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誠信思想向市場信用文化的轉型論文
[論文關鍵詞]儒家誠信市場信用文化轉型
[論文摘要]信用文化是市場良序運行的道德文化基礎，在儒家誠信思想向現代市場信用文化轉型的過程中，應進一步擴大其社會性內涵，在對其中的道德誠信和認同信任的合理因素加以保護的同時應借鑒西方的規則誠信，在淡化其重誠輕信色彩的同時予以價值的提升與引導。
一、在合理取舍中擴大誠信的社會性內涵
誠信作為儒家思想的道德規范之一．必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服從服務于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從而在經濟社會轉型的今天就存在許多不合時宣的歷史性缺陷，其詬病需要在構建現代信用文化的過程中予以剔除或加以改造。如就”誠”而言．在中庸》中對誠”的作用做了”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可以知前”的夸大．這些都使”誠”遠離了其在道德范疇內的本身涵義．使人對誠”望而生畏。就信”而言．論語》中言：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信近于義信可復也”，都在強調信對義的符合，顯然使信有服從忠孝仁義的道義色彩，有礙于信任的普遍拓展。就儒家誠信整體而言，其內涵和發生作用的范圍是相對狹窄的，因為基于自然經濟為主的經濟基礎．受制于生活范圍和關系領域的狹窄．受制于血親人緣的自然脈絡，傳統道德體系是以孝悌為核心的家庭倫理為重點的，那么包括誠信在內的其他人世道德都只是這種基于自然、人倫關系的家庭道德的復制和延伸，其作用范圍主要也在加強心性修養．完善個性人格、和睦家族親鄰的。凡此種種都已不再能適應當前誠信現代化轉型趨勢的要求。
但儒家之誠信已具有真實無妄、真心實意、守信的基本內涵．并把它作為立身做人、與人交往、和諧人際關系與維護社會秩序的準則．又不失為現代信用文化建設的可取之處加以承繼。如《大學》中將”誠意”列于”致知”之后．意即在有了是非善惡之知．就應真心實意的誠其意．毋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做到”慎其獨”，即誠心不二．且反對”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偽善行為。關于信”在《論語》中多次被提及。”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皆把信作為立身做人．與人交往的準則．又言”信則人任也、“信以成之“，把”信”看作是事業成功的保證，同時也強調言行的一致，即”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而且在主張德治主義和重視道德教化，以及持圣人史觀的儒家那里，將信看作是執政者，統治者應有的修養，甚至將信視為維護統治，治理國家的重要方面。論語》中就講，道干乘之國．敬事而信、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可見．儒家誠信觀把誠信作為交往的基本道德規范．對真實無妄、真心實意、誠實守信內涵的強調就在今天也具有積極意義，只是應將其內涵進一步社會化。因為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經濟的全球化．促使商品交換的社會化．進而引起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現代社會的流動性、變化性打破了地緣、血緣的樊籬，人們從事更為復雜的和豐富的交往活動，已使與之適應的社會倫理規范具有了社會化“特質，整個道德結構已從私德為主導向著公德的方向轉變。因此一方面．就整個道德體系的組成結構講．誠信已比原來居于核心位置的孝悌，有了更多更重要的實際用場：再者就誠信本身來說，也已不僅指朋友有信”、”兄弟有恭、而更多的要講公共、公眾信譽，所以傳統的誠信有待于走出“崇德”、”悅親”的狹窄范圍，使內涵進一步社會化。
二、在有所借鑒有所保護中推進誠信的制度構建
儒家誠信觀發端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封建宗法社會，一開始便帶有濃厚的親情、地緣色彩，致使儒家之信任側重于情感人際層面，其利弊應一分為二來看。首先，儒家信任向普遍信任、認知信任、制度信任的現代化轉向是必要的。韋伯認為中國人的信任是建立在關系或親戚式的純粹關系上的，是一種憑借血緣共同體的家庭優勢和宗族紐帶得以形成和維護的特殊的信任。”不可否認這固然有增強信任感、親和力的好處，然而也限制了業務的開拓和事業的發展，從長遠上影響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這種熟人社會”的心理慣性還容易自覺不自覺的形成建立現代誠信體制的諸多障礙。誠信之本意是即真且實．不可隨意變動，但礙于情面、親情有時便可改之棄之。孔子雖再三強調”信”．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然他又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種道德理念的雙重性．有悖于現代誠信的原則．至今造成許多社會消極面，所以在當前的誠信建設中有必要把傳統信任引向規則信任．使信任更多的訴諸于認知理性和制度。所以．偏重情感、關系的傳統儒家信任向理性認知和制度信任的轉型是更適合于現代社會的，它可以消解傳統信用機制的弊端和消極面，使我國的信用文化建設有了有效的制度和機制保證。
