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大高僧

時間：2024-10-20 06:44:53 國學智慧

近代四大高僧

　　弘一虛云，太虛印光。這便是近代四大高僧。小面和小編一起來詳細了解。

　　弘一大師(1880～1942)

　　弘一，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平，字叔同，別號息霜，法名演音，別號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早年就學上海南洋公學，從蔡元培受業。擅長書畫、篆刻、工詩詞。1905年留學日本，入東京美術學校從黑田清輝學西洋畫，旁及音樂、戲曲，造詣甚深。1907年，他與曾孝谷等創“春柳社”于東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編《音樂小雜志》。1910年回國，初任上海《太平洋報畫報》編輯，加入柳亞子發起的南社。繼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圖畫和音樂教師。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靈隱寺。常往來于嘉興、上海、溫州等地，并閉關著述。1928年入閩，常居廈門南普陀及泉州承天、開元等寺。弘揚南山戒律，曾創設“南山律學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主張。卒于泉州溫陵養老院。后人為了紀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別建塔和設紀念堂。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要略》及《佛學叢刊》、《護生畫集》等。音樂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寶歌》、《清涼歌》等。

　　虛云大師(1873～1959)

　　虛云，俗姓肖，名古巖，又名演初，字德清，自號虛云、幻游，祖籍湖南湘鄉，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復工作。

　　虛云出生仕宦之家，父親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龍，要他學八股文，以求仕進。但虛云自幼性情恬淡，愛讀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親利用種種辦法都未能逼他就范。光緒十七年(1891年)，突然潛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蓮和尚為師。隨即隱居巖洞，持頭陀行，靜心觀坐三年。然后離寺云游，先后在浙、蘇、皖一帶名山大寺，學經參禪。曾在江寧會見著名佛學楊仁山居士。光緒二十六年，虛云從普陀山步行北上，到達北京時，恰遇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他隨西太后、光緒皇帝逃亡隊伍西行，出長城，赴陜西，途中結識了許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轉赴終南山，結廬獅子巖下，改號虛云。光緒二十八年，虛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經西藏入西康，轉入云南雞腳山。雞腳山是歷史上的佛教重地，這時，只剩下十余處破廟，且不容外來和尚掛單，虛云無處落腳。后來，通過大理提督張松林向當地知縣推薦，方在雞腳山找到一座破廟——缽盂庵住下來，進行宗教活動。此年，他將缽盂庵改為迎祥寺，接納四方僧眾，募捐興修寺廟。光緒三十年，他出國云游，至邏羅(今泰國)、南洋(即東南亞)一帶講經說法，皈依(佛教稱身心皈向佛、法、僧)達數萬人。又前往日本參觀佛教，途經吉隆坡，得滇中來信，說：“官府興辦新政，遍提寺產”，請他設法挽救。光緒三十二年，虛云便轉道上海，請寄禪(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訴。抵京后，得到當年結識的王公權貴支持，獲得一道保護寺廟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著各督飭撫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眾財產，一律由地方官保護。”從此各地不再提寺產了。事后，虛云仍繼續留京活動，為云南寺廟請龍藏(清廷內務府刊印的佛經)。經肅親王善耆等發起奏請，于同年七月降旨將迎祥寺賜名“護國祝圣禪寺”、賜虛云為“佛慈洪法大師”，又賜“紫衣缽具”、“玉印”、“錫杖如意”、鑾駕全幅“。至此，虛云身價百倍，聲譽大振。

　　1911年(宣統三年)，為團結佛教徒，保護寺院，斡旋滬佛教會與寧大同會的對峙，虛云出滇至滬。接著，與寄禪和尚赴南京晉見孫中山，議定修改佛教會會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見過孫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見袁世凱。在上海改組中國佛教會，成立中華佛教總會。會后，虛云回到云南，晤蔡鍔，組織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親襄其務。在新的“大護法”保護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興旺。1912年，民國成立，出現逐僧毀寺風潮。滇軍師長李根源親自督軍上山，準備逐僧毀寺，指名捉拿虛云。虛云只身往見李根源。李問：“佛教何用?”虛云答：“自古立國皆議國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對于統治者的功用，幾經辯論，終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虛云應云南督軍唐繼堯的邀請，前往昆明，重修西山華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樓”古碑，遂將華亭寺更名云棲寺。他按古碑記載，廟產數字，由唐繼堯出告示，用低價將數百畝田地及方圓數十里的山場勒贖歸寺，引起民眾怨憤。他在財產到手之后，又舉辦慈善事業來籠絡民

