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愛人、利民”的造物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先秦時期墨家的代表墨翟在《墨子》一書中，從“兼相愛、交相利”的視角，提出“愛人、利民”的造物價值觀，并圍繞這一價值判斷標準，闡釋百工造器應遵守的工藝技術原則及職業，明確表達“重質輕文”的造物觀念。
論文關鍵詞：墨子；“愛人、利民”；百工；造物倫理思想
墨子，名翟，生卒于春秋戰國之際，略后于。墨翟生、長于魯之小國，其學術淵源亦來自于鄒魯文化(婁)。春秋戰國時期，鄒魯造物文化發達，“古代舟、車、服、用器物，多稱以或婁”。從《墨子·公輸》、《墨子·各城門》等諸篇對于軍用器械及守城防御器械制作的記載，墨翟本人就是能工巧匠，精通制造器械的各種技藝。
墨翟作為墨家學派的代表，其學術思想集中于《墨子》一書中。《墨子》一書在漢代存有71篇文章，目前只存留了53篇。據考證，其中《尚賢》《兼愛》《非命》等24篇記載了早期墨子及墨家思想，《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是墨家后期思想。“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和倫說是墨子思想體系中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造物層面，“愛人、利民”的造物倫理思想貫穿于《法儀》《七患》《節用》《節喪》《備城門》等諸篇中。
一、“愛人、利民”的造物倫理價值觀
先秦時期，首先提出了“仁者，愛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倫理思想。“仁”作為儒家倫理學說的核心，其內涵可理解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此言為孔子弟子有子所說，但是也表達出孔子對于“仁”之家庭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觀點，發源于家庭血緣關系的“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情感，擴展到層面非血緣的“泛愛眾，而親仁”，儒家的仁愛原則便具有上下、尊卑、遠近的不同。與儒家不同，墨家則提出：“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的倫理觀。既國無大小，人無貴賤，皆為天之邑、天之臣，那么不論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都應遵守天之法度，實現彼此之間的尊重與友愛，遵循“兼相愛”、“交相利”的倫理準則，完成仁人所應完成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使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天下之大利興”應是墨家“兼愛”思想的最終目標。從墨家功利主義觀而言，“天下之大利興”便是實現天下百姓的富庶、安定，這一價值判斷標準同樣適用于百工的造物活動。對百姓有利的，就要多加生產，對于百姓無利的，就停止生產，《節用》篇云：“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為節用之法日：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日：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造物的門類、量的多寡，質的高低均以是否與民有利為最終的評判標準，在造物層面體現出墨者“愛人、利民”的倫理價值觀。
二、百工“遵法儀”“盡其能”、“大利至巧”的職業操守
《考工記》總論“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飭其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該處百工有多種含義，一種指周代主管營建制造等事的職官名，如漢代鄭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另一種指各種工匠，如《·徐無鬼》：“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墨子》文中“百工”是第二層意思，作“從事各種行業的工匠”解。《墨子》文中雖談政治理想與治國法則，但是常常以百工之事為例證。文中多處提及百工之職及“遵法儀”“盡其能”“大利至巧”的職業操守。
1．“遵法儀” 作為百工，若要成其事，首要的便是“遵法儀”，《墨子·法儀》篇中提出：“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法儀：法度之義，應遵循的法則。拋卻墨子治國、治天下的理念，僅從百工造物這一層面進行論述，墨子所論及百工應遵守的五種法則，在《考工記．輿人》篇。與《呂氏春秋．職分》篇中都有記載。墨子認為，巧匠遵守五法，能夠造出符合標準的器物，拙匠依之，也可以做到不逾矩而成器。匠之不論巧、拙，若要成其事，皆應以此五法為度，不可違背。“遵法儀”是百工的成器之道，應遵循的技術法則。從百工的職業操守而言，若使所造之器符合使用要求，利于民用，不論是良工，還是拙工，都必然的要遵守上述這五法。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五法的制定既是百工應遵循的技術原則，也是百工利人、利民、減少無謂耗費，兢兢業業、恪守職責的職業的要求。
2．“盡其能” 《淮南子·兵略訓》云：“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墨子在《節用》篇中強調百工以“民用足”為標準各盡其能，“是故古者圣王制為節用之法日：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鞍、、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日：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輪、車、鞍、、陶、冶、梓、匠，百工之事，皆關系到百姓日用的方方面面，百工盡其能，就能滿足百姓日用：為良工，縱使王公大人，也要有所依托。墨子認為，百工各盡其能制器為用，但是所作之物皆要于民有用，民用足且加費不加民利則止。結合墨子“節用”“節喪”“非樂”等篇中尚質輕文的文質觀來看，此處“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可做兩方面理解，一方面為日用器物生產量的多寡而言；另一方面為器物加工過程中實用功能的實現而言。綜合這兩方面論述，百工所造之器要做到器物量與質的滿足民用，百工造器就應控制在適度的量的把握和器物實用功能的實現兩個方面。先秦時期，百工并不能控制器物數量的生產權限，作為百工“盡其能”的“能”的職責發揮就是要要限定在物質功能性以滿足百姓日用要求范圍之內，完全避免“加費而不加利”的文飾性追求。從而使百姓獲益。在物質財富尚不富足，普通百姓生活尚處于貧困的先秦時期，墨子對于當時的統治者及百工在制器之量與質兩個方面提出的“盡其能”的職業道德性要求，是有時代的進步意義的。