其次，西方現代信用文化建設中暴露出的規則誠信的局限性也啟示我們，對儒家誠信中的合理因素應予以保護。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了誠信的現代化轉型之后已經建立起了我們正在趨向的法律、契約、規則的現代契約誠信、規則誠信，但在經歷了2O世紀7O年代美國的經濟倫理學運動之后．西方社會愈加復雜的社會經濟矛盾和問題使西方學者認識到．契約誠信、規則誠信、功利誠信的局限性。所以他們認為”道德對經濟以及社會和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法律不可取代的作用，開始注重道德的規范和教育的作用．出現了重視行為者的個性、品格、美德的傾向．具有了一種超出底線倫理、規則而轉向倚賴更高層次．更不確定但更持久和深層控制的趨向。正因此，強調做人、強調心性修養、重視個體人格的儒家自然引起西方學者的關注。可見，規則、契約、制度誠信不是萬能的．它具有自己的局限性．西方社會已經看到了道德誠信和認同信任的價值。有鑒于此儒家誠信當中的以道德為支撐的人格信任、認同信任、道義信任，以及重自律的因素，在轉型中仍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在誠信構建中應在清醒分析中西誠信觀的利弊基礎上，吸取儒家誠信重自律、重人格信任與西方誠信觀重他律、重契約誠信的合理因素，以此來建立新型的誠信觀。
三，在淡化重誠輕信色彩的同時注意價值的導向和提升
首先．與重義輕利的傳統觀念相聯系．儒家傳統誠信觀中存在較濃厚的重誠、輕信色彩。認為信要隨義走．反之便是淺薄俗陋。《論語》中就說：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要“君子貞而不諒”，認為小信譽要服從大信念。誠然搞經濟也不可忽視信仰、不可不講是非、重義重誠是對的，但不能期望人人都成為圣人，企業、單位都變成慈善機構。物質利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其他利益間的聯系、矛盾、；中突、誰都難以離避。現在物質生活方式正在改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正在改變，有時為了發展經貿、引進外資，我們還要與道不同”者相“謀”。在市場經濟的復雜背景條件之下，利益之”益”和信用之”用便會凸顯出來。因此，發揮引導制約作用的”義”與”誠”就不應僅只是為了”成仁”成圣”，理應有新的時代內容。
其次，在強調淡化重誠輕信色彩的同時，在價值導向上也不能走入一種導之以利的誤區．將誠信的價值僅僅做手段和工具的狹隘之理解。在《大學》中”誠信”作為八條目之一，是道德內養與外成的關節點，它強調的是誠意“在整個道德價值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在儒家那里信也同樣如此。我們在拋棄儒之誠信所追求的”仁”“義”的道德價值目標時．也應肯定儒家對誠信基礎性層次的確認。所以誠信在道德價值體系之中有必要獲得提升．追求更高的道德價值目標。這也是對市場經濟引起的諸如個體本位、為己取向、功利至上的消極道德效應的應對。如果個人、團體為了自身利益的追求將誠信僅視為獲利的資本，卻無視社會利益，危害國家的利益．這時的誠信就失去應有的道德價值，所以”誠信“應在謀求個人利益、企業效益的同時，在謀求社會效益與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的過程中．實現價值的提升．而不能僅僅停留在獲利的手段的層面。在這～點上，馬克斯．舍勒的觀點是深刻的。他說：“一個價值體系是不同價值要求依據優先性法則即價值核心所構成的，價值核心是價值體系中的決定性因素，諸多具體價值要求服從價值優先性法則而獲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根據。”因此，在淡化重誠輕信的同時，也應使誠信有更高的價值導向，才能使誠信獲得其應有的意義。
綜上所述．只有運用辯證的思維．才能更好地利用好儒家豐厚的誠信資源．使當前的信用文化建設既不陷入思想文化的無根狀態，又能在批判的承繼中建立適應新時代的新型誠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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