　　1929年，虛云應閩籍國民官僚林森、楊樹莊的邀請，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為眾僧說戒五十三天，繼則改革寺中舊習，再則著手整理道風，興肅禪堂與念佛堂、恢復復節打七，春末傅戒之禪規。在這個基礎上，修建樓、堂、閣、寮、院、庵、洞等十多處，創辦學戒堂，后改為佛學院，以福建省主席楊樹莊為名譽院長，虛云自任院長，培訓年青僧徒。楊樹莊之母拜虛云為師，楊及閩籍不少官僚便成為虛云的大護法。涌泉寺藏有明清以來大量經板，虛云聘請觀本和尚進行整理，編成《鼓山藏經目錄》，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發戰爭，省內寺廟大多停止留單，僧人無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單，云游僧人多至逾千。虛云為此多方操勞，竭力維持一粥一飯。

　　1934年，應李漢魂將軍之請，赴廣東曲江主持重修南華寺。南華寺是禪宗六祖慧能的道場。此時已破敗不堪。虛云提出四個條件，其中第四條為：“所有出入資財、清理產業，交涉訴訟籌事，全由施主負責。”這條要求概括了他多年來的經驗，即依仗反動統治者的勢力，擴張佛教勢力。李漢魂應允后，當面募集數十萬金，待各項籌備工作就緒后，即請當局派人履勘畫界，將界內“寺產”，無契沒收，有契賤贖。在收回無盡庵時，驅逐住戶，致使二十余戶貧民無家可歸。1935年秋，虛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趕走了廟內的居民，親自監督工匠興修。歷時十年，總計興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該寺成為廣東規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舉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數百人，吸引了廣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觀光。

　　194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發起“護國息災大悲法會”，請虛云主持。虛云到達重慶，主持法會四十九天。他在法會上贊頌國民反動統治說：“四方共樂無為化，同頌堯天舜德明。”蔣親自設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虛云又應廣東當局邀請，在廣州凈慈寺舉行超薦抗日陣亡將士法會，再度轟動廣州港澳。其中港澳參與法會的達十余萬人。當時，廣州六塔寺住持鐵禪因漢奸罪入獄，虛云上書當局為其保釋，受到當地部份僧眾反對，未能成功。1947年蔣為南華寺“同戒錄”題詞：“丕正頹風”，表彰虛云的功績。

　　1949年秋，廣東解放，政府對虛云以禮相待，但虛對在虛門、華南寺進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華寺住持本煥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機關逮捕，虛云曾為其叫屈。(注：1943年，虛云曾推薦在五臺山當過漢奸的本煥和尚任南華寺住持)同年冬，虛云應邀赴北京參加佛教協會籌備會議，在廣濟寺與園英、趙樸初等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0月1日，他代表中國佛教徒接受錫蘭佛教代表團贈送的“佛舍利”、“貝葉經”、“菩提樹”三寶。同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2月，虛云赴上海參加“祝愿世界和平法會”。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虛云為四名名譽會長之一。由于政府的爭取和團結，使虛云擺脫同華南反動殘余勢力的糾葛，并為其從事正常宗教活動創造條件。同年，虛云應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請，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禪師開創、歷經一千多年的祖師最勝道場，僅存破大寥三間，殿堂樓閣大多倒塌，瓦礫滿目，荒草遍地。明代銅鑄毗盧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煙蔓草之中。虛云遂決心留住云山重修廟宇，并得到有關部門的贊同。虛云駐云居的的消息傳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達五十余人。虛云在率眾修持的同時，多方籌劃修復寺廟，1954年春，響應政府號召，堅持“農禪并重”，開荒造田，自給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數百人，至1956年所產谷物與紅薯等，基本上滿足了寺中僧眾口糧需要。寺廟經虛云募化和設計，歷時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廟宇、殿、樓、堂等數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將被日軍燒毀的寺廟修茸一新。隨之，虛云又組織僧眾修復名勝古跡。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與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鐫有蘇軾題書“石林”的巨石，虛云將其置于佛印橋旁，冠名“淡心石”，辟為一勝景，親自賦詩以為紀念。并在白果樹下的慧泉加筑花崗石圍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親筆丹書“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同時，在寺外種植茶樹、果樹，在寺內開辟花園。1955年春，虛云身體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諸事，這年七月，虛云接到岑呂居士代他編輯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興，抱病寫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與《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蓮凈苑與佛經流通聯合出版，流傳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虛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癥在真如寺圓寂。虛云一生，習禪苦行，以長于整頓佛教叢林，興建名剎著稱。虛云不僅在東南亞諸國蜚身佛壇，在北美大陸也有一定影響。1982年，美國紐約佛教禪宗中心為他修建紀念堂，將其傳記用英文刻于石碑。虛云平生所作詩歌偈贊甚多，已選三百九十首，編為《虛云和尚法匯》，由香港佛學書局出版。其余記載其生平事跡的有《虛云和尚事跡》、《虛云和尚年譜》、《虛云和尚畫法集》等。