3．巧與拙 中國造物工藝史中非常重要的兩部工藝性文獻，一部是先秦時期《考工記》，另外一部是明末宋應星著《天工開物》，這兩部工藝文獻都在技術層面強調造物過程中“工巧”的重要性。“天時，地氣，材美，工巧”既是貫穿《考工記》《天工開物》等工藝文獻中主要的造物思想，也是中國傳統造物的造物原則和價值評判標準。如果說“天時，地氣，材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因素，“工巧”則是所有自然因素轉化為良器的重要的技術手段，傳統工藝造物中對于工之巧否多停留在對于工匾技藝精湛與否的評價層面。如許慎《說文》解釋：“巧，技也，從工謦”《墨子》一文中也多次論及工之巧拙，《墨子》文中工之巧拙觀念不僅停留于技術層面，而是以最大化功效性的實現為目標，進入到以“利人與否”為價值評判標準的造物的道德層面。如《魯問》篇中以公輸子制雀為例，來說明墨子的工巧觀念：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日：“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文中公輸子能夠“削竹木制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可謂之巧，公輸子也自以為此舉已是工之至巧，但是墨子并不以為然，墨子從造物的功效性、性出發，認為“匠之為車轄，須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才是真正的巧。對于巧拙的判斷，墨子直言：“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對于工之巧拙，除了對公輸子“削竹木制鵲”這一事例進行評判以外，在《外儲說左上篇》還記載了“墨子為木鳶”的事例，同樣說明了墨子對于工之“巧、拙”的這一觀點。墨子認為自己“三年而成的木鳶，蜚一日而敗”“不如為車鞔者巧，“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于歲數”。李硯祖先生在《“目意中繩”：韓非子設計思想評述》一文中，提出“這里實際上擯棄了技術層面上的高低和巧拙的一般性討論，而進入了從造物的經濟性、效用性出發審視工藝技術的價值這一更高層面的探析，這是一個性的道德層面。”
三、“質先文后，去文重質”的造物觀念
1．文與質 “文與質”是中國古典一對基礎范疇。“文”可以解釋為人的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的聲音、線條、色彩有機組合所形成的形式美感，“質”則是與文有別的實體。《系辭下》云：“物相雜，故日文。”其意為“文”是人的五官能夠感知的聲、色、形的協調組合；《周禮·冬官·考工記》“設色”篇中論述“畫之事”，提出“青與赤謂之文”；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為：“文，錯畫也。”“質”概念的最初涵義，與物相關。《說文》云：“質，以物相贅，從貝，從所”“贅”意為“以物質錢，從敖，從貝”，由此可以看出許慎有關質的解釋，質之內涵應與物之可交換的實用價值有關。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進一步解釋日：“質，樸也、地也，如質有文是。”
2．質先文后與尚質反文 有關文與質的美學關聯，始見于經典，“子日：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川，儒家從秩序之美視點出發，完成文飾與質實的觀點的統一。與儒家文質觀不同，墨家對于文與質的關系問題，從功利主義的層面先后提出了質先文后，甚至是尚質反文的觀點。墨子曾言“故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后文，此圣人之務。”
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對于文、質的觀點十分明確，先解決物質層面的生存需要，文飾形式美感的追求依附于物質功效性的最大化實現，質先文后。
對于文與質關系孰重孰輕的價值評判中，墨子分別對于宮室、四時服裝、出行的舟車提出應遵循的“尚質去文”的制造法則，并對于違背這一法則有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提出警示。
(1)宮室建造 對于宮室建造，墨子以節約用度，國富民安為最終目標，圍繞最大化實現宮室的基本使用功效，提出宮室建造要遵循的原則，并對于當時統治者宮室建造“臺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的追求提出批評。墨子認為，宮室功能有三：一為遮風擋雨；二為防盜。：三為別男女之禮。圍繞這三項功能，宮室建造的尺度與規模要達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宮室建造只要實現了這幾項功能，就要停止、物力的繼續投入，謂之“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然當時的統治者在宮室建造中并未能遵循墨子所提出的這一建造原則，而是勞民傷財，求美，求飾。墨子對于這一現象提出批評，并指出這一尚文的宮室建造追求“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其直接后果便是“國貧而民難治也。”文中也可看出，墨予以為“臺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本身并非不美，只是耗費民財、使民疾苦的后果不美。故與功能無關，不能加利于民的裝飾，則要一概廢除掉。由此也可以看出，墨子認為，國利、民利是宮室建造中首要考慮的倫理責任。
(2)服裝制作 對于服裝制作，墨子要求以服裝的輕便適體，冬暖夏涼為標準，“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稀絡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批評“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的制衣裝飾的追求。認為這一追求一定是建立在“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使“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這一“榮耳目而觀愚民”無用的行徑上，提出“圣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而對于不能加利于民，反而要耗費民財、民力追求文采裝飾這一無益的追求，墨子認為要完全廢除。
(3)舟車制造 舟車是先秦時期水陸方面主要的工具，墨子認為舟車制造“以便民之事”為制造目標。因此“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成為制造舟車應遵循的法則。其好處是“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但是當時的統治者在舟車的制造中并未遵循這一原則，在舟車使用功能已經實現的情形下，“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于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對于舟車裝飾之美的追求，致使“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這對于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生產模式的小農將是一重要的打擊，其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民生活的“饑寒交迫”。
墨子以為，不論是宮室、服裝、舟車、兵器等物制造，皆以“用材不費，民德不勞”為目標，強功用、去裝飾為準則，實現造物功效的最大化，實現利民、愛人這一造物倫理原則。
結語
墨子作為先秦時期小生產者的代言人，以“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為，以“愛人、利民”為造物的最終目標及、價值評判標準，提出百工應共同遵守的約定俗成的法儀制度，各盡其能；在造物實踐中表達出尚質反文的造物倫理思想，以實現造物功利的最大化。墨子的造物倫理思想，在感性質料的層面有其的局限性，但是造物為民，以百姓得利與否，造物的是否以實現“愛人、利民”作為造物的道德原則與最終的價值評判標準，今天看來仍然有其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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