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庶民文學
（一）創(chuàng)作要素的獨特性
《駱駝祥子》的背景是二十年代末的北平，書中的場所多是中下層人民的聚集地：人力車夫集中的車廠、與虎妞結婚后多貧苦人民的大院、人力車夫休息的茶館……甚至是祥子在下家包月的的生活，老舍對于祥子住處和存錢罐的筆墨也多于夏家的環(huán)境。其次是民俗：車行劉四爺慶生活動的場面，車行人力車夫的隨禮，劉四爺好友的祝壽方式……都顯示了這場祝壽活動的地方傳統(tǒng)；此外還有祥子與虎妞的婚禮，都表現(xiàn)了與祥子的所見所聞相結合的北平特色。“老舍作為北京城的忠實寫家，我們在他的小說中看到洗三、壽宴、葬禮等人生形式性的民俗，也能看到中秋節(jié)、祭灶、新年等節(jié)令禮俗；還能看到洋車夫、剔透匠、裱糊匠等富有舊時代印記的行業(yè)規(guī)矩。”在任何章節(jié)中，老舍都通過一房一舍，一草一木地描寫使小說透出一股濃濃的地域特色，讀者清楚地知道：這寫的是北平，不是竹林小溪環(huán)繞的湘西；不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海；不是高門大院，等級森嚴的四川。哪怕是城郊，祥子被大兵抓走后逃亡的經(jīng)歷都沒有失掉地域特色：南方的水田里斷不會出現(xiàn)駱駝。在此背景下，北平人民的生活到底處于一個怎樣的狀態(tài)呢？這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就表現(xiàn)出來了。同樣是生活在生活壓力下，不斷掙扎的人，祥子是由農(nóng)村進城做人力車夫的年輕人、虎妞是一個大齡待嫁的車行主的女兒、劉四爺是一個固守規(guī)矩，講究臉面的車廠主、小福子是無法為自己做主的長女……這些人物在詮釋自身獨特性的同時，又極具代表性。劉四爺身上體現(xiàn)了官本位社會盛行的尊卑觀；小福子體現(xiàn)了男權社會中女性生存的悲哀；車行的人力車夫們體現(xiàn)了一種安于現(xiàn)狀，茍且偷安的生存觀念。這些車夫、暗娼、巡警、乞丐、大兵、幫傭……形形色色，構成了一個體系完整的下層人民生活交際圈。而這方水土上生活的這方人就構成了祥子生活的社會背景。
在此基礎上，老舍用一條三起三伏的主線將這一個個人物，一幕幕畫卷徐徐拉入讀者的眼簾，同時交補一系列暗線，補成一個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故事。
（二）個人經(jīng)歷與個人奮斗失敗的主題
如果老舍的庶民文學小說僅限于表現(xiàn)北平的地方特色，未免缺乏一種可挖掘的深刻內涵，尤其與矛盾的社會剖析小說比起來就略顯困囿。但事實上，老舍在《駱駝祥子》中表現(xiàn)出了許多社會剖析小說的訴求。在普通北平人身上折射出了批判國民性的傳統(tǒng)。這與老舍的個人經(jīng)歷有關，他的人生經(jīng)歷注定了他會透過層層的生活表面看到它掩藏的某些實質以及將其不自覺引向悲劇的道路。
老舍出身于北平都市底層，父親是京師護軍士兵但在老舍年幼時就已去世。家中生活向來借據(jù)，生計全維系在母親一人做苦工的微薄收入上，就連求學的機會都是偶然來自一位陌生人“劉德旭”。不僅如此，“在第十三小學求學期間，中午需要趕回家吃飯，他常常在推開家門后，聽到母親為難地告訴他家里沒飯。”他甚至在十九歲時便開始承擔家庭重擔。
在這樣條件下成長起來的老舍，從小就耳濡目染北平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tài)，并且早已將其藏在記憶深處。因此，這些東西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信手拈來；同時“老舍自身承擔著老北京人地位、文化、精神落寞的多重痛苦，同時也咀嚼著老北京人敷衍、妥協(xié)、萎靡而又不覺悟的麻木狀態(tài)。”這種情形在文中也顯出了端倪。同樣是人力車夫，剛進城的祥子與那些浸淫在北平多年的人力車夫多么不同。那些人成群結隊地談天說地，做生意時欺瞞顧客。對于劉四爺?shù)钠哿韪遗桓已詤s欺負祥子……還有小福子的父親、劉四爺、虎妞等等。這些人“闊的走向驕奢，顯得走向無聊，窮的走向窘迫。”于是這偌大的北平城也不過是潭死水，祥子被侵蝕，腐化也就不足為怪了。
而這恰是一場讓人心生絕望的悲劇。“對于悲劇的界定，至今被認為最精辟的仍是恩格斯的論斷：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大從整體來看，當時的時代趨勢是中國社會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取得獨立與自由。其次，擺脫政局動蕩，經(jīng)濟秩序混亂的現(xiàn)狀。為國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再者從個體而言，人們能在穩(wěn)定發(fā)展的社會中謀求自我及他人的生存和發(fā)展。而現(xiàn)實的情況卻不是，顯然在那個時段，人們無法實現(xiàn)這一訴求。從小說上來看，北平民眾對于生活的麻木，絕望；祥子對于生存的渴望對發(fā)展的追求；對自我尊嚴的捍衛(wèi)；對人世間愛與美的呼喚；對未來自己的人生規(guī)劃并為此所做的種種努力。而這一切最終都無一例外地走向悲慘的失敗。祥子在這一毀滅過程中的種種抗爭都顯得如此微不足道。祥子的毀滅與絕望從某一層面表現(xiàn)了老舍自身的心理狀態(tài)：民眾生活在這一汪死水似的北平，在生存的泥沼中掙扎。這國家，社會于他們來說該何去何從？顯然，這種絕望也反映了老舍對于這個問題地無果探尋。不僅無法獲得新生，這灘死水甚至會吞沒其中個體的激情、希望熱血、淳樸……由此，老舍通過祥子之口發(fā)出控訴。
綜上，老舍的庶民文學通過他的選材和拼接，顯示了一個原汁原味的二十年代的北平城原貌。同時他通過這一形式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現(xiàn)狀的思考和定位。并且以其為突破口代表了某一起來提向時代發(fā)出了深沉叩問。這種極富個人特色的文學形式，無疑為小說創(chuàng)作樹立了又一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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