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白居易現實型作品的異同

時間：2025-11-28 11:01:28 白居易

杜甫和白居易現實型作品的異同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杜甫和白居易現實型作品的異同，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杜甫和白居易現實型作品的異同

　　杜甫和白居易均是唐代頗負盛名的大詩人，他們創作了許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現實型作品。

　　作為唐代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兩大詩人，杜甫和白居易向往步入仕途，輔佐天子，造福百姓。盡管二人遭遇不同，但這種思想卻無意中成為他們詩歌創作的指導思想，進而兩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應運而生。在現實型作品中，杜甫以“三吏”、“三別”聞名，白居易憑《新樂府》、《秦中吟》享譽;杜甫書《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白居易有《觀刈麥》、《與元九書》。二人的作品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細細品讀，各有千秋。

　　一、相同之處

　　1.善用對比。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白居易在《賣炭翁》中云：“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兩句均是感天動地的驚世絕唱，均是我國現實主義作品寶庫中的精華之句。先看杜甫的描寫：富貴人家豐衣足食，貧寒百姓餓死街頭，這一對比鮮明而深刻，反映了當時社會階級之間尖銳的矛盾。再看白居易的描寫：賣炭翁的衣單與天寒形成對比，而賣炭翁的愿望與現實更形成對比。天寒而老翁衣單，不可。天不寒則老翁炭賤，也不可。社會硬生生把賣炭翁逼上了絕路。在二人的其他作品中，對比也十分常見。杜甫的《石壕吏》中，征兵者的暴戾和百姓的悲苦是對比;《新婚別》中，本應有的新婚燕爾和戰爭離別是對比;《垂老別》中，本應是安享晚年的老人和被迫奔赴戰場是對比。部部作品讀來如泣如訴，感人至深。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中，多見官宦人家與平常百姓的對比，這種對比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說服力，難怪會出現“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則握軍要者切齒矣”的局面。

　　2.融抒情于敘事。

　　既然為現實型作品，必然少不了對客觀現實的敘述與描寫，而杜甫和白居易的現實型作品，全不是單純地敘述描寫，而是融抒情于敘事，敘事和抒情相結合。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既是呼吁，更是抒情，抒博愛、同情天下寒士之情，是前文描寫茅屋破敗后情感的自然流露。前文的“冷似鐵”、“踏里裂”，正是融入主觀情感的描寫。這種寫作手法使得描寫更加飽滿，使得抒情有依據，二者相輔相成，使得詩作更具有藝術感染力。白居易的《觀刈麥》尾，“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是抒情句，是前文的升華。而對夏日刈麥的勞動人民的描寫中也滲透著同情、關愛之意。

　　3.以小見大。

　　對于杜甫來說，從宏觀上把握安史之亂帶給人民的災難是十分困難的，他無法統計出有多少家庭支離破碎，多少人民死于戰火。因而他選擇了記錄一個又一個生活片段，描寫典型的人物生活。在后人看來，讀杜甫的這類詩作就能推出當時的社會現實。杜甫的這種手法就是以小見大。同樣的，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后的唐德宗、唐憲宗時代。當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益尖銳激化，土地與賦稅問題十分嚴重，統治階級不顧人民死活，肆無忌憚地從事兼并、征斂，將農民置于破產境地。朝廷內部，宦官逐漸掌握朝廷生殺大權，而封建官僚的競爭尤其激烈[1]。白居易作諷喻詩，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秉承和杜甫一樣以小見大的手法，寫下《輕肥》、《歌舞》、《買花》等，以官宦的生活片段作突破口，以小見大，為民請命。而屬于《新樂府》的《杜陵叟》和《賣炭翁》，都是以一人寫千萬人，他們就是千千萬萬貧苦百姓中最普通的一個。

　　4.采取主人公自述的方式。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現實型作品中，創造出了一些豐滿生動的人物形象。《兵車行》中被征發的士卒，《石壕吏》中哭訴的老嫗，他們的自述讓作品多了一份說服力和感染力。同樣，白居易筆下的新豐折臂翁、縛戎人、賣炭翁，均向讀者傾訴生平遭遇，引人憐憫。對于這些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服飾的刻畫，都細致入微。

