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時間：2025-11-16 16:26:46 魯迅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細細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讓我們好好寫份讀后感，把你的收獲和感想記錄下來吧。那么我們如何去寫讀后感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讀后感，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919年10月，是魯迅寓居紹興會館補樹書屋的最后一個月。1916年6月搬進這里后的3年，是魯迅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時間。

　　他寫道：“我寓在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頂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魯迅卻不再專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寫下洋洋6千余字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發表在《新青年》6卷6號，在文章中他批判了過往的父子觀。

　　他寫道：“覺醒的人們，應先解放自己的孩子，為他們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并不是憑空而來，魯迅對父子關系問題關注為時已久，他認為孩子是國家的下一代，拯救他們就是改變中國的未來。

　　但在被泛倫理化、泛國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圍中，人的個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將孩子從舊的父子關系中解放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在寫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一年前寫下的《狂人日記》中，他就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他的觀點則表達得更為明晰。

　　他首先反對子女應以“順從”作為“孝道”的觀點，并結合進化論的觀點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于祖先的事，應該改變”。

　　然后魯迅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幼本位”的主張，即父母對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以孩子為本位，而不是把他們硬塞在祖先或自己為他們造就的模子中。

　　他特別反對流行的報恩觀點。他指出“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別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就更其墮落。

　　“新青年”對父子關系的反思

　　同時，就在魯迅“搖著扇子看頭頂密葉縫里一點點青天”的那些日子里，中國大地上新的東西在萌動，一批留學歸來的“新青年”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們試圖變革社會的同時，也開始反思“父子關系”，并提出顛覆性的觀點。

　　這些青年大多生于19世紀80年代，幾乎在傳統教育的浸潤中長大：魯迅兒時“幾乎讀過十三經”，胡適記憶中連“朱注”都是要背誦的。

　　同時他們又接觸到了甲午之后的維新啟蒙的思潮，在科舉制度廢除之前出國學習，是系統接受西學教育的第一代知識人。

　　作為承前啟后的一代，他們曾活在父輩的時代里，往往因為“孝道”的約束作了人生的犧牲。胡適在婚前曾這樣表白：“我們這一代是必須奉獻給我們的父母和我們的孩子的一代中間人。除非我們能擺脫一切的影響，我們就必須要按父母的愿望與他們為我們選擇的姑娘結婚。”

　　魯迅也曾如此說：“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再后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

　　包括胡適和魯迅在內的“五四”一代在家庭關系上承受了沉重的道德壓力，他們所不能擺脫的顧忌也讓他們看清封建“父子關系”對人的約束，盡管自己無法完全卸下，卻要振臂一呼，“解放自己和他人的孩子”。

　　如其他諸多新思想一樣，對家庭關系的反思也是從《新青年》開始的。這本雜志的創辦者陳獨秀就提出：“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人格矣。”

　　《新青年》的另一位戰將李大釗，則是從道德倫理以外的社會演變角度回溯孝道的淵源。他的分析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說：“隨著新經濟勢力輸入的自由主義、個性主義，又復沖入家庭的領土。它（指孝道觀念）的崩頹破滅也是不能逃避的運數。”

　　同樣在1919年，“動輒便把中國日益深化之危機的全部責任都歸之于孝道”的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3號上發表了一首題為《我的兒子》的詩，提出“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而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長子祖望降生，他的這首詩便是寫給他的，其核心觀念和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如出一轍，在社會上不論兒子與父母，都首先需要做一個“堂堂的人”。

　　胡適認為，“父母對于子女并沒有什么恩情可言，他們在生子時并沒有征得子女的同意，也不是有意要給他這條生命”，因此“至于我的兒子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絕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于他”。（《無后與不朽——試論五四時期胡適的社會倫理觀》）

　　作為父親的魯迅

　　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寫作10年后，魯迅和許廣平有了一個孩子，叫做海嬰。孩子的存在，使魯迅愈加深入地考慮父與子的問題。

　　先前的議論只是個人的獨思，現在則有了切身的體味。在這段時間給友人的書信里，他記載了很多關于海嬰的片段和自己的思索：“海嬰很好，臉已曬黑，身體也較去年強健，而且近來似乎較為聽話，不甚無理取鬧。但因年齡漸大之故，唯每晚必須聽故事，講狗熊如何生活，蘿卜如何長大，等等。頗為廢去不少功夫耳。”

　　“我們都健康，只有那位海嬰氏頗為淘氣，總是攪亂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當作敵人看待了”，“我們的孩子也很淘氣，也是要吃飯的時候就來了，達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還發牢騷說‘沒有弟弟，太寂寞了’，是個頗偉大的不平家。”

　　“海嬰這家伙非常調皮，兩三日前竟發表了頗為反動的宣言說‘這種爸爸，什么爸爸’！真難辦。現在的孩子更搗亂了。”“他去年還問：‘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復是：‘吃也可以吃，不過還是不吃罷。’今年就不再問，大約決定不吃了。”

　　讀了這些魯迅對海嬰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自己所提出教育思想的身體力行：“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父母“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彩，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

　　魯迅到了身體十分虛弱時，仍然在兒子面前堅持一個溫和的父親形象，他會在寫信的時候，請海嬰幫他選擇信紙，“父親有時默許了，有時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選一張，而我卻僵持不肯，每逢此時，父親也只好嘆口氣勉強讓步”。

　　而魯迅病危的時候，海嬰每天晚上臨睡時都會向父親說一句：“明朝會！”有一天，他在樓上喊著：“爸爸，明朝會！”魯迅那時正病得沉重，喉嚨里邊似乎有痰，回答的聲音很小，海嬰沒聽到，又大聲地喊：“爸爸，明朝會！”等一等，還是聽不到回答的聲音，就大聲地喊起來：“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魯迅就掙扎著說：“明朝會，明朝會。”海嬰就說：“爸爸怎么耳朵聾了！”