　　太虛大師(1890～1947)

　　太虛大師，浙江崇德(今并入桐鄉)人。俗姓呂，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別號悲華。清光緒三十年(1904)，披剃于蘇州平望小九華寺，同年禮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受具。光緒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從楊文會學習佛學。1911年出任廣州白云山雙溪地住持，并組織僧侶教育會，自編講我，進行講授。1913年全國各省占寺奪產之風甚熾，僧界陷于紛亂。太虛與仁山等人在南京創立中國佛教協會(后并入“中華佛教總會”)，主張改革佛教，首改鎮江金山寺為佛教大學，自辦學校以的抵制“廟產興學”風潮。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敗。寄禪圓寂后，在上海靜安寺舉行的追悼大會上，太虛提出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說。大聲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后又連續撰文宣傳佛教革新運動，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順應時代發展。1917年后，太虛先后創辦了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學僧，培養佛學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歷游英、法、德、比、美等國，弘揚佛教。還分赴鄂、川、閩、晉、蘇、浙、贛、粵、黔等地宣揚佛法;并從事撰述。抗日戰爭期間，太虛發起組織青年護國團僧侶救護隊等，又率領中國佛教訪問團，出訪緬甸、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諸國，借以聯絡同教感情，共同反對日寇侵略，宣示中華民族為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而奮斗。抗戰勝利后，擔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委，于鎮江焦山籌設會務人員訓練班，以全國佛教進行整頓。1947年，太虛圓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軒。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們匯輯成《太虛大師全書》行世。

　　《全書》是中國佛教近代以來承先啟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萬言，分為四藏二十編。全面反映了太虛多層次的佛學思想，舉凡佛法的體系與綱要、僧伽制度的改革與培育、唯識思想的融貫與弘揚、人生佛教的揭示與提倡，以至時代思潮的批評與會通等等。無不包含在內。

　　太虛大師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與唯識學闡揚而卓然名家。《全書》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建僧大綱》、《菩薩學處》等，集中體現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觀點的整個演變過程。1915年至1947后，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太虛為革新重整中國佛教制度所作的設想與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經過“金山寺事件”使變革佛教的運動一開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虛意識到，改革佛教必須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與之相配合，否則只能流于空談。因為寺院的設立，是紹隆三寶、供養佛祖及僧眾用功辦道的清凈莊嚴道場，也是為啟發社會人士信仰的弘法場所，對于佛教的長工發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佛教的改革，絕不能離開寺院，另起爐灶。1195年，太虛痛感于當時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一條》，給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產的權力，審時度勢，根據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調查所得中國僧伽有80萬之眾的現實，以及當時社會國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準蠅，在普陀山閉關閱藏期間，撰寫了《整理僧伽制度論》一文，決心開展佛教改進運動，廓清寺院面貌，振興日益萎靡的中國佛教。綜觀太虛大師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計劃，是1947年在延慶寺講演的《菩薩學處》，這也是他的最后說法，按其設想，建立菩薩學處，必須從結緣三皈開始。這是指那些雖皈依佛、法、僧三寶，但對三寶還沒有正信和正見的徒眾。接下來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對佛教有了正當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識分了，再是五戒信眾，受五戒后，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條是由此直接發菩提心。受菩薩戒，成為在家菩薩;另一條是受五戒后，續習八戒，轉入出家階段，作沙彌、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為出家菩薩。最后是出家菩薩的設計，要求也進一步提高。