　　二、不同之處

　　1.杜詩精巧，白詩通俗。

　　在詩歌創作上，杜甫曾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提倡煉字煉句，刻畫細致。不僅體現在他的律詩上，還體現在他的現實型作品上。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四句運用扇面對，極寫貴族生活之奢華。《新安吏》中，“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白水東流象征應征的男子向東出發，一去不返;青山啼哭擬人，似乎也知離別之苦[2]。二句對悲苦氣氛進行了極致渲染。《垂老別》中，“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驚天地泣鬼神。“腥”字調動了讀者的嗅覺，同時觸動了讀者的心靈。“丹”字讓士卒的血染紅整個山川平原的慘烈躍然于紙上。

　　白居易尚通俗。釋惠洪的《冷齋夜話》中寫道：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3]這種通俗風在他的現實型作品中也有反映。從《賣炭翁》來看，“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語言平實通俗，初讀便能讀懂其意，與今天的白話文相差無幾。又如《輕肥》中對宦官生活的描寫，言簡意賅。但通俗不是無藝術高度，通俗是白居易的藝術特色。

　　2.杜詩自然，白詩拘謹。

　　從兩人現實型作品的創作動機來看，杜為抒懷，白為諷諫。杜甫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白居易是先有諷諫的目的而后創作詩歌，因而很容易看到兩個人的不同。白居易和杜甫的不同處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將“為君”作為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狹窄的路途[4]。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八月的狂風吹走杜甫茅屋的茅草，茅草亂揚、孩童抱茅之后，杜甫開始嘆息生活的艱苦。然而這種感情在杜甫博愛情懷下即刻轉成對天下寒士的同情，這一系列情感的變化是十分自然的。從他著名的“三吏”、“三別”來看，更是緣事而發，眼見之事觸動心靈悲憤之情不可不發的結果。杜甫不是諫官，更像為自身寫作。對于白居易而言，《新樂府》、《秦中吟》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這一時期，此時他身為父母官，尤其是任左拾遺的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本應進諫。他在《新樂府序》中說道：“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時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因為所作詩歌免不了概念化色彩。如同為《秦中吟》的《輕肥》和《歌舞》，均用大段篇幅鋪陳權貴的享樂生活，最后兩句與前文形成慘烈對比。

　　杜甫和白居易的現實型詩歌在當時和現在都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白居易，“非樂天詩，幾于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為望江令，得其詩于淮陰，王廉清為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5]。重讀二人的現實詩，寄予百姓同情之余也為詩人關心時弊、心系百姓的品德所打動。二人的異同，隨著對二人現實型作品研究的深入，定會更明確地展現出來。

　　拓展閱讀:白居易和杜甫之間的故事

　　白居易與杜甫，一個是“詩魔”，一個是“詩圣”；一個是北斗，一個是泰山，都各自在所擅長的詩歌領域為人類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按理來說，他們都不會做出抄襲別人作品的.事，畢竟抄襲是屬于技不如人之輩的專利。可白居易居然就真的那么干了，他抄襲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杜甫。諸位如果不信，請看實例。

　　杜甫在《漫成二首》里吟：“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居易《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

　　杜甫在《曲江二首·其二》里感慨：“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居易《感秋詠意》：“舊語相傳聊滋味，世間七十古來稀。”

　　杜甫在《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里唱：“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居易《春寒》：“靖節先生樽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

　　從以上可以看出，白抄杜的詩句，幾乎是一字不差的照抄。那么，白居易為什么要抄呢？照我想來，無非是以下幾點：

　　一、杜甫比白居易大了六十歲，在他去世后兩年，白居易才出生，白居易抄他的詩，可以不必擔心正主兒找麻煩。

　　二、杜甫說：“語不驚人死不休！”在詩歌的遣詞造句上，他老人家可以說是已經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白居易不抄就心癢難搔。所以抄！

　　三、杜甫這幾句詩的思想、情感、意境、內容正好與白居易做那幾首詩時的情形相仿，所以他信手抄來。

　　四、杜甫的這幾句詩都不太有名和重要，抄了也沒人關注，所以白居易抄。

　　五、白居易的確是太佩服太佩服杜甫了，所以抄他幾句小詩向前輩致敬！

　　六、這一點是我認為最接近事實真相的一點。古時信息不發達，杜甫所作的這幾句詩不為人所知，而古代只有極少人能得到接觸知識的機會，白居易仗著自己手頭上資料的方便，把杜的詩神不知鬼不覺地據為己有。這一假設如果成立的話，估計此時的白居易就再也躺不安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