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題烏江亭》鑒賞
絕句鑒賞：烏江亭
烏江亭 王安石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又重來!
據《史記·項羽本紀》所載，項羽在垓下兵敗后率領從騎八百余人突圍南奔，沿陰陵(今安徽定遠縣)經東城(臨淮關)到達長江邊的烏江亭(今和縣烏江鎮)，這時只剩下二十八騎。面對茫茫的大江，當時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聽從烏江亭長的勸告：“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另一種是認為：“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笈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笈獨不愧于心乎?”于是心甘情愿自刎而死。圍繞著這段歷史公案，一些詠史詩的作者從不同的創作動機、不同的觀察角度出發，往往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如唐代詩人杜牧的《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安可知?
杜牧認為烏江亭長的意見是對的，勝負乃兵家常事，能忍辱負重方是真正男兒。如果項羽能有這樣的心胸和眼光，憑借著聰明勇敢的江東子弟，未必不能卷土重來!南宋詩人李清照的觀點則同杜牧相反，她贊同項羽的觀點：“生當為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詠史》)她認為項羽之一生：生得英偉，死得壯烈，不肯過江東正是他英雄性格的集中體現。初唐進士、武則天時代員外郎于季子的觀點與李清照近似：“北伐雖全趙，東歸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詠項羽》)。也許李清照的《詠史》就是受此啟發，以來抨擊偏安江左，不敢渡江北伐的南宋小朝廷。
王安石的這首《烏江亭》既不同于杜牧的《題烏江亭》，也不同于李清照、于季子的《詠史》、《詠項羽》，而且同上述的觀點都相反。上述的觀點盡管角度不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就是他們都站在同情項羽的這個傳統立場上來分析問題。王安石卻一反傳統，認為項羽在軍事上敗局已定，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人心(包括失去了江東老根據地的人心)，因此不論他是否渡江，都不可能卷土重來了。詩人能站到民心向背這個高度來分析問題，似比杜牧等人的詠史詩稍勝一籌，同時由于這首詩力翻傳統舊案，也給入耳目一新之感。
詩的首二句是敘事，敘事之中雜有詠嘆。百戰，指項羽興兵滅秦以及與劉邦爭天下所經過的上百次戰役。百戰既是虛數也是實指，因項羽就說過：“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余戰”(《項羽本紀》)。疲勞，不只是指連年征戰造成將士的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帶有對項羽失敗原因的探討。漢高祖統一天下后大封功臣，他采納鄂千秋的建議，列蕭何功為第一;而把“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的曹參列為第二。因為劉邦認為蕭何能守住關中根據地，補充軍卒，輸給糧草，按時不匱。這是“萬世之功”(《史記·蕭相國世家》)。相比之下，項羽雖自封為西楚霸王，但對江東地區并未很好經營。兵源既不足，糧秣供應又經常受到下邳彭越的襲擊。所以“疲勞”二字暗中也包含了由于沒有鞏固的后方，因而給人民和軍隊帶來的種種不利，這也為下面所說的江東子弟不肯為之效命埋下了伏筆。“壯士哀”的含義也是如此，它不只是征戰疲勞而發出哀嘆，內中也是包含了對項羽本人的不滿和失望的。項羽入關后，火燒阿房，分封諸侯，焚掠百姓，這就失去了民心。表面上為人“仁而愛人”，實際上“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史記·高祖本紀》)，這當然要造成部下將士的哀嘆和不滿了。項羽在爭天下中的這些問題和失誤，在垓下一戰中徹底暴露了出來，從而也導致了總的崩潰。據《史記》記載，垓下之戰，項羽不但軍事上失利，而且也失去了民心，自己也失去了斗志。《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項王軍壁垓下，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項羽本紀》)。