　　從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薩的初級階段，其中設有干部人才的培訓，以造就菩薩學處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薩下至結緣三皈的徒眾，也都可以成為菩薩學處攝化的大眾。菩薩學處的出家菩薩，要經過12年才出家，但終身作為在家菩薩也適宜，因為在實行上，都是六度四攝，好實行瑜伽戒法。這是以信眾和僧眾共同組織菩薩學處，制定僧伽制度，是為太虛的晚年定信論。

　　太虛的革新僧制歷時多年，其設想屢經更易，從《整理僧伽制度論》的80萬僧眾數，到《僧制今論》的20萬，再至《建僧大綱》的4萬而2萬，直到最后縮減為一座道場以創立“菩薩學處”。由此可見，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對僧團人數力求減少，重質量不重數量，為偽存真;也在于偏重信眾，以建立菩薩學處擴大社會青年信仰三寶，達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為終極目的。另一方面，因疊經波折，屢有變更，也足見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難!

　　雖然，從《整理僧伽制度論》到《菩薩學處》是應機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揚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業，始終未能實現，反而招來不少的毀譽。但太虛的志向未嘗少必，因為他的變革的贛皆從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進不懈。太虛的革新僧制的實踐證明，佛教的存在與發展，必須應時代的需要，同時又應考慮到當時佛教的實際狀況進行操作，否則，無論是超前還是滯后，其具體的實踐活動都將難以奏效，這是留給后人的有益的經驗教訓。

　　印光大師(1861～1941)

　　印光大師，諱圣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近代著名的凈土宗高僧，為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俗姓趙，名紹伊，字子任。陜西合陽陳村人，幼時聰慧，隨兄熟讀儒書，頗以孔孟之道為自任。受韓愈、歐陽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響而批判佛教。至十五歲后，數年之間因病所困，偶讀佛經，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師二十一歲，往投終南山五臺蓮華銅寺，禮道純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陜西興安雙溪寺印海律師座下。

　　印光大師生來便有眼疾，幾近失明，后于湖北蓮華寺幫忙晾宋體曬經書時，得讀殘本《龍舒凈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凈土法門即是當生成就、了脫生死之要道。因為眼疾，乃悟縣為苦本。感悟到若要離苦得樂，勢必專修念偉法門為是，即于閑時。專念佛號，縱是忙于事務，也心不離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凈土為歸，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師修凈土，久而彌篤。光緒十二年(1886)二十六歲時，慕名北京懷柔紅螺山資福寺為凈土專修道場。便往親近善知識，取繼承東晉廬山東林寺慧遠大師創導的凈宗遺風之意，自號專修念佛法門，使得凈業大進。除此之外，師于紅螺山歷任上客堂香燈、蔡元等職期間，深入經藏，研讀大乘經教以為助行，與念偉之正行互補，得以圓成凈業。

　　光緒十六年(1890)師轉居北京龍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國廣寺。光緒十九年(1893)時，應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之請。護送藏經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師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眾敬重。眾等便誠請大師講法以利群機，師辭不過，乃為開講《阿彌陀佛經便蒙鈔》一座。嗣后，便謝絕眾緣，于珠寶殿側掩關修行，連閉兩期，為時六年。于關房中自書”念佛待死”以自策勵。出關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幾，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緒三十年(1904)師四十歲時，因諦閑法師為浙江溫州頭陀寺迎請藏經，又為之助理一切，事畢師仍回法雨寺。師在此出家二十幾年的光景里，始終韜晦，不喜結交，不好名聞利養，惟有用功不止，精進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間亦復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終得念偉三昧。

