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岱年先生早年的兩篇書評淺談其哲學史方法論論文
中國哲學史研究是張岱年先生的主要學術領域之一。順此,哲學史方法論就成為其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他的哲學史方法論的最為顯著之成果,在其早年有《中國哲學大綱?自序》里的相關討論,在其晚年則有專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的問世。對于此二者,學界已多有關注。然而,寫作《中國哲學大綱》之前,張岱年先生為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所撰的兩篇書評,由于沒有收人《張岱年全集》,加之刊發于不太容易獲取的民國時期的報刊,所以很少納人學人的研究視野;但是,這兩篇書評中蘊含的哲學史方法論卻不乏真知灼見,有些觀念甚至為張先生一生所秉持,而且對當今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也仍很具啟發意義。
1931年2月,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針對此書,張岱年先生撰《評馮著〈中國哲學史〉》(以下簡稱“書評一”),載于1932年11月上海新月書店發行的《新月月刊》第4卷第5號之“書報春秋”欄目,署名“張岱年”。1934年9月,馮著《中國哲學史》上下卷一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先生又作《馮著〈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和讀法》(以下簡稱“書評二”),分上、下篇分別載于1935年4月27日、5月4日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出版周刊》新126號、新127號之“讀書指導”欄目,署名“張季同"。這兩篇書評,在對馮著的評價中,展示了張岱年先生的哲學史方法論。發掘這些內容,有利于更為完整地認識張先生的學術貢獻及其思想發展歷程。
(一)在鑒別史料和詮釋討論上要謹嚴
針對馮著《中國哲學史》神州國光社上卷本,張先生評論道,它“至少有四點是旁的中國哲學史所不及的”,其中第一點就是“謹嚴”。在其后對馮著之商務印書館兩卷本的評價中,張氏亦稱贊其“謹嚴”。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謹嚴”即是他提倡的撰寫中國哲學史時必須遵守的一個基本原則,無論“在鑒別(或選擇)史料上”還是“在詮釋討論上”都不能違背。張先生具體指出,馮著《中國哲學史》在選料上之“謹嚴”,體現在厘定《墨經》《老子》的時代、講孔子以《論語》為據、將《易傳》視為戰國秦漢之際的書籍、證明《中庸》實成自時代不同的兩部分等多個方面;在詮釋討論上,馮著更是“證據到什么程度,就說到什么程度,不肯作超乎恰當程度的斷語"。而這在張先生看來是敘述中國哲學史時需要秉承的“精神”(張岱年語)。
(二)領會古代思想之精旨,既要深觀,又要客觀
在“書評一”中,“深觀”與“不偏”(張氏亦稱之為“客觀”)被視為馮著的兩個各自獨立的特點。在“書評二”中,張岱年先生則把二者合并為一條,認為馮著“最能客觀,且最能深觀"。從張先生的文意看,“客觀”和“深觀”還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也就是說,做到客觀才能深觀,反之,做到深觀才能客觀,合之則兩成,分之則兩失。所謂“深觀”,即“下過一番深求窮討的苦工夫”,“實在領會古代思想之精旨,透察了諸子哲學之隱微,不誣古亦不附會,實見了古代哲學之‘全’,而能用清楚明澈的話,如其實的描述出來”,“用同情的態度,把古哲學家的思想再思想一過,因得探其精髓,會其幽微”。張先生還用太史公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來解釋“深觀”。所謂“客觀”,即“對于各派都無偏倚”,“完全拋棄了一切觀點,而用各家本來的觀點來講"。
(三)整理哲學家思想的條理系統及其邏輯層次崳
中國哲學典籍,多為對話體、注疏體,所以在形式上是看不出什么條理系統的。針對學界多謂中國崳娬苧無系統的情況,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上卷中明確宣稱:“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崳娡,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崳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張岱年先生對馮氏此說及其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對此說的貫徹深表贊賞:“馮崳娤壬對于哲學思想的條理系統的注意,可說已到了家。看他講任何一家的學說,都不是一堆一片,而是崳娨惶滓淮。”?他進而指出,做這項工作首先要求對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加一番清理工夫,尋出其中心觀念崳娂捌涮趵礪狀,然后才能顯示其思想系統。此外,整理條理系統還須結合另外兩項工作:其一,與“深崳姽“的哲學史方法關聯起來,非"深觀”不能使實質的系統“顯然”;其二,不僅要顯見整個條理系統,而且崳娨顯見該系統的層次,否則是難以了解一家學說之要髓的。
由于不是專門討論哲學史方法論的文章,張岱年先生早年的這兩篇書評所展現的哲學史方法論并崳姴幌低場５從上文的總結可以看出,其中卻的確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
為他此后系統的哲學史方法論的闡發奠定了基礎。張先生的名著《中國哲學大綱》“是一九三五年崳娍始撰寫的,一九三七年完成初稿"亦即,該書是在他發表“書評二”的同年開始撰寫的。由此不難推斷,崳娬裴紡晗壬是為掌握研究現狀而閱讀和評價馮著《中國哲學史》以及其他相關著述的。正是在對其前的中崳姽哲學史著述之優缺點的分析中,張先生萌發了初步的哲學史方法論。在此基礎上,其《中國哲學大綱》提崳姵雋私銜系統的哲學史研究方法,包括“審其基本傾向”、“析其辭命意謂”、“察其條理系統”和“辨其發展崳娫戳”四個方面,對其中一些細節的討論上,也頗具方法論意識,如說“求中國哲學系統,又最忌以西洋哲學崳姷哪Ｊ嚼刺,而應常細心考察中國哲學之固有脈絡”。又,基于“書評一”萌生的對“哲學史論”的重視,張崳娤壬此后不斷深化對該問題的思考,寫作《中國哲學中之方法論》、《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范圍》(1957年)、崳姟堵壑泄哲學史研究中的理論分析方法》(1980年)、《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范囤、對象和任務》(1980年)等系崳娏新畚,1982年更是出版了系統講述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專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書里的很崳姸喙鄣閿繞涫墻檣“整理史料的方法”的第七、八兩章則一度成為各高校中國哲學專業研究生“中國哲學史崳娛妨涎”課程的最基本的參考,此中某些哲學史方法論亦可在他早年的兩篇書評里找到源頭。崳
總之,閱讀馮著《中國哲學史》,激發了張岱年先生對哲學史方法論的思考。這些思考不僅促成了崳姶撕笳畔壬對哲學史方法論的繼續探究,而且反過來直接作用于馮友蘭先生對其《中國哲學史》的修改崳娡晟啤Ｊ敝鐐砟,張岱年先生稱,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他與馮友蘭先生是同調。從二人在此領域的崳娤嗷ビ跋煒,此話是符合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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