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轉型時期權力腐朽的倫理思考

時間：2024-05-27 13:32:59 論文范文

淺談轉型時期權力腐朽的倫理思考

　　論文關健詞:個體道德社會道德權力腐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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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從倫理學角度分析，權力腐效產生的主現因素就是個體道德、人性變異所引起的對利益的饑渴追求，客觀因素就是社會道德價值多元化給腐效分子提供了滋長腐朽行為的土壤。從倫理學上反腐，一方面要從個體道德“內”部防腐;另一方面則要從社會道德“外”部反腐。

　　腐朽問題說到底是個倫理問題，既然是倫理問題，腐朽的發生和發展必然滲透著倫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因此，筆者想從倫理學角度來對權力腐朽作些思考。為了探討的方便，筆者想著重從社會道德和個體道德兩個層面同時對權力腐朽的原因和反腐措施進行探索，并把反權力腐朽的倫理措施作為本文的重點。

　　一、轉型時期權力腐朽產生的倫理分析

　　任何腐朽的產生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即主觀上一定有進行腐朽的動機;客觀上社會已經為腐朽創造了必要條件。從倫理學上分析，權力腐朽產生的主觀條件是官員個體道德人性變異，有了權力腐朽的動機;客觀條件是整個社會道德已經具備了容忍權力腐朽存在的道德環境。下面從這兩方面對權力腐朽的形成作進一步探討。

　　(一)從個體道德層面看，社會轉型時期要注意人性變異(包括善惡互變和人性回歸兩方面內容)與腐朽動機產生的因果聯系

　　從人性善惡互變的角度看，作為社會的人都具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人性便是善惡的統一體。在通常情況下，人的“善”顯于外，容易被覺察，呈“顯”性;而人的“惡”藏于內，很難被發現，呈“隱”性。生活中的人往往是善于隱“惡”顯“善”的，這是他與社會和諧相處的最根本原因。但在特定情況下，也會顯“惡”隱“善”，這就是所謂的“善惡互變”。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行為選擇都受動機的支配，動機的變化影響行為選擇的變化。而動機起碼要受來自兩方面因素的影響或干擾:一是主觀的，如行為主體的文化素質，心理素質等;二是客觀的，如社會環境，物質生活條件等。這就決定了人們價值行為選擇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人們在某一時期或許會選擇“善”行，在另一時期或許就會選擇“惡”行。人們到底選擇哪種價值行為，這就要看影響行為主體動機的主客觀因素的矛盾運動了。一個人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必然會與權力相結合，社會地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而權力對人具有巨大的誘惑力。在權力面前，領導干部如不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沒有健康的情感和堅強的意志，就極有可能導致“人性變異”，產生邪惡的動機，摒棄“善”行，選擇“惡”行，即顯“惡”隱“善”，從而滑向腐朽。

　　人性變異的另一方面便是人性回歸。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在政治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在經濟上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利益取向上片面強調國家集體利益，認為這才是最大的“善”，忽視經濟建設和正當的個人利益。在這種錯誤方針引導下，部分領導人對社會主義沒有形成科學的認識，認為貧窮才是社會主義(“善”)，于是宣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善”)，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惡”)。象商品、金錢、自由、民主、人格等對于人性中最基本的需要，既使人們非常神往，也認為是“惡”，只能無條件地被壓抑，人性處于扭曲狀態。進人轉型期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金錢、商品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與此同時，人們的精神和人性的各方面也獲得了大解放，人性開始“回歸”。主要表現在:人們對權威政治的摒棄;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娛樂和休閑的追求;對個性發展的尊重等等。這樣人性的有些方面完全可以不必掩飾了，曾經被視為“惡”的東西，也可“明目張膽”地追求了。由于人性追求中的饑渴現象，社會利益單元也相應地由國家和集體轉移到家庭和個人。這樣一來，人性的非善良部分也隨之迅速地惡性膨脹，造成部分人物欲橫流。體現在:有的人動搖了信仰、信念和做人的最基本準則，有的人極力尋求感性刺激，于是縹賭、偷盜、兇殺、吸毒等丑惡現象不斷涌現。這種惡性膨脹，如果與權力相結合，就有可能誘發權力腐朽的動機，產生腐朽的行為。

