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的歷史
導語：漢語標準語的歷史悠久，有雅言、通言等概念。但現代漢語標準語則繼承于始于北宋、形成于元明的“官話”體系。滿清入主中原，雖然定滿語為國語，但全國通行的實為漢語，漢官多操明代官話，所以清朝官場上的官方語言，實際上是滿漢雙語制。
1845年6月15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吳淞口，目睹了戲劇性的一幕：“我的中國男仆(寧波人)試圖施展會話能力與船工、水果販子及其他人交談，卻發現他的話有一半沒被聽懂，不禁有些氣餒。”相似的景象也出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寧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講管轄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譯員。”
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過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語言割裂狀況。
官吏是這個鄉土中國最主要的外來人口，他們只需要借助當地懂得“官話”(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為北京話)的譯員就可以實現與本地居民的溝通。
毫無疑問，在這種靜態的社會里，語言上的障礙對人們的生活幾乎不構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國的傳統社會不發生變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堅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話、國語與老國音
現代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之前叫“官話”。
官話的前身又叫共同語。漢代時，共同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把共同語叫做通語。各地講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語進行交際。從漢末到唐末藩鎮之亂，黃河沿岸的中原人陸續向南方遷移，把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
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權都按照其首都的語言為標準。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陽話為標準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話為標準音。洛陽話和晉代前的漢語已經有很大差別，是北方游牧民族學習漢語的產物，而建康話是南遷的晉王室的語言和當地語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漢族知識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話為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系為建康話為主。隋朝末期，揚州成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因此，當時的揚州話由于接近建康話和《切韻》，在當時社會上很流行。當時的揚州話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此外，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因此蘇州話和當時的首都長安話一道，也成為一種通行語。宋代在《唐韻》基礎上，制定《廣韻》。元代以首都大都話為標準音。
明季之時，南京由于戰爭等動亂，南京話從吳語(南方雅言)轉變為江淮官話。明代以南京話為正統，南京話也是南方官話的代表。后來遷都北京，北京話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話指的是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南京春秋時期屬于吳地，本土語音稱為吳語。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此后，中原戰亂，漢人多次南遷，使南京語音中包含了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開始，仍以南京官話為正統。
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北京官話為官方用語，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北京官話的影響已經超過南京官話，成為在全國范圍內最流通最廣的語言。
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較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由于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江南經濟開始衰落，吳音開始失去其標準音的地位。這樣，北京白話開始成為唯一的標準音。
1911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部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并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
至此，北京官話在政治上初步確立了漢語標準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滅使北京官話的標準音地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1892年，為解決漢字無法拼讀的困難，廈門人盧戇章出版切音字專著《一目了然初階》，創制了第一套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在該書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語言統一”的口號，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
1845年6月15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吳淞口，目睹了戲劇性的一幕：“我的中國男仆(寧波人)試圖施展會話能力與船工、水果販子及其他人交談，卻發現他的話有一半沒被聽懂，不禁有些氣餒。”相似的景象也出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寧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講管轄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譯員。”
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過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語言割裂狀況。
官吏是這個鄉土中國最主要的外來人口，他們只需要借助當地懂得“官話”(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為北京話)的譯員就可以實現與本地居民的溝通。
毫無疑問，在這種靜態的社會里，語言上的障礙對人們的生活幾乎不構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國的傳統社會不發生變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堅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話、國語與老國音
現代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之前叫“官話”。
官話的前身又叫共同語。漢代時，共同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把共同語叫做通語。各地講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語進行交際。從漢末到唐末藩鎮之亂，黃河沿岸的中原人陸續向南方遷移，把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
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權都按照其首都的語言為標準。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陽話為標準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話為標準音。洛陽話和晉代前的漢語已經有很大差別，是北方游牧民族學習漢語的產物，而建康話是南遷的晉王室的語言和當地語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漢族知識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話為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系為建康話為主。隋朝末期，揚州成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因此，當時的揚州話由于接近建康話和《切韻》，在當時社會上很流行。當時的揚州話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此外，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因此蘇州話和當時的首都長安話一道，也成為一種通行語。宋代在《唐韻》基礎上，制定《廣韻》。元代以首都大都話為標準音。
明季之時，南京由于戰爭等動亂，南京話從吳語(南方雅言)轉變為江淮官話。明代以南京話為正統，南京話也是南方官話的代表。后來遷都北京，北京話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話指的是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南京春秋時期屬于吳地，本土語音稱為吳語。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此后，中原戰亂，漢人多次南遷，使南京語音中包含了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開始，仍以南京官話為正統。
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北京官話為官方用語，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北京官話的影響已經超過南京官話，成為在全國范圍內最流通最廣的語言。
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較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由于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江南經濟開始衰落，吳音開始失去其標準音的地位。這樣，北京白話開始成為唯一的標準音。
