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讀書的筆記
《世說新語》讀書筆記2000字
閱讀《世說新語·文學篇》，更多的感觸是古人的那種良好的學習態度和濃厚的學習學習氛圍。其中讓我感觸頗深的一段記載是說鄭玄的故事。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鄭玄家的傭人都喜歡讀書。有一次，鄭玄覺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稱心，準備用“家法”懲罰。這位婢女認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釋說明；但恰逢此時鄭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這時，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來，見此而問：你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問話時引用了《詩經·邶風·式微》中的“胡為乎泥中”一句。被斥責的這位回答時則引用了《詩經·邶風·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來解釋說：我本來是要向他(鄭玄)說明清楚的，誰知正好趕在他生氣的火頭上。
這里且不論鄭玄的不論是非的火爆脾氣，鄭玄家里的學習氛圍更是讓人嘆服，雖是“婢女”，卻能那么嫻熟地引經據典，且詼諧雋永、恰如其分。說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緣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跡時，又不盡然，這里讓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鄭玄為學成就之高，連家里的傭人也極富文化修養，鄭玄的學術修養更是讓人欽佩。這又不禁讓人想到現在學生的學習狀態，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更應當繼承和弘揚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將民族精神發揚光大，同時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據《世說新語·文學篇》的記載，古人自身所營造的濃厚的學習氛圍卻是真的讓后人為之慚愧不已。文人為了探討學術知識，競相辯論，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種胸襟和氣度也是后人鞭長莫及的，然而，這種涵養卻是我們現在做研究和國家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種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讓各自的研究做到飛躍性提升，也為我國強國之路的發展，伏下強有力的一筆。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書何晏所設宴請有名望的賓客宴會，何晏把客人談論最精彩的部分告訴他，并問道：“此理仆以為極，可得復難不？”(我認為這個道理講的很對，還可以提出質疑嗎？)面對前輩，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質疑，然而在座賓客無人能對答，王弼自問自答，反復論辯多次。何晏并沒有因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欽佩和敬仰。可以說王弼的行為在現在看來就是出盡風頭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輩的文人卻并沒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記年齡，虛心學習，可以說這種思想將有利于更好的促進學術的進步，也更有利于培養新的文化傳承者，這樣的胸襟和氣度，這樣讓人折服的學術氣息，讓人向往，更應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見阮宣子時問道：“老子、莊子與儒家的教化有什么異同？”回答說：“將無同？”太尉很滿意，便任命他為掾官，世人稱他為“三語援”。而衛玠嘲笑他說：“一個字就可以調用了，為何用三字！”宣子說：“只要是眾望所歸，也可以不說話而調用，一個字都是多余的。”于是兩個人成為了朋友。宣子沒有因為衛玠的嘲笑而惱怒，而是用巧妙地語言說服了衛玠，兩人在這一問題上進行學術性探討，并沒有個人恩怨的糾紛，也更加體現了文人的學術氛圍和寬容的學術胸懷，這一點是尤為可貴的。