　　民國紀年(1912)，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大師文稿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讀者雖不知為誰，而文章中所顯義理己足以引發見聞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國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諸居士得讀大師文稿，甚感希有難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師的文稿，題為《印光法師文鈔》而刊行之。徐蔚如居士于文鈔之跋中贊言：大法陵夷，于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于是乎在!其后數年間，復為增廣大師文稿，由中華書局印行，名為《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大師的文鈔，正如徐氏跋中所言：無一語無來歷，深人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不單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會，凡是能使聞者改惡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據一格為眾宣揚法要。義理深契眾機，且文法典雅，是以凡聞大師名者，人人必爭請奉讀師之文鈔。因此之故，大師威名揚于環宇，渴望歸依大師門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門造訪請求慈悲攝受者，有親寫書信乞賜法名者。一時間，做大師的歸依弟子蔚然成風。前后二十余年來，皈依大師座下的信徒，無法統計、進而言之，受大師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凈業，得以往生西方凈土者，亦難枚舉。由此可見大師身傳言教之功行實不可思議。

　　大師一生勤儉無私，信眾之供養，悉皆代為廣種福田，或用于流通經籍，或用以救濟饑貧。而其自奉，食唯充饑，不求適口;衣取御寒，厭棄華麗。有供養珍美衣食，推卻不過者，，轉手即送他人。大多數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庫房，與大家共享，決不自用。大師先后在上海、蘇州創辦弘社。二十余年來;所印的佛書計有百十種之多，其數不下四、五百萬冊。佛像亦有百萬余幀之多，教之內外，普受法益者甚眾。民國十一年，(1923)師六十二歲時，江蘇義務教育會成立，議請省府下令征用寺產作為學校，佛教界為之嘩然。大師為保教護寺故，不遺余力地為之奔走呼吁，終得以扭轉危機。同年，應定海知事陶在東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講道，乃推智德法師應聘。并令其宣講《安士全書》等關于因果報應、信愿念佛求生凈土之佛理。充分體現大師之無緣慈悲，普化眾生之本懷。后更自任江蘇監獄感化會名譽會長。這種名譽是大師為利益苦難眾生樂意所得。基于此回，陶在東與會稽道尹黃涵之，將大師之道行事跡呈報政府，得以題賜悟徹圓明之匾額一方，資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僧俗人等，深為欣羨。師則置若罔聞。人虛空樓閣，自無盛德，慚愧不己，榮從何來?其后，數年間常往來江蘇、浙江、上海一帶，為眾開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見聞者如潮，法緣盛極一時。

　　民國十九年(1931)二月師住蘇州，于報國寺掩關，課余則修訂四大名山山志。掩關期間，靈巖山妙真和尚叩關請示，將靈巖山寺立為十方專修凈業道場。師即為之定下有關規約章程。前后三、四年來，大師傾心指導，以使靈巖凈土道場成就模樣。在大師之威德感召下，經以妙真和尚為首的靈巖諸師的努力結果，遂使靈巖道風日益振興，而后更發展成為僅次于紅螺山資福寺的凈土宗著名專修道場。民國十六年冬(1938)，師七十七歲，因時勢所逼，順應妙真和尚之請，移錫靈巖山寺安居。由于大師年事己高，上山方滿三年，卻臺世歸西而去。

　　大師之示寂，于諸多跡象中證知其預知時至，民國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時，于言談書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時日無多，召集大眾會談，任妙真為住持，并促令其擇日升座。且開示說：凈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時半，由床上起坐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即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自言：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愿，要生西方。說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祥西逝。師生于清咸豐十二年(1861，寂于民國二十九年(1941)，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舉火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奉靈骨塔于本山石鼓之東南，復于民國三十六年(948)九月十九日將師之舍利奉請入塔，后又興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師一生，一以凈土為歸，自行化他，信愿念佛。言傳身教，為凈業學者之榜樣，弘傳凈土，作世間之慈航。后人尊之為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盛名永彪凈土宗之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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