話欄目看電視傳播的人際化趨向》【J】，中國新聞學傳播評論，www.cjr.com2003-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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