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外語能力的培養
摘要：我國的外語教育面臨著社會的需求和學生的要求，因此培養能勝任對外交流，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才，以滿足我國科技、經濟和文化等發展的需要，提出把原先以培養學生單一的閱讀能力為重點轉變到全面發展學生的聽、說、讀和寫能力，切實提高學生的綜合外語能力是十分必要的。關鍵詞：外語能力 語言能力 交際能力 跨文化交際能力
一、外語能力的界定
(一)語言能力
喬姆斯基(Chomsky)語言能力觀在語言學研究中影響甚廣。語言理論的中心任務是解釋語言能力，為了便于研究，他將語言能力理想化，將它定義為理想化的說／聽者關于語言的潛在知識。喬姆斯基在其著作《句法理論要略}(1965)中明確指出：
1．“語言理論主要涉及理想說／聽者，在完全同質的言語社團里理想說／聽者完全知道其語言，在語言實際運用中應用語言知識時不受與語法無關的條件諸如記憶限度、干擾、注意與興趣的轉變、(雜亂或有特點的)誤差等的影響。”
2．“因此我們從根本上區分語言能力(說／聽者的語言知識)和語言運用，即具體情況下語言的實際運用。”從喬氏的論述可以看出他把知識和運用截然分開。此外，喬氏(Chomsky，1975，1980)在后來的著作中把知識(語言能力)與運用知識的能力分開，他認為從理論上講人有可能具有語言知識的認知結構而沒有使用該結構的能力，知識處于比能力更抽象的層次。他進而指出知道語言等于處于一種心理狀態，處于這種心理狀態等于具有某種由規則和原則構成的心理結構。他把知識描寫成一種“穩定的狀態”或“獲得的狀態”，又把語言知識與語法知識等同起來，語言能力即語法知識。喬氏還認為語言能力的發展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語言間具有普遍性。他認為存在普遍語法，由一套適合所有語法的通用原則和參數構成。語法又分為核心語法和周邊語法，兒童的語言習得主要是由于普遍語法受環境的激發發展成成人的語言知識，同時兒童還得學會不遵循普遍語法的周邊語言內容。
總之，喬姆斯基認為，語言能力是某種比語言本身抽象的知識狀態，是一套原則系統、一種知識體系，并非一種處事的能力，甚至也不是一種組織句子和理解句子的能力。他的語言能力是指一個理想的操本族語者內在化了的語法規則。
(二)交際能力與跨文化交際能力
2O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Hymes)在《論交際功能》中提出了交際能力這一概念。他認為，一個學語言的人，他的語言能力不僅指他能否造出符合語法的句子，而且還要看他是否懂得在什么時候該說，在什么時候不該說，在什么時候對誰用什么方式講什么話，即交際能力不僅包括懂得語法規則，還必須包括實際使用語言的能力。海姆斯提出的交際能力包括四個參數：語法性，適合性，得體性和現實性。語法性相當于語言能力，適合性也就是可接受性，得體性指語言恰當得體，現實性指語言的確是現實生活中使用的。20世紀90年代應用語言學家巴克曼和帕爾默(BachmanandPalmer)提出了外語交際能力的概念，他們認為外語交際能力主要由語言知識和策略能力這兩大部分組成。其中語言知識包括結構知識和語用知識。策略能力包括目標確定能力、估計衡量能力和策劃實施能力。概念的核心如何運用交際能力完成交際任務。交際能力可以指母語交際，也可以指外語交際。海姆斯交際能力的核心是語言運用的適當性，語言的運用要適合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語言運用適當與否，不是由語言本身決定的，而是由該語言的特定文化社團所決定的。而與母語交際不同的是，外語交際的雙方往往存在著文化差異，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交際規則。當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交際時，就需要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跨文化交際是一種廣泛而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是一種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們與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們進行交際的具體活動。跨文化交際能力包括三個部分：
1．文化差異的敏感性：每種語言的文化背景都是不相同的，而這種不同又可分為表層上的差異和深層上的差異。表層差異包括語言、飲食、穿著等。深層差異包括觀念、價值、交際規則等。文化表層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深層上的差異的感覺并不是明顯的。
2．對文化差異的寬容性：培養對文化差異的寬容性是一個復雜而困難的過程。要從觀念上認識文化同語言一樣是沒有優劣之分。只有樹立正確的觀念，我們才能在行為上表現出對異國文化的理解和寬容。
3．處理跨文化差異的靈活性：交際者能夠根據雙方文化背景，靈活地調整自己的交際行為，使交際取得預期成果并能夠處理由文化差異而引起的交際沖突。
綜上所述，外語能力可以分解成為語言能力和外語交際能力兩部分。外語能力的表現就是如何在交際場合中正確運用和發揮自己的語言能力，成功地完成交際任務。
二、外語能力培養的影響因素
1．外語政策
外語政策是一個國家外語教育的引航員，指導這個國家的外語語種的選擇、外語教育發展的規模，以及外語教學方法等等。Masuhara(1998)認為，國家教育政策與社會政治需求、市場囚素和國家的經費、資源等因素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外語政策，首先要服務于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需要。除此以外，國力即教育資源的多少、學生原有水平的高低、語言學習規律等因素也決定著外語教育政策。
2．社會需要
外語政策總是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尤其是外交政策。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后，我國對外語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對外交流已經遍布了整個社會，擴大到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國外技術、資金的引進，以及一些跨國公司和外資公司的建立，不僅需要外語人才的崗位越來越多，而且對聽說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需求刺激了供給。在這些外界因素的激勵下，一些學生逐漸不再滿足校內的外語課程，開始自學或是參加社會上的外語培訓班。
我國的外語教育面臨著社會的需求和學生的要求，因此培養能勝任對外交流，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才，以滿足我國科技、經濟和文化等發展的需要，提出把原先以培養學生單一的閱讀能力為重點轉變到全面發展學生的聽、說、讀和寫能力沏實提高學生的綜合外語能力是十分必要的。當然我們也應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經濟和文化發展不平衡，社會對外語的需求，對能力的需求在地區之間差別很大。
3．教育資源
教育也要講效益。如果把社會看做是一個有機體，那么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僅有消耗，還有損耗和浪費[51。畢竟我國還處于發展中階段，國家投入的教育資金還是有限的。而外語教育要求的基礎設施費用相對較高，因此在外語教學投入時要盡量節約，避免浪費。要做到充分合理地使用現有的外語教育資源。
4．學生外語水平和學習目的的差異
不同的學生在外語學習上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如原有外語水平的差異，語言認知方式的差異和語言實際運用能力的差異。而且不同的學生具有不同的外語學習目的。教師設計不同層次的差異性教學目標，實施分層遞進異步教學，有針對性地實施對不同類別學生的外語能力進行培養，給每位學生提供適合于他們的教學，以使每個學生都能在原有的能力基礎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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