1911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部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并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
至此，北京官話在政治上初步確立了漢語標準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滅使北京官話的標準音地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1892年，為解決漢字無法拼讀的困難，廈門人盧戇章出版切音字專著《一目了然初階》，創制了第一套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在該書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語言統一”的口號，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
但是，由于盧戇章的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專注于廈門方言，未能成為影響全國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的主張也未能產生太大的影響。與此相反，憑借漢字式拼音方案而蜚聲海內的河北人王照則提出反對意見，主張以北京話為漢語標準音。
與南京官話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話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別是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洲入關以后，滿語完全不能適應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學習和借鑒漢語。但是，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北京官話是滿族化了的漢語，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的漢話。
1913年2月15日，民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讀音統一會。會上，南北之爭依然激烈，難以形成統一認識。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擔心南方勢力會一統天下。于是，他提議各省代表無論多寡均為一票。議長吳稚暉支持一省一票，但在會前就提出了“逐字審定”的原則，不再執著于以哪種方言或官話為標準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爭的進一步激化。
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會議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韻闡微》中的常用字審定了6500多個字的標準讀音，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老國音”。
“老國音”是一個“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的“標準音”。雖然最大程度上照顧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為一種“人造語言”。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群，也就沒有人實際上能夠操此種“國音”進行交流溝通。
“京國之爭”
“老國音”誕生之時，袁世凱正為宋教仁案焦頭爛額，顧不得推廣國音。不久后，二次革命爆發，再往后，又是袁世凱復辟帝制，更沒人去理會國音推廣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國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吳稚暉編寫的《國音字典》，1920年國音字母發聲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國音”才正式在全國推廣。
1920年，國語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一場當時名之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于國語標準音。支持國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兩派。
國音是主要以江浙派為主，雖然概括為“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但是也有人后來說，這只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實際上是以江浙吳語為基礎音的國語。京音是“純以北京話為標準”，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語音加入京音的。兩派爭吵非常厲害。于是張士一發表文章，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特別在南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紛紛開會響應，甚至通過決議：“不承認國音，主張以京音為標準音”，“請教育部廣征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
1913年“讀音統一會”擬定的國音就被修改為京音了。1932年根據新國音編纂的《國音常用字匯》由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匯》的序言中又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所謂以現代的北平音標準音者，系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經常發生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互相爭吵的事。他們的國語聽起來很不一樣，很多字的讀音也不統一，教的人覺得難教，學的人覺得難學。就連灌制國語唱片的語言學家趙元任也不無感嘆地說：“在十三年的時間里，這種給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說。”
辛亥革命之后，為了發展中國的經濟、文化，在中國也開始推廣國語。
“國語”這個詞在民國時期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一個正式稱呼。
由于“老國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話為標準音，因此，語言學家們主張用京音代替“老國音”。
1920年11月，黎錦熙約同吳稚暉、陸衣言、范祥善等，與張士一、顧實、周銘三、陸殿揚等大會于南京，討論國音問題。由于京音派堅持根本改造的主張，結果是不歡而散。
“老國音”的推廣恰逢五四運動，此時全國輿論都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學歐美的青年學生也參與到了漢語改革的討論中來。
隨著文學革命的爆發，留學生中“廢除漢字”的言論也隨之興起。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后的文字問題》，號召“廢孔學不可不廢漢文”，提出以國語羅馬字代替漢字的主張。隨后，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胡適也著文支持錢玄同。緊隨其后，一大批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諸如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周辨明、許錫五等人，紛紛發表漢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羅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浪潮。
所謂國語羅馬字，就是用26個拉丁字母表示漢語的聲、韻、調。但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國音”的比較復雜的語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礙。因此，主張國語羅馬字的學者，要求簡化語音，以比較簡單的北京音為標準，修改國音，去掉“老國音”的尖音和入聲等語音成分。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推動下，“京國之爭”很快呈現一邊倒的趨勢。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討論《國音字典》的增修問題時，吳稚暉放棄了維護“老國音”的主張，代表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以漂亮的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讀法為標準”。1932年，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匯》正式確定“新國音”為標準讀音。
“新國音”確立后，南京國民政府政府借助學校教育和電影、廣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國語統一運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淪陷區的國語統一工作陷入停頓。抗戰結束后，緊接著又是三年國內戰爭。因而，直到國民政府敗退臺灣，政府在全國統一國語的目標仍遠未實現。
“普通話”誕生
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并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并鞏固下來。
那么，現代“普通話”標準是怎樣確定的呢?
新中國成立后，在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采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凌駕于國內其他民族之上。”
經過研究最后決定叫普通話。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就普通話的方言基礎產生了激烈爭論，最后，大會決定采用投票辦法，從覆蓋漢語區的15種主要方言中，選出一個作為普通話的基礎方言。
當時的投票結果是：北京官話(以北京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話(以西南官話為基礎方言，以成都語音為標準音)獲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孫山;第三名是吳語(以吳語為基礎方言，以蘇州或上海語音為標準音)，獲46票;粵語(以粵語為基礎方言，以廣州語音為標準音)獲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對普通話的含義作了增補和完善，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
普通話的語法以魯迅、茅盾、冰心、葉圣陶等人的著名現代白話作品為規范，并且還必須是這些現代白話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話以《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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