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中的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

時間：2024-06-03 04:22:07 哲學畢業論文

比較文學中的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

【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作為科學、客觀方法的實證是與純屬精神活動的審美批評相對立的。其實，實證方法絕不是純然地只關注事實的求證而排斥審美的批評方法，實證過程就包孕著一定的審美批評成分。同樣，真正的審美批評又是包含著實證精神的批評。缺乏實證的審美只能使批評滑入主觀臆斷的泥潭，從而使研究失去扎實穩健的可信度。對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關系的片面理解，與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關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觀念的劃分與看法不無關系。

法國實證主義哲學的創立者孔德在其《實證哲學教程》中鮮明地提出，哲學的基點就是“實證”，即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從本質上說，就是以“確鑿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確實的穩定關系為基礎”，“強調事實，強調對事實的觀察分析，強調尋找事物的變化規律，強調發現同類事物的共性” ① 。這種實證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對此后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不僅對比較文學這一學科的興起與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也成為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們一提到法國比較文學，首先想到的便是實證方法。其次，實證方法不再僅僅為法國文學研究所獨有，而是成為超越國界的一切學術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嚴格的國別概念，而是體現一種空間性或區域性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方法論的屬性概念” ② 。

就比較文學而言，實證能夠成為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實證主義傳統的影響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眾多學者對以往文學比較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比較文學學科理性認知的結果。法國學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貝格在《比較文學:名稱與實質》的著名論文中，對他之前150年里人們對文學“比較什么” 和“如何比較”的問題提出了質疑。他明確指出:“僅僅對兩個不同的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一些主觀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斷的明晰性。”這種比較不過是“那種沒有價值的對比”，是“那些隱約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間進行對比的故弄玄虛的游戲” ③ 。用今天的話說，他堅決反對把比較文學變為不同文學作品之間無原則的瞎比，更反對不同文學作品之間進行空泛的無來由的所謂審美分析。為了使比較文學不致陷入不著邊際的空談，巴登斯貝格開始身體力行地進行歐洲各國文學之間淵源與影響的實證性考察，認為只有這種對細微跡象的實證考察，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獲得的切合實際的結論，才能把比較文學整頓為一門科學的、符合文學史的最嚴格的要求的學科。這一做法為此后諸多法國學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確提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④ ，并把精細和準確的考證規定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堅信如果沒有這種精細的考證，比較文學便只能給人們一些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梵·第根所以持比較文學屬于文學史的分支的觀點，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的毛病外，還基于下面這樣的考慮:“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長一個國家的文學史所獲得的結果，將這些結果和別的諸國家的文學史家們所獲得的結果聯在一起，于是這各種影響的復雜的網絡，便組成了一個獨立的領域，它絕對不想去代替各種本國的文學史:它只補充那些本國的文學史并把它們聯合在一起。同時，它在它們之間以及它們之上，紡織成一個更普遍的文學史的網。” ⑤ 伽列也強調“并非隨便什么事物，隨便什么時間地點都可以拿來比較”，如果僅把相似的東西羅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虛構的、空洞的對比，而不是從文學作品本身去尋求它的發展過程與發展規律。他宣稱，比較文學重在研究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間“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不是文學的比較” ⑥ 。基亞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比較文學是國際間的文學關系史” ⑦ 的著名觀點。上述認識決定了法國學者對實證方法的看重。

客觀地說，法國比較文學有其自身無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國學者在實證方法的引導下對比較文學學科體系的完備與規范上所做出的扎實穩健的種種努力，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科學嚴謹的學風，于比較文學的規范發展貢獻巨大。難怪美國學者勃洛克不無感慨地說，沒有巴登斯貝格、梵·第根、阿扎爾與伽列這些“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在半個多世紀內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會有叫‘比較文學’的一門學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較文學研究近年來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蓬勃發展” ⑧ 。

