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詩言志辨》看朱自清的文學(xué)批評研究法
論文摘要：朱白清在《詩言志辨》中，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lǐng)。從批評的角度論詩，以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法等方法厘清詩言志、比興、詩教、風(fēng)雅正變等命題。
論文關(guān)鍵詞：朱自清；詩言志辨；研究方法
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一書里，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lǐng)．從文學(xué)批評的角度論詩。在明晰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源流時．運用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等科學(xué)的方法建構(gòu)篇什。使《詩言志辨》如竹節(jié)渾融一體，屹立于中國古典文學(xué)批評史冊中。
一、征引法
在《詩言志辨》之《詩言志》篇中，朱自清先生考察《詩經(jīng)》及歷代詩論原著，爬梳秋戰(zhàn)國時的“詩言志”說，對“詩”、“志”考鏡源流。“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并不沖突．現(xiàn)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詩教”原是“溫柔敦厚”，宋人又以“無邪”為詩教，這卻不相反而相成。“比興”的解釋向來紛元定論．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lǐng)。“正變”原只論“風(fēng)雅正變”．后來卻與“文變”說聯(lián)合起來，論到詩文體的正變，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文學(xué)史”的意念。
在《獻詩陳志》一節(jié)中，朱先生首先引今文《尚書·堯典》中舜的話及鄭玄的注說明兩件事：一是詩言志．二是詩樂不分家。從而得出論題，進一步考據(jù)詩與志之關(guān)系。在文中朱先生引楊遇夫先生的觀點：志字從心，聲，寺字亦從聲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為“志”或以“寺”為“志”．音近假借耳。又據(jù)《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賦不出鄭志”的話，說“鄭志”即“鄭詩”．因而以為古“詩”“志”二文同用，故許慎徑以“志”釋“詩”。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里更進一步說道：“志”字從“”，卜辭…’作．從“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本訓(xùn)停止。……“志”從“”從“心”．本義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在心里聞先生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飽”。從這里出發(fā)。他證明了“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但是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jīng)指“懷飽”了。
分析詩與志之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后。對“言志”一詞，朱先生從《論語》鉤稽文獻。《論語》中的《公治長》篇云：顏淵，子路侍。子日：“盍各言爾志?”子路日：“愿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日：“愿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日：“愿聞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進》篇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各言其志”語更詳。兩處所記“言志”，非關(guān)修身，即關(guān)治國，可正是發(fā)抒懷抱。
在《禮記．樂記》載子夏答魏文侯問樂云：“今夫古樂……：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fā)也。今夫新樂……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fā)也。這里“語”雖在樂終．卻還不失一種“樂語”。這里所“語”的是樂意．可以見出樂以言志．歌以言志，詩以言志是傳統(tǒng)的一貫。正是通過翔實的、可信的史料，朱先生出：以樂歌相語．該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時結(jié)恩情，做戀愛用樂歌，這種情形現(xiàn)在還常常看見．那時有所諷頌，有所祈求，總之有所表示，也多用樂歌。人們生活在樂歌中。樂歌就是樂語，日常的是太平凡了．不夠鄭重，不夠強調(diào)。明白了這種“樂語”，才能明白獻詩和賦詩。
但這僅僅只是“詩言志”的第一層含義。在《詩言志》篇第四節(jié)《作詩言志》中，朱先生說：“清代袁枚也算得一個文壇革命家．論詩也以性靈為主，到了他才將“詩言志”的意義又擴展了一步，差不離和陸機的“詩緣情”并為一談。他在《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中說道：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xué)者作也。(《小倉山房文集》十九)勞人思婦都是在“言志”，這是前人不曾說過的。可是在《隨園詩話》一文里他又道：《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那么，他所謂“言志”，“言情”只是一個意義了。這是將“詩言志”的意義第三次引申．包括了“歌食、歌事”和哀樂之心朱先生由遠及近。縱向分析，將“詩言志”的本義。引申義厘清。同時這一詩學(xué)的古老命題．讓朱先生通俗簡明的話語說清了。
二、定量分析法、
“比興”是詩歌批評史上的重要術(shù)語。此二字．尤其是“興”字向無確解。朱先生對《毛傳》釋“興”諸例作精確和嚴密考析后說：“《毛傳》(興也的‘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fā)端。一是譬喻；這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是‘興’)”。“前人沒有注意‘興’的兩重義，因此纏夾不已。他們多不敢直說興是譬喻，想著那么一來便與比無別了。”他以為．所謂“比”就是“興以外的譬喻。”