　　兒子一聲聲嫩嫩的“明朝會”以及魯迅在掙扎中努力地回應，正是一個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和兒子之間的生命呼應。

　　這也正是魯迅所提到的，生命是一種傳承接替，“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生命的天性，不是“恩”，而是“愛”。

　　【拓展】詳細信息：

　　我作這一篇文的本意，其實是想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以尤想對于從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總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但何以大模大樣，用了這九個字的題目呢？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中國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不必說，也與我輩絕不相干；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卻不免偶然發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鏟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他們以為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我知道我輩和讀者，若不是現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補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個時間。為想省卻許多麻煩起見，我們便該無須客氣，盡可先行占住了上風，擺出父親的尊嚴，談談我們和我們子女的事；不但將來著手實行，可以減少困難，在中國也順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聽了害怕，總算是一舉兩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說，“我們怎樣做父親。”

　　第二，對于家庭問題，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經略略說及，總括大意，便只是從我們起，解放了后來的人。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么討論。但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還有，我曾經說，自己并非創作者，便在上海報紙的“新教訓”里，挨了一頓罵。但我輩評論事情，總須先評論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說話，對得起自己和別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創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里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于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便是對于數年以后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所以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

　　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攝取食品，因有食品才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個體，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為繼續生命起見，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現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并非罪惡，并非不凈；性交也就并非罪惡，并非不凈。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于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于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竟與這道理完全相反。夫婦是“人倫之中”，卻說是“人倫之始”；性交是常事，卻以為不凈；生育也是常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人人對于婚姻，大抵先夾帶著不凈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于孩子，卻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人類的性交也應如別種動物，隨便舉行；或如無恥流氓，專做些下流舉動，自鳴得意。是說，此后覺醒的人，應該先洗凈了東方固有的不凈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造者的意義。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領，將來還要交付子女，象他們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繁復，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發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后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后覺醒的人，應該先洗凈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于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將來還要對于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父子間沒有什么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利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系，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卻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著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卻并無錯誤。他并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為本位，便是最合于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只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圣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愿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系利害關系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煞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么“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預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么”之類，自以為“拚命衛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漿，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卻正在父母當時并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喂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在決定，故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潮”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便藏著嗎啡，想待發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親了。

　　歐 “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 “我嗎？”

　　歐 “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親！”

　　歐 “正為那個。”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歐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給我的是一種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只要在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遺傳，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著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將來學問發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Eugenics）者的處置。

　　倘若現在父母并沒有將什么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達到了繼續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了，卻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于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鷙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愿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于現在，這是對于將來。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于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著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復，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卻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圣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蘗；這便是中國人雖然雕落萎縮，卻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后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于后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于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異于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為他們自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于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后，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采，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么？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復丁”么？子女便是“復丁”，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才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領，樣樣照舊，專以“勃（奚谷）”為業，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制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在卻連“衛道”的圣徒，也曾替他們辯護，說并無“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攣”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例便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并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現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只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發笑罷了。）雖然也是一種對于舊說的打擊，但實于事理不合。因為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現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于父母，也便最愛，最關切，不會即離。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于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鉤連。但若愛力尚且不能鉤連，那便任憑什么“恩威，名分，天經，地義”之類，更是鉤連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長者要吃苦了。這事可分兩層：第一，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社會中，不獨老者難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于生活。第二，中國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歲，早已老態可掬，待到真實衰老，便更須別人扶持。所以我說，解放子女的父母，應該先有一番預備；而對于如此社會，尤應該改造，使他能適于合理的生活。許多人預備著，改造著，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實現了。單就別國的往時而言，斯賓塞未曾結婚，不聞他（亻宅）傺無聊；瓦特早沒有了子女，也居然“壽終正寢”，何況在將來，更何況有兒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這事也有兩層，全如上文所說，不過一是因為老而無能，一是因為少不更事罷了。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中國相傳的成法，謬誤很多：一種是錮閉，以為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一種是教給他惡本領，以為如此才能在社會中生活。用這類方法的長者，雖然也含有繼續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卻決定謬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這與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里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但決不是正當辦法。因為社會不良，惡現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倘都順應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系父子關系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于今為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我們試一翻大族的家譜，便知道始遷祖宗，大抵是單身遷居，成家立為；一到聚族而居，家譜出版，卻已在零落的中涂了。況在將來，迷信破了，便沒有哭竹，臥冰；醫學發達了，也不必嘗穢，割股。又因為經濟關系，結婚不得不遲，生育因此也遲，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經衰老，不及依賴他們供養，事實上也就是父母反盡了義務。世界潮流逼拶著，這樣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無非覺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機可望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國家庭，實際久已崩潰，并不如“圣人之徒”紙上的空談，則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無進步呢？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潰者自崩潰，糾纏者自糾纏，設立者又自設立；毫無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后，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嫖錢至于相罵，要賭本至于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尋出“孝經”，勒令誦讀，想他們“學于古訓”，都做犧牲。這只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為要進化，應該繼續生命，那便“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三妻四妾，也極合理了。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類因為無后，絕了將來的生命，雖然不幸，但若用不正當的方法手段，茍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該比一人無后，尤其“不孝”。因為現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群墮落。墮落近于退化，與繼續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無后只是滅絕了自己，退化狀態的有后，便會毀到他人。人類總有些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而況生物自發生以來，交互關聯，一人的血統，大抵總與他人有多少關系，不會完全滅絕。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帳，一面開辟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但世間又有一類長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準子女解放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孫子曾孫都做無謂的犧牲。這也是一個問題；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對于這問題，現在不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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