然而，正是這種實證方法，又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早在20世紀初，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就對實證方法提出過質疑，認為“每件藝術作品是件獨特而個別的結構，是精神的表達，因此是一種創造，而不是一種模仿” ⑨ 。假如企圖用事實聯系來說明影響，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緣，因此他倡導價值的判斷，而不是讓作品淹沒在淵源和影響的簡單歷史綜合之中。20世紀50年代末期，實證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國著名學者韋勒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尖銳批評。韋勒克在那篇被稱為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宣言書的《比較文學的危機》的著名報告中，把法國學派運用的實證方法列為比較文學出現持久危機的三大癥狀之一加以痛斥，認為有必要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重新探討。之后，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性質》和《今日之比較文學》兩篇文章中強調指出，他的文章“所針對的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方法” ⑩ 。那么，韋勒克何以對實證方法如此深惡痛絕呢?韋勒克認為，法國學者“把陳舊過時的方法論包袱強加于比較文學研究，并壓上十九世紀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歷史相對主義的重荷”，這樣，比較文學“只能研究淵源與影響、原因與結果，而無法從總體上研究單獨一部藝術作品” 11 ，這種方法除了可能說明一個作家熟悉和閱讀過另一個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看來，“藝術作品不只是淵源和影響的總和，它是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從別處衍生出來的原材料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東西，而是與新的結構融為一體了” 12 ，“真正的文學研究所關心的不是毫無生氣的事實，而是標準和質量” 13 。如果把比較文學局限于研究兩國文學之間的“貿易交往”，“使比較文學變得僅僅注意研究外部情況”，那么比較文學只能成為“研究國外淵源和作家聲譽的附屬學科而已” 14 。原來，韋勒克所以對實證方法深為不滿，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學研究引向了對文學外部的研究，而對文學外部的研究則偏離了文學的審美批評原則，從而造成無視或排斥文學價值判斷與美學分析的結果。這位新批評派理論家為了將比較文學研究導向“文學性”的內部研究，也為了打破法國學派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不惜把實證方法擺到了與審美批評截然對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顯然在這一點上，韋勒克的觀點與克羅齊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韋勒克的批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研究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精神交往與相互關系，并不能說明審美批評的缺席，更不意味著對 “文學性”的忽視。對“文學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審視。韋勒克的新批評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輕、貶低了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暴露了不應有的狹隘與偏見。

那么，以實證為圭臬的法國學派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資料考據、事實聯系和因果關系，而完全忽視或根本不講審美批評嗎?換言之，作為一種科學的、客觀的實證方法與純屬精神現象的審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嗎?

歷史地看，我們注意到，法國學者們從未反對或排斥過文學研究中的審美介入。被同時譽為法國“比較文學之父”的維爾曼和安培，都十分關注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和對美的本質的研究。安培就認為，“文學科學”是由文學哲學與文學歷史兩個部分構成，它既要把“文學提高到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范疇的水平”，又要“對作品的美發表意見”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織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和浪漫主義三種不同的傾向。他“一方面是理論上倡導實證批評，追尋一種‘文學的科學’，旨在為‘精神的自然史 ’服務;另一方面，其具體的批評實踐，則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強調一種‘趣味’批評和歷史批評，他要去探尋‘天才的火花’，‘詩人的精髓 ’” 16 。瑞士比較文學專家弗朗西斯·約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紀，比較文學既成為學術上的一門學科，又是一種批評的體系，這多半是由現代批評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認的” 17 。法國文藝批評泰斗丹納在《藝術哲學》中申明他“從事實出發”、“不提出教訓而尋求規律、證明規律”的主張，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種族、環境和時代” 來匡定文學發展的動因，這些無疑都是典型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表現出了鮮明的“惟事實主義”和“惟科學主義”的特征，但同時他又注重時代精神的探尋，輝映著黑格爾的歷史觀與美學觀的星光 18 。文學史家朗松在其《科學精神與文學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學研究方法論上，要堅持“客觀的求知精神”，“服從事實的立場”;而在《文學與科學》一文中又明確指出，在批評原則上，不能把文學與科學混為一談，否則就等于把文學分解為生理學、心理學或社會學來運用，這是不足取的。總之，上述學者“學術思維的雙重性，不僅是法國現代文學批評，同時也是比較文學研究興起與形成時期理論與實踐樣態上突出的標識” 19 。