魏晉時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學術、思想上的。博學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們的結識和尊敬，對當時魏晉時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是一種促進，也值得后人在這一點上效仿。特別是對于文人的學識修養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孫盛、王濛、謝尚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與孫盛共論《易》，孫盛自以為他的發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說法，又不能說服他。王濛嘆著氣說：“假如劉真長來，一定會制服他。”孫盛也意識到自己不如劉真長。等劉到來時，孫盛簡略的說了剛才所說的理由，語氣已大不如前。劉真長講了大約二百多句，言辭及提問，都簡明扼要，孫再無法回答。由此可見，學者們的辯論更多的在于互補，激烈的辯論更多的體現了文人對知識的渴求，這一方面是我們更應當看到的，也是我們應當極力推崇的。
孫安國到中軍將軍殷浩處一起清談，兩人來回辯駁，都無懈可擊。侍人把端上的飯菜熱了好幾遍也顧不得吃。雙方奮力甩動拂塵的毛全部落在了飯菜上，賓主竟然到傍晚也沒想起吃飯。殷浩便對孫安國說：“你不要做硬嘴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孫安國接口說：“你沒見掙破鼻子的牛嗎，當心人家會穿你的腮幫子！”當辯論激烈到這種程度時，更加的感嘆學者們幽默詼諧的言辭，同時，雙方的學術精神更是讓人由衷的佩服。
當然這當中更多是體現了文人多知識的熱愛與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識擺脫困擾的例子。
鄭玄在馬融門下，住了三年都未見到老師，只是由馬融的高足弟子傳授一些知識而已。有一次馬融曾計算天象，不相符合，門下弟子都不能解決。有人說，鄭玄懂得計算。馬融于是召鄭玄令他計算，鄭玄把式盤一轉就解決了問題，大家無不驚奇。等到學業完成，鄭玄告辭還鄉，馬融嘆息說：“禮樂都到東方去了！”同時又唯恐鄭玄的名氣高過自己，心懷妒忌。鄭玄也懷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橋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馬融用《周易》轉式之法進行占卜，探尋他的行蹤。見到卦象后，對身邊的人說：“鄭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著木板，這樣必然已經死了。”于是不再追尋。鄭玄因而免于難。
這個故事是說鄭玄學識遭人嫉妒，鄭玄機智脫困的事情，但是我們也不難體會，學習就應該向鄭玄那樣，應該積極探索，勇于向前輩和別人請教，同時自己更應該加強學術修養，利用自己的知識做更多有用且有意義的事情，為我們國家的社會發展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說新語·文學篇》關于文人對婦女態度看法的文章，謝太傅問陸退：“張憑為什么為母親作悼念的誄文，而不為父親作？”答曰：“這自然是因為男子的品德已經在他的事跡中表現出來；而婦女的美德，那就非誄文不能顯揚了。”謝朗母親王夫人因為兒子的體弱曾對支林道說：“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這些話語中所顯示的文人對婦人尊敬的的態度，就不難想象《花木蘭》這部文學作品為何會流傳至今了，故事本身的價值當然重要，但是，更應該看到人們對傳承這些作品的積極性也是不容忽視的方面。
《世說新語·文學篇》中所謂“文學”是指文章學術，辭學修養，也包括人生態、處事原則。這一時期文學雅士們以清談為主要內容，以辯論為主要方式，對佛、道、玄學進行了融合理解。這當中所體現的包容和學術研究精神，值得我們用心研究，用心學習。
《世說新語》讀書筆記2000字
從《世說新語？儉嗇卷》中的四個故事說起。
《世說新語？儉嗇卷》中有九個晉人儉嗇的故事，其中有四個是說王戎。
一：王戎擔任司徒時既貴且富，在京城的首善之地都數一數二。王戎親自掌管田契，經常與夫人在燭下計算財產。
“舊時王謝堂前燕”說的是瑯琊王氏在東晉極盛之時。在西晉瑯琊王氏并不是一流的門閥，河東裴氏、穎川荀氏的聲望當時都比瑯琊王氏要稍高一些。雖然，閥第的品評中，主要是看指祖先的仕宦情況和爵位高低。但財富也是世家豪門間社交的一個重要方面。
儒家倫理統治中國的期間，提倡“仁、義、忠、孝”，表面上很看不起錢，其實都是很虛偽的。自孔夫子起，儒生就是一個個官迷，而在中國古今歷史上，權、錢一直是相通的。想作官和想發財就是一回事。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擅長理財，理所當然是一個極大的優點。
二：王戎家中有棵很好的李樹，王戎賣李子時，怕別人得到種子，就事先把李子的果核鉆破。
這類似于現在的“技術產權”的保護意識，何過之有啊？王戎是一位超前于時代意識的偉大理財家。
中國古今一些知識分子的酸氣要不得，思想中有仇富意識，歧視種種勤勞致富、合法謀利的行為。潛意識里，這是種忌妒，因為自身理財無能，不能合理合法的占有財富，于是整天怨天尤人。
三：王戎之女嫁給河東裴頠時，向王戎借了數萬錢，很久沒有歸還。女兒回來省親時，王戎神色不悅，直到把錢還清才高興起來。
這是一種最合理的親人之間的借貸關系。親父子、親兄弟明算帳，何錯之有？
有錯也是欠債不還的裴頠的錯。