　　(二)從社會道德層面看，要看到社會轉型時期形成的多元化的無主導倫理價值傾向與權力腐朽產生的聯系

　　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道德終歸為經濟所決定并隨經濟的變化而變化。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社會利益也隨之多元化。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倫理價值也處于新舊交替中:一方面舊的道德體系已經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道德體系尚未形成并占主導地位，整個社會道德面臨一個多元化的無主導倫理價值的轉型期。在這種轉型期，道德說教的力量很難戰勝人們改善自身生活現狀的強烈欲望，于是人們的價值取向發生偏斜，道德質量下降，道德約束顯得蒼白無力。目前我國這種多元化的無主導價值傾向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社會道德環境及氛圍極度惡化。主要表現在:(t)拜金主義泛濫，公共利益觀念淡漠;(2)道德的規范作用弱化;(3)社會道德觀念淡薄;(4)道德評價標準多元化。這種道德現狀為權力腐朽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環境，給腐朽的滋生提供了溫床。.這是因為:其一，拜金主義(即“貨幣拜物教”)泛濫，致使金錢的本來價值發生扭曲，具體表現為金錢交易關系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全面泛化，人際關系隨之商品化。如果拜金主義向權力滲透，勢必會造成權力對社會的掠奪，這樣權力就會成為索取資源的工具，這必然導致官員道德淪喪，引起權力腐朽的發生。其二，道德的規范作用弱化，也為權力腐朽創造了條件。因為一旦道德規范作用減弱，那么它對權力主體的外在約束力和外在導向功能也將隨之弱化，這使權力主體容易忽視自己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喪失道德良心，從而走向腐朽之路。其三，社會道德觀念淡薄，人們便會把權力腐朽看成司空見慣、事不關己的現象，從而導致道德的譴責力度下降，人們對腐朽的容忍度上升，無形中助長了腐朽行為。最后，如果道德評價多元化，那么人們對權力主體進行評價時往往會與個人私利掛鉤，用情感、心理等因素取代道德評價標準，從而產生這樣一種錯覺:.只要對自己好，為自己辦過“事”就是“好”人，否則便是“壞”人。這種是非不分、好壞不清的態度無論對腐朽分子還是想搞腐朽的人來說都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二、轉型時期反權力腐朽的倫理措施

　　根除腐朽，最根本的有兩方面內容:一是從“外”反腐，包括法制建設、制度建設、道德建設等:二是對“內”防腐，包括鍛煉情感、培養意志，加強道德修養等。從倫理學角度看，從“外”反腐主要指加強整個社會的道德建設，對“內”防腐主要指加強個體道德建設。下面分別從這兩方面對反腐的倫理措施作進一步分析。

　　(一)從社會道德層面看，從“外”反腐，加強社會道德建設

　　1.充分發揮社會償罰功能，加大腐朽的“道德代價”，制約權力主體的腐朽動機。美國學者羅伯特·克利特加德推論:“假如我不貪贓被賄賂，我得到的是工資收人和作為一個清廉人的道德滿足;假如我貪贓被賄賂，我得到的是賄賂，但須付出道德代價，還有可能被察覺判刑，如果那樣我還要自食其果;因此，如果賄賂減去道德代價，再減去被察覺的可能性與可能受的刑事處罰之和，大于工資收人與道德心理滿足之和，那我將會貪贓被賄賂。”他得出的最后結論是:加大腐朽的“代價”。當代行為科學也已證明:決定人的道德行為選擇的最根本的動因是人們對行為結果的預期，這種預期是建立在人們對行為結果的酬償—代價分析的基礎上。社會償罰作為提高權力腐朽“代價”的有力措施，依靠它的外部壓力和內在吸引力，能夠營造一個揚善抑惡的道德氛圍，成為道德調控借以實現的有效途徑。因此，要想控制腐朽動機，必須加大社會償罰的力度，賞“善”罰“惡”，使腐朽分子付出的代價遠遠大于成本，才能使權力主體防微杜漸、自我約束。同時也才能撫平那些清正廉潔的人的心理，清除腐朽的動機。社會償罰的形式有物質利益償罰、歸宿償罰、行政性償罰。從倫理學上來說，尤其要充分發揮歸宿償罰和行政性償罰的作用，盡可能給腐朽分子造成最大限度的“道德代價”，使其在內心產生強烈的振蕩，消除腐朽動機，抑制腐朽的“惡”行。

　　2.德法并舉，以法濟德，強化道德對權力主體的約束力。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的“調節器”，社會的有序運行便是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在法制建設的同時，千萬不能忽視道德建設，只有德法并舉，才能收到預期效果。但是，法律和道德畢竟有區別:在調節的范圍和領域上，道德比法律廣;在調控力上，法律比道德強。法律呈“剛”性，道德則呈“柔”性。如果把“柔”性的道德“剛”化，即道德法律化(這決不意味著法律可以取代道德)，以法濟德，那么就可以強化道德對權力的約束力，從而遏制權力腐朽的發生。事實上，目前有些國家采取了這種措施。如美國有《公務員道德法》，英國有《防腐化法》。有些國家還為此設立了專門機構對政府官員進行監督。如意大利在政府之外設立“審議庭”，日本設有由各界著名人士組成的“行政監理委員會”。根據我國轉型時期“前腐后繼”的嚴峻形勢，當務之急是要制定系統的干部道德規范和從政道德法，使干部道德法制化，道德監督科學化，不給“黑色權力”、“灰色權力”留有余地，在權力主體中形成健康的、高尚的道德人格，抵御權力腐朽的發生。