當然，20世紀30年代法國學派理論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論表述，似乎讓人們感覺到了他對文學審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較’這兩個宇應該擺脫全部美學的涵義，而取得一個科學的涵義”。這反映了他的實證主義傾向和立場。這也正是美國學派指責、抨擊法國學派實證主義的最確鑿的“罪狀”。但是，梵·第根又接著說:“比較文學的性質，正如一切歷史科學的性質一樣，是把盡可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是擴大認識的基礎，以便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 20 請注意，梵·第根在這里同樣講得很清楚，比較文學研究并不止于“把盡可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一起”，也不僅僅是“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而是在這一過程中還要“充分地”將“采納在一起”的“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既然研究者在盡可能多地收集、考證、鑒別、歸納和梳理事實的過程中還要“解釋”，就必然會有所取舍，必然帶有不容懷疑的判斷和價值取向，必然關注作為“終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過濾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新生點”、“創造性叛逆”及其意義和價值，怎么可能會“擺脫全部美學涵義”呢?也許，梵·第根“擺脫全部美學涵義”的表述過于極端，卻也正說明了他擔心比較文學陷入混亂的無邊界的狀態及其對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科學性、公正性的維護的初衷。稍后的伽列雖然也強調比較文學“主要不評定作品的原有價值，而是側重于每個民族、每個作家所借鑒的種種發展演變” 21 ，但是他在用語上顯然非常慎重，“主要”和“側重”所強調的都只是研究重點，而并不能說明是對審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為對“作家所借鑒的種種發展演變” 的揭示，例如對影響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藝術手法、表現技巧等的淵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審美分析與價值判斷。對此，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馬克已敏銳地洞見到許多法國學者的比較研究中處處可見微妙的、有見地的精美篇章，“顯示了對文學作品美學價值的直覺的洞察力”，而且這種“清晰的、吸引人的風格具有一種藝術的魅力”，“正是美國同行們有時似乎缺少的東西” 22 。勃洛克也認為，阿扎爾的鴻篇巨著《十八世紀歐洲思潮》、《從孟德斯鳩到萊辛》等至今仍是比較文學的經典著作，因為它們“對于文學價值，表現了同樣的敏感性”，“為我們指出了比較文學的一種可能形式” 23 。這些都證明了審美因素在法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紀60年代后期，法國學者更注意強調了實證研究中的文學批評和美學鑒賞。這一發展趨勢既是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彼此對話、相互補充的結果，同時也是其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較不是理由》（1963），被美國學者認為是在一場學術論爭的暴風雨過去后象征著學術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確地提出比較文學要將“歷史方法與批評精神結合起來”，“案卷研究與文本闡釋結合起來”，“社會學家的審慎與美學家的大膽結合起來”，從而最終“賦予我們的學科以一種有價值的課題和一些恰當的方法” 24 。這三個“結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實證與審美批評缺一不可的關系。布呂奈爾等著的《什么是比較文學》（1983）也認為:“比較文學是從歷史、批評和哲學的角度，對不同語言間或不同文化間的文學現象進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條理性和區別性的對比和綜合性的說明，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作為人類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學。” 25 這部學術專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更具有開放性和寬容性，它廣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可見，法國比較文學并非一味地只關注事實的求證而不講批評;它所倡導的實證方法是幾代學者理性探索后所達成的共識，于比較文學研究有其內在的學理價值，絕不會隨時代的前進、學科的發展而時過境遷。

以審美批評為特色的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實證的事實，也反證了法國學派與審美批評并非水火不容的關系。美國學派是在法國學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對法國學派研究領域的拓展。它認為，比較文學既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同時又可以將文學同人類其他表現領域進行比較。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中，既包括了無影響關系的平行比較研究，又含有影響關系的比較研究。平行比較研究要求確立平行比較對象之間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這個可比性有時是顯而易見的，有時則隱藏在事物的內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審美比較便失去了依據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觀臆斷的泥潭。因此要找尋可比性事實的存在，實證精神和方法就無法缺席，這種實證的精神和方法突出體現在對比較雙方差異背后的共性事實的令人信服的發現和挖掘上。在文學與諸如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跨學科研究中，依然離不開確鑿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確實的關系這個基礎。我們無法想象，不找尋文學與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學科之間的聯系事實，這種跨學科研究將何以展開?審美批評的基礎將何以建立?可見，在平行比較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中，同樣要求事實說話，強調對研究對象共有事實的觀察分析，強調尋找事物的變化規律，強調發現同類事物的共性，這一切都離不開實證的方法。事實上，一切文學研究乃至學術研究都離不開實證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說，“美學的一切都要從確鑿的研究那兒獲得” 26 。因此，審美批評作為一種批評方法，也必然是包含著實證精神的批評。