四：王戎的侄子成婚時，王戎只送了一件單衣，完婚后，又要了回來。
從表面上看，這個事例有點過份。
我可能扯一個并不恰當的事例：《水滸傳》中的武松是個殺人犯。因為他殺了西門慶和潘金蓮。但絕大多數的人并不討厭武松，因為武松犯法是情有可原的。
以此而推論，《世說新語》和《晉書》只片面地記載了王戎要回送出去的禮物這一個結果，但是對王戎叔侄之間的糾葛卻沒有提到。其中是否有隱情，也情有可原呢？
當然，可能有朋友會覺得這里我對王戎的辯護有些牽強。
但是，大家要知道，王戎是何等風流的一個人物，豈會做出這種沒有品位的事情來？
王戎在竹林七賢中年紀僅比阮籍之侄阮咸稍大，能與大他二十余歲的嵇康、阮籍交往的人。嵇康、阮籍是何等狂傲的人？嵇、阮對待俗人的態度是“傍若無人”和翻“青白眼”，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們的眼。
即使是山濤、王戎這些做官做到司徒(宰相級別)的人，也和嵇康、阮籍一樣，得魏晉之天地精華，是人中龍鳳。
嵇康公開與山濤絕交是為了保護山濤。能夠放心托孤的朋友，情誼好到什么程度？如果嵇康真地瞧不起山濤，大可以像對待鐘會一樣，冷口冷面，那才是最大的`鄙夷。之所以大張旗鼓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只是為了保護山濤。因為像嵇康這種追求真正精神上的自由的人，絕對不會去干涉別人的自由。
其實，在《晉書卷四十三？王戎傳》中，就已經提到了王戎吝嗇到做作的行為，是為了在八王之亂前后這個中國最混亂的年代中的一種明哲保身的方法。
都是有先例的，秦代名將王翦率六十萬大軍滅楚之前，用請求賞賜田地來消除秦王政的疑心。司馬遷這個政治上失敗透頂的太監，就用帶酸意的筆觸，批評了王翦沒有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其實，身家性命都沒了，要虛偽的、名義上的“德”又有何用？
漢代名相蕭何向來在關中安撫、體恤百姓，深受百姓愛戴。可為了消除劉邦的猜忌，也不得已強奪、賤買民間田宅自污名聲。這是因為一般的小官吏，皇帝并不怕他們有野心，如有貪贓枉法行為，常遭嚴懲。對于功臣名將，皇帝則主要是防止他們有野心，對于貪贓枉法那些“小事”，反不足輕重了。
王戎在中樞為官的時候，楊駿、賈后、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東海王司馬越、成都王司馬穎這些權臣、君主，你方唱罷我登場。王戎能在這混亂的局面下，保全性命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更別說保持榮華富貴。但王戎做到了，以七十二歲的古稀之年壽終正寢，并在正史中留下了一段風流富貴傳說。
王戎的功業，雖然不足以與王翦、蕭何相提并論，但無疑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同一種人——道家黃老之術的傳人。
再翻《晉書卷四十三？王戎傳》，可以發現王戎愛財，但并不是一個貪財的人。王戎之父涼州刺史貞陵侯王渾死后，其故吏贈錢百萬，王戎辭而不受，由此才顯名當世。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王戎節儉的生活作風、成功的理財手段實在是萬世楷模。
現在時常聽聞外國歷史上的猶太富豪、明清晉商極盡儉樸的紀錄，他們都像王戎一樣，都是些值得萬世師表的人物。
《世說新語》讀書筆記2000字
從《世說新語？簡傲卷》中的一個故事說起。
因依附河內司馬氏而成為政治新貴的太傅鐘繇之子穎川鐘會慕嵇康之名，邀集當時的賢俊之士，去拜訪嵇康。
至于鐘會拜訪嵇康的目的，在漢末至魏晉南北朝，士人之間盛行人物品評，嵇康當時雖然無官無職，而且以放誕、簡傲聞名，但已經是天下名士，鐘會大概是想以此來提高自身的名望。
可嵇康對鐘會的態度呢？“揚錘不綴”、“傍若無人”、“不交以言”，客觀地說，非常無禮。
鐘會面子上掛不住，終于選擇離去。
嵇康說出了中國史上最傲的一句話：“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這兩句與其說是詢問，不如說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在質問。
嵇康傲，他的傲不是建立在對人間權勢、財富的占有上，而是建立在個體的絕對自由和精神的超越上。
或許在嵇康看來，鐘會和他并不是同一類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莊子》”，鐘會這般鉆營于名利場中的人，又怎么會明白精神自由與超越的樂趣？
留下“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的回答后，鐘會悻悻然離去。
俞伯牙奏“高山流水”，知音唯鐘子期一人。而嵇康的思想境界高，曲高和寡，知己也只有“竹林七賢”等廖廖數人而已。而同在七賢之中，能真正與嵇康比肩者，又獨有陳留阮籍一人。
無獨有偶，阮籍之狂與嵇康之傲難分伯仲。
《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中的記載：“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赍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阮籍此舉得到的結果是“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