司馬遷是同情項羽的，這段描敘滿懷感情地為我們刻劃出一位失敗了的英雄悲壯的形象，但通過這段描敘，我們也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項羽無論在軍事、政治、民心、士氣上皆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了。王安石把這種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用一句話加以高度概括;“中原一敗勢難回”。這句詩既是由上句“百戰疲勞壯士哀”導出的必然結論，又是一反歷史上傳統看法，對項羽的結局作出品評，充分體現了詠史詩以分析品評為主的特色。下面兩句，則是針對前人的傳統看法進一步加以評論。王安石的分析，別出機杼，他不著重于軍事上的得失，經濟上的足乏，而主要從民心的向背來判斷戰爭的勝負，確實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也是比杜牧等人詠史詩高明之處。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觀點也始終貫穿于王安石所寫的其它關于楚漢戰爭的詠史詩中，如《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
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
巢人七十漫多奇，為漢驅民了不知。
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項羽準備屠外黃城時，聽從外黃城內一個小兒的勸告，為爭取民心，放棄了屠城。這首詩也是一反傳統觀點，認為戰爭勝負主要決定于民心的向背，號稱亞父的范增還不如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兒懂得這個道理。
王詩后兩句在藝術處理上也很特異，從形式上看似乎不通，宋與秦已相距八百多年，當年的江東子弟不可能“今雖在”，今天的江東子弟更不能為八百年前的項羽效命。實際上，這是一種時間上的大跨躍，用情感來改造時間。在詩人眼中，戰爭勝負決定于民心的向背，這是古今一理，由于項羽失去民心，不管他在何時何地，人民都是不肯為之效命的。這種從現實中提取出來又超越現實的客觀真理，我們談起來不但沒有時間上的荒謬感，相反覺得詩人觀察敏銳，識見高遠。當然，這種用情感改造時間的寫法，也不是王安石的獨創，如白居易的《和燕子樓》：“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為一人長”，《詩經·釆葛》。“彼釆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都是這種寫法，王安石不過善于借鑒，善于翻新罷了。
王安石一生寫過不少詠史詩，就其內容來說都是一反傳統，標新立異，但在藝術上卻可分成兩種水準;一種是象《商鞅》、《范增》那樣的詠史詩，純粹議論、章法平直、詩意淺露，這在王的詠史詩中算是下乘;另一種象《明妃曲》，雖有議論，但全詩景物描寫細致，人物形象鮮明，感慨深沉雋永，則應算其詠史詩中的上乘。這首《烏江亭》，議論之中兼有敘事、描寫和感慨抒發，讀后耐人尋味，雖比不上《明妃曲》，但也可算詠史詩中的佳品了。
最后想說的是，王安石此詩雖然立論新穎，批判尖銳，但也并非全是新創，其中也有繼承。晚唐進士汪遵就寫過兩首關于評論項羽不過江東的詩作，皆寫于和州烏江，一首叫《烏江》：“兵散弓殘挫虎威，單槍匹馬突重圍。英雄去盡羞容在，看卻江東不得歸”;另一首叫《項亭》：“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爭。隔岸故鄉歸不得，十年空負拔山名。”立意皆是批判項羽暴虐，不修仁德，違反天道，自然敗亡，最后是英雄末路，有家難歸。汪遵是安徽宣州涇縣人，與和州為鄰州。王安石年輕和晚年皆在金陵，與和州、宣州都很近，讀過此詩并受其影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王安石此詩有繼承更有創新，對后人的影響也很大，尤其是其立論的角度，但思想深度似乎都沒有超過王安石。如清代詩論家潘德輿在《養一齋詩話》中云：“杜牧之《題烏江亭》詩：‘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此翻已奇。荊公又翻之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牧之詩好奇而不諳事理，荊公詩於事理較合，然論項王，亦未得要害處……愚意羽大罪在弒君”(卷四)他認為王安石《烏江》的思想批判超過了杜牧，項羽之敗亡，符合天心民意。但認為項羽起兵反秦，殺掉秦王孫心，這是項羽最大的罪過，這就是腐儒之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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