就國內而言，長期以來，我們由于過度強調了法國學派的實證和美國學派的審美的差別，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視法國學派比較研究中的審美因素與美國學派比較研究中的實證因素的實際存在。這種情況的產生，從更深的層面上說，與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關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觀念的劃分與理解不無關系。眾所周知，文學研究一向被劃分為“文學史”、“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三個不同的主要領域。尤其是其中“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劃分，對于我們理解這兩個領域的不同性質與任務，無疑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但也毋庸諱言，這種劃分在具體實踐中所產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視的。其突出表現就是實際上造成了不少人對“ 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互不關涉的誤解。這種誤解和模糊認識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國內不少文學史著作和教材的寫作模式，致使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單向度的作家作品與思潮流派的簡單羅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批評精神的缺失。這大概是目前國內文學史著述雖然多如牛毛卻少有個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作為被劃入“文學史的分支”的法國比較文學，就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缺乏審美批評的學派。這種認識是有害的。事實上，大凡優秀的文學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與思潮流派的簡單羅列和介紹，同樣貫注著鮮明的審美批評的原則。夏志清寫于上世紀50年代的頗具比較文學視野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說史寫作盡管在某些方面我們不能茍同，但其中因包孕著鮮明深刻的審美批評成分而顯得生機勃勃，別具一格。他將優美作品的發現和評審視作文學史寫作實踐的一大要務，從而突破了“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之間人為的樊籬，難怪有學者稱他的文學史寫作“是一種文體上的創新” 27 。其實，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就曾對“文學史”與“審美批評”兩者的密切關系從理論上給予過充分肯定，甚至認為“文學史和藝術批評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界線”，“即使是文學史中最簡單的問題也需要判斷的行為”，“不確定篩選的原則、不在典型化和評價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寫成文學史” 28 。他還指出，在文學研究中，理論、批評和歷史必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闡釋和評價文學作品的中心任務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這位如此通明的學者，卻對作為文學史分支的法國比較文學的實證方法作出了那樣絕對的苛刻的責難，這不能不說是他自身觀點的矛盾性顯現。這也是他的文章在當時受到眾多歐美學者贊譽時又同樣遭到不少學者批評的原因之一吧。筆者認為，就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而言，我們無須斤斤計較或糾纏于它的文學史分支或文學研究的性質和身份，只要它的結論有益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有益于拓展對文學作品自身主動影響或接受影響的事實及其特點的認識，就是有價值的研究。

當下，我們重提比較文學研究中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的話題，就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對審美批評的過度偏重造成了對實證的某種輕視。結果，實證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無據、信口開河的混亂事實，也是造成當下被稱為X+Y式的或阿狗與阿貓式的瞎比亂比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敗壞了比較文學的聲譽。陳思和先生曾舉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較文學教材里的一段話為例，指出實證空疏所帶來的弊病。他認為其中“關于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被接受的論述幾乎每一句話都需要仔細商榷”，因為“既然創造社成員是以感傷情緒來取舍外國文學，為何不喜歡感傷小說《新愛洛綺絲》而喜歡憤世嫉俗的《懺悔錄》?創造社成員何時何地說過對《浮士德》時代的歌德不感興趣?如果真是這樣，郭沫若為何后來翻譯這部文學名著?他們選擇介紹雪萊是否就意味著拒絕拜倫?他們什么時候表示過對雨果不感興趣?如果不感興趣為什么王獨清要自稱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認為，如果沒有第一手資料來證實，以不經過考核的結論為前提，然后推斷出不負責任的證據的方法是站不住腳的。可見，缺乏實證的文學史和審美批評勢必偏離事實并使批評導向主觀臆斷性，從而使話語和結論失去扎實穩健的可信度。我們強調、提倡實證，并非是要把文學等同于科學，而是因為它體現出了一種科學求真的精神與嚴謹務實的學風。這種科學求真的精神與嚴謹務實的學風是一切學術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這種精神與學風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這一點，在后現代主義思潮顛覆、解構科學和理性的語境下更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

總之，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一切學術研究，雖然重點各異，方法有別，但都存在著實證與批評交融的研究格局:實證中有批評，批評中含實證。過分強調一端而忽視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注釋

①轉引自羅等:《法國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頁。

②161819曹順慶等:《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143-144、130、125、13l頁。

③⑤⑥⑦⑧⑩11 12 13 14 23 24 26 28 29轉引自干永昌等編選:《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3、55、42-43、79、191、164、 122-123、125、131、124、190、102—103、108、131、132頁。

④20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02、17頁。

⑨轉引自布魯克斯:《西洋文學批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0頁。

15羅杰·法約爾:《法國文學評論史》，懷宇譯，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頁。

17弗朗西斯·約斯特:《比較文學導論》，廖鴻鈞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21 22轉引自《比較文學研究資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8頁。

25布呂奈爾等:《什么是比較文學》，葛雷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笫229頁。

27劉鋒杰:《想像張愛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