若阮籍、嵇康之類人，絕不茍同于流俗，與庸人虛與委蛇。
至于俗人所尊崇的“禮”，又是個什么玩意？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老子》”，中華數千年文明，多少偽君子打著“禮”的旗號行假仁、假孝之實。
客觀地說，儒家所提倡的“禮”，乃至今天中國、日本、南北朝鮮、越南所自我標榜的“禮儀之邦”，形式多于實質。總之先在人前把“禮”中所約定俗成的都做好了，于是便有“仁”、“孝”之名，至于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誰也不知道。
因為“禮”和“仁”、“孝”其實并沒有真正的直接關系。
竊以為孔子提倡“禮”，其實只是建立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制度的前提是等級社會，眾人依據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不同，不論在物質上(名、利)還是精神上，都是一個不平等、不對稱的關系。
阮籍、嵇康是莊子傳人。莊子所提倡的是“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這是一種對人、對物最終極的平等。
所以俗人們所提倡的禮制(社會秩序)、功名(進取心)，對阮籍、嵇康之類人物是毫無意義的。所以阮籍敢以青白眼視人，嵇康敢直接無視政治新貴鐘會。
為什么我認為阮籍、嵇康是莊子傳人，而不是老子傳人呢？(黃帝是道家人物所偽托，姑且不論)
今人常言：莊子是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句話并沒有錯，但是不完整。
因為莊子很多人生觀，并不同于老子。老子雖然提出了“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但是這只是一種思想認識，到具體的人生抉擇上，老子又說“致虛極，守靜篤”，“我有三寶，持而有之…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提倡謙虛自守、不當出頭鳥、以柔克剛的老子，斷然不會教人做出像莊子鼓盆而歌，阮籍翻青白眼，嵇康剛愎無禮的事情來。
以佯狂來傲世或避世，中華史上大體就莊子這一派。
儒家自不必說，盛行于唐宋的禪宗，雖然有若干呵佛罵祖的大德，但尊禮守序，仍然是主流。如《壇經》中記載的曹溪慧能(世稱六祖，中國禪宗實際上的創始人)的話：“內心謙下是功，外行于禮是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
說回阮籍、嵇康，比起嵇康完全不加掩飾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傾向，阮籍就更世故一些。《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記載：“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好一個“口不臧否人物”，隱于朝的大隱大體都參悟了這個道理。
不過，阮籍之狂仍然是冠絕天下，有兩則事例。
一是《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記載的司馬昭(晉文王)掌握了魏國政權后，為司馬炎(代魏滅蜀、吳，統一天下的晉武帝)求聘阮籍之女為妻，結果“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視功名如浮云，視權勢如糞土，阮籍真正做到了。古往今來能和帝王結親以圖攀龍附鳳、一步登天者，不知凡幾。后來另一個世家門閥的弘農楊氏與河內司馬氏聯姻，在司馬炎死后也曾短暫權傾朝野。
另一個是《世說新語？簡傲卷》記載司馬昭出席宴會，群臣都嚴肅恭敬，如拜皇帝一樣。只有阮籍，膽敢“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偏偏奇在司馬昭還能容忍阮籍在席上的無禮，能容忍他的拒婚態度。
由阮籍，我想到了希臘古典時期犬儒學派的戴奧真尼斯，更是個幾乎徹底拋棄人類社會秩序的大隱，也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的由衷尊重。
與阮籍相比，嵇康倒像一個隱于野的小隱。嵇康的個性，過于剛強，“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嵇康之死，雖有鐘會之流構陷，但也是自取。
不過，莊子倡齊物我，“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得悟者與天地同壽，在嵇康這種看透了生死的人來說，死并不是一件太壞的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但留下一曲流傳千古的《廣陵》余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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