在《比興》篇第一節(jié)《毛詩鄭箋釋興》中．朱自清先生對《毛詩》中有“興也”的出現(xiàn)作了統(tǒng)計：“興也”共一百十六篇．占全詩(三0五篇)百分之三十八。《國風(fēng)》一百六十篇中有興詩七十二；《小雅》七十四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篇；《頌》四十篇中只有兩篇，比較最少。《毛傳》的“興也”，通例注在首章次旬下，《關(guān)雎》篇首章云：“關(guān)關(guān)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也”便在“在河之洲”下但也有在首句或三句、四句下的。一百十六篇中，發(fā)興于首章次句下的共一百零二篇．于首章句下的共三篇。于首章三句下共八篇，于首章四句下的共二篇即《漢廣》、《桑柔》。在精確的的數(shù)字下，朱先生對《毛傳》的“興”有結(jié)論：即“興也”的“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fā)端．一是譬喻．這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是“興”
為了能有更加可靠的證據(jù)．朱先生又對“興”義進一步溯源，參考勞孝輿《春秋詩話》對《左傳》了然于心后的一番計算：《左傳》所記賦詩，見于今本的《詩經(jīng)》共五十三篇；《國風(fēng)》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頌》一。引詩共八十四篇：《國風(fēng)》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頌》十七。重見者均不計。再將兩項合計，再去其重復(fù)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國風(fēng)》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頌》十七，占全詩三分之一強．可見“詩三百”為時流行之盛之廣了賦詩各篇中《毛傳》定為興詩的二十六，引詩中二十一；兩項合計，去重復(fù)，共四十篇，占興詩全數(shù)三分之一弱。賦詩顯用喻義的九篇。有七篇興詩。引詩顯用喻義的十篇，有五篇興詩。
經(jīng)過定量分析后，朱先生舉《左傳》明言喻義而與《毛詩》相合的五篇為例對興義進行溯源
例如文公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日：“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墓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按《葛蒜·序》、《傳》云：《葛蒹》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墓，在河之滸。(興也，綿綿．長不絕之貌。水崖日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從《左傳》中的引詩與《毛詩》中比興相互關(guān)聯(lián)，朱先生得出：《毛詩》比興受到《左傳》的影響。但春秋時賦詩引詩，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對的背景下，盡管斷章取義．還是親切易曉，《毛詩》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卻沒了那背景。所以有時便令人覺得無中生有了。《鄭箋》力求系統(tǒng)化，力求泯去斷章的痕跡，但根本態(tài)度與《毛傳》同．所以也還不免無中生有的毛病。
三、以一馭萬
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的《詩教篇》與《正變篇》中分別闡述《詩》教在六藝之教中的地位，及引《詩》證《詩》教用途，考辨《詩》教的淵源，在《正變篇》中考辨鄭玄風(fēng)雅正變論以至發(fā)展為詩體正變論的縱向走勢
首先，在《六藝之教》中，朱先生提出“詩教”一詞最早來源于《禮記·經(jīng)解》，而當時鄭玄在《經(jīng)典釋文》說《詩》是六藝之教之一。同時《淮南子·泰族》篇也論六藝之教卻不同于《禮記》．但《淮南子·泰族》篇“詩風(fēng)”和“上教”含混。到西漢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將六藝分為“《詩》《書》”、“《禮》《樂》”、“《易》《春秋》”三科，又說“六學(xué)皆大，而各有所長”．可見并不特別注重詩教和《淮南子．泰族》、《經(jīng)解》篇是相同的。董仲舒承用舊式六經(jīng)的次序而分《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三科。合于傳統(tǒng)的發(fā)展．西漢今序列六藝，大致都依照傳的次第這次第的根據(jù)是六學(xué)發(fā)展的。后來古文學(xué)興，古文學(xué)根據(jù)六藝產(chǎn)生的時代重新排它們的次序。即《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的次序為《易》、《書》、《詩》、《禮》、《樂》、《春秋》。《詩經(jīng)》放在第三位。究其原因是西漢陰陽五行說極盛，漢儒本重通經(jīng)致用。這正是當時的大用．大家都偏向那個方向去況且當時整個六學(xué)也多少都和陰陽五行說牽連．竭力發(fā)揮一般的政教作用。
其次，在《著述引詩》中，朱自清先生開篇說：言語引《詩》，春秋時始見，《左傳》里記載極多，私家著述從《論語》創(chuàng)始；著述引《詩》，也是從《論語》起始。以后《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詩》，而《茍子》引《詩》獨多。《茍子》引《詩》常在一段議論之后，作證斷之用，也比前人一貫。茍子影響漢儒最大．漢儒著述里引《詩》也是學(xué)他的樣子，漢人的《詩》教，他該算是開山祖師。接著漢人著述引《詩》，當推劉向為最。而劉向的用意無非要“使為法者章顯，為戒者著明”。再次，是阮元著述引《詩》宣揚德教，而且阮元只概括地舉出“言行”．然而其他論著引《詩》為宣揚德教。朱自清先生概括為引《詩》也是斷章取義的作證，引《詩》可以說明人事如德教、政治、學(xué)養(yǎng)也有論天道，更有引《詩》以述史事，明制度，記風(fēng)俗，明天
第三，《正變篇》由考辨鄭玄風(fēng)雅正變論引到用其解詩次及評詩、作詩再到論“文”。按朱自清先生的理解：“風(fēng)雅正變”是解鄭玄《詩譜序》，說第一審樂知政，第二是知人論世．第三是美刺，最后是變風(fēng)變雅。而變風(fēng)變雅的原義，是孔穎達《詩大序疏》中的“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變’就是達于事變”而風(fēng)雅正變的首創(chuàng)者鄭玄綜合審樂知政，知人論世，美刺．變風(fēng)變雅來組成詩論系統(tǒng)。但此詩論系統(tǒng)的支柱“正變”說未能圓滿完成。且“風(fēng)雅正經(jīng)”和“變風(fēng)變雅”無確切的區(qū)分。為此朱先生依據(jù)《說文解字》、《淮南子．汜論》、《易．系辭傳》《漢書．天文志》等著作中分析得到詩的正變在乎所美刺的政教．“風(fēng)雅正經(jīng)”固然“為法者彰顯”，“變風(fēng)變雅”也“為戒者著明”綜上所述，朱自清先生之《詩言志辨》，以文學(xué)批評的角度論述詩學(xué)。運用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法等方法來架構(gòu)文本。以大量翔實的史料論證“詩言志”。為中國古典文學(xué)批評史添一瑰寶。予后學(xué)之人以啟迪．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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