　　3.建立和健全強有力的科學的行政倫理評價機制，消除權力腐朽的隱患。社會轉型時期，對領導干部特別要防止兩種錯誤評價傾向:一是用經濟評價取代倫理評價;二是用心理評價取代倫理評價。前者是市場利潤最大化錯位于倫理評價所致;后者是受中國傳統“人倫”關系的影響，把情感等因素摻雜于倫理評價所致。有的領導干部犯法后，還振振有詞“我雖收了錢，但也辦了事”。極少數人甚至還為其申冤解難，這正是兩種評價傾向所造成的惡果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映。

　　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在對領導干部進行倫理評價時，尤其要處理好政績評價與政德評價的關系。由于行政倫理評價的特殊性，在評價中，我們既要重視權力主體的效果(即政績)，更要重視其動機(政德)。力求德才兼備，防止以才代德。特別要針對政績中所滲透著的政德去發現領導干部的道德境界和水準。事實上任何政績的取得都應以兼容社會多方面利益，以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為前提，否則會導致政績的虛假性和盲目性。當前，有些地方搞所謂“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嚴重脫離了實際，被視為“當官藝術”:上項目，鋪攤子，修馬路;上電視，登報刊，發新聞。忽視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的組織部門甚至把上了多少項目，引來多少資金列為對干部“考核”的內容。而部分干部就是圍繞“政績”弄.虛作假，大肆賄賂，出現“渣工程”。這些虛假政績本身就是一種腐朽行為，損害了人民的利益，嚴重影響了干群關系。任何時候，我們都應牢記，人民才是行政倫理評價的主體，權力主體的善惡評價應以是否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為標準。因此，在行政倫理評價中，尤其要重視對政績取得過程中凸現出的動機(政德)進行分析和評判，即通過政府的服務對象來評價政府，把人民對政府的“公信度”作為考察的依據，這有利于防止權力濫用，減少腐朽的發生。

　　4，充分發揮社會輿論的價值導向功能，持續反復地進行社會主義道德宣傳，在整個社會形成一個健康的主流價值體系，為權力主體自覺抵御腐朽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氛圍。社會轉型以來，部分人的價值觀、人生觀一度出現混亂，非道德主義、機會主義流行。有些領導干部動搖了社會主義信仰，懷疑“紅旗還能飄多久”，于是抱著僥幸心理，想趁機撈一把。有的人即使犯了罪，還“癡心不改”，仍認為周圍的人都在“腐”(實為錯覺)。因此很有必要在整個社會澄清人們的混亂思想，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堅定社會主義信念，牢固確立科學的價值觀和價值導向，形成一個健康的主流價值體系。社會輿論正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力保障，它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廣泛性，二是外在強制性。它能及時地傳遞行為價值信息，使人們了解行為善惡的后果，從而堅持或改變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向。目前特別要充分利用電視、報刊、雜志、電臺、網絡等社會輿論手段，不斷地對權力主體進行道德評價和監督，時刻警示教育領導干部，提高他們的道德意識，增強抗腐能力。

　　(二)從個體道德層面看，從“內”防腐，主要指領導干部要加強自身道德修養，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自覺防腐拒變，這也是社會道德由他律轉化為自律的過程

　　1.加強道德修養，自覺抗拒權力腐朽。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對外交往的擴大，社會給人帶來的誘惑實在大多:金錢、商品、美色……在這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生活面前，領導干部絕不能目眩神迷、心浮氣躁，否則會陷入腐朽的泥坑。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辦法就是加強自身道德修養，提高抗腐力。道德修養是一個自我審度、自我教育、自我鍛煉的過程，其內涵表現為自覺以理導欲，解決理欲矛盾。這對提高領導干部的道德境界，正確處理“公欲”和“私欲”有著現實意義。道德修養的方法很多，領導干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選擇合適的方法。古往今來，我國人民在道德修養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修養方法。如“學習思考”法、“省察克治”法、“慎獨法”等，這些都可以借鑒。

　　2.樹立科學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正確行使人民的權力。從理論上講，在社會主義社會，權力來源于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它也必須體現人民群眾的意愿。但在現實上，權力行使不當有時會失去其公共性而引向私人領域，造成權力腐朽。這就決定了權力主體要有正確的權力觀，因為權力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觀和價值觀，權力觀的正確與否會直接影響到權力主體的自律意識和拒腐能力。因此加強領導干部自身主觀世界的改造，樹立積極高尚的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這有利于領導干部正確履行手中的權力。作為人民的干部要時刻保持自己思想的純潔性，凈化自己的心靈，永保“公心”，堅決抵制貪贓腐化、賄賂的腐朽行為，并且要時刻警惕把官場當商場、權力當商品的腐朽傾向。在權力行使上，一定要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原則，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能從私欲出發。尤其是在處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矛盾中，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清除私人雜念，堅持原則、廉潔奉公、勤政為民。否則極易滑向腐朽之路，淪為人民的罪人。

　　反權力腐朽是個系統工程，須各方面體制配套，多方面全力協作。從倫理學角度研究反腐，只是一個很小的方面，并且就這很小的方面也還有待進一步深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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