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現代性
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性的短篇白話小說，雖為開山之作，卻并不顯稚嫩，它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具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以下是小編分享的論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現代性，歡迎大家閱讀!
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雖受到果戈理小說《瘋人日記》的啟發和影響，但后者卻青出于藍。二者雖都描寫了一個精神病人，然而后者無論在主題思想還是表現方法上都與前者有著質的區別。魯迅小說《狂人日記》于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隨即在文學界和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它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具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本文旨在從《狂人日記》主題的反封建意識和懺悔意識、語言的現代性、以及意識流、象征等寫作手法的運用來探析這篇小說的現代性。
一、主題的現代性――反封建意識和懺悔意識
《狂人日記》發表于1918年，正是陳獨秀、李大釗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開展之際。《狂人日記》正是誕生于這一歷史洪流中，小說以日記體形式描寫了一個患有“迫害狂”癥的病人，指出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最后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起到了振聾發聵的效果。作者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點出這篇小說的主題：“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①
中國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宗法制社會，至20世紀上半葉封建思想雖然腐朽不堪卻仍然根深蒂固。封建的倫理道德仍然束縛著人們，廣大民眾仍是麻木不仁，并未想過改變自身以及社會的狀況。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觀察了他周圍的人：“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給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然而，他們不但沒有起來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可見反對封建思想、啟蒙民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作者對于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的批判并不是口號式的，而是切中本質、振聾發聵的。“我翻開歷史一看，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天，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紙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小說通過狂人的幻覺刻畫了在“仁義道德”掩蓋下到處可見的“白厲厲的牙齒”，無情地撕去封建家族表面上溫情脈脈的面紗，揭露了封建社會的虛偽本質。
魯迅1925年在《燈下漫筆》中痛切地指出：“大小無數次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女人和小兒。”②其后的小說，在“仁義道德吃人”這一思想的各個層面深入開掘和具象化。《孔乙己》、《白光》控訴了封建教育觀念、科舉制度的殘毒貽害知識分子的罪惡;《阿Q正傳》暴露了封建正統觀、等級觀吞噬國民靈魂的罪惡;《祝福》控訴了封建節烈觀毀滅善良勞動婦女的罪惡;《藥》表現了統治階級及其爪牙對革命者的迫害、對普通民眾的欺詐等等。如果說《狂人日記》是對整個封建營壘的一次總體性猛轟，那么其后的作品則是對各個明碉暗堡的重點性爆破。
同時小說中也體現了深刻的懺悔意識。“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千年來時時的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可見狂人并沒有將自己與吃人的罪責完全撇開，他意識到自己也是有罪的，也有可能在無意之中成了吃人的人，也不能完全推掉自己身上的責任，他的身上已經具有了明顯的懺悔意識。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我們幾乎找不到自我懺悔的體現，因此小說中的這一層主題思想較之于前者更具有現代意識和現代性。
二、語言的現代性――白話文的大膽嘗試
白話文即古代市井白話，如《西游記》、《水滸傳》等小說就是用白話文寫作的，但是直至晚清以前，白話文始終只是作為一種市井語言，難登大雅之堂。晚清國門洞開，隨著而來的除了堅船利炮還有西方的思想文化，語言作為思想文化的載體，對人們思想觀念以及社會發展都有著重要影響。而文言的語言特點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特別是文化推廣的要求。
《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以蘇曼殊為代表的的創作小說，以劉半農為代表的翻譯小說，都是用文言寫作的。第二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后，作品也只有胡適的小說和詩歌是白話，但是影響甚微。然而在《新青年》上發表創作的并不多，魯迅的《狂人日記》是第一篇創作的白話小說。③雖然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極力主張廢除文言文而提倡白話文，認為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以此來建設新文學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理論的大肆倡導，并未能直接促成當時白話文創作興起和繁盛的局面。盡管胡適等人做過嘗試，但是效果甚微，直至魯迅《狂人日記》的發表，才對白話文的推廣使用起到了顯著作用。
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對白話的運用達到了非常嫻熟的程度。比如：“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樣。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它兜肚連腸的吐出。”從這短短的幾十個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之深，其中有心理、有動作、有細節，用的都是標準的白話，自然樸實，卻又處處生動形象，充滿意趣。作品中還有一些警句式的詞句，如“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其概括的力度和含義的深度，都絕不亞于文言文，足見作者高超的語言功力，也為白話文的使用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三、寫作手法的現代性――意識流、象征等寫作手法的運用
意識流是西方現代電影和小說中經常運用的手法，其表現方式的主要特點是：淡化故事情節，輕視環境描寫，強調人物非理性的潛意識活動。在意識流小說中，故事的安排和情節的銜接，一般不受時間、空間或邏輯、因果關系的制約，往往表現為時間、空間的跳躍、多變，前后兩個場景之間缺乏時間、地點方面的緊密的邏輯聯系。時間上常常是過去、現在、將來交叉或重疊。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狂人由趙貴翁聯想到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簿子，二者并沒有邏輯上的直接關系，思想跳躍性極大;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這里沒有明顯的情節，先是交代了時間“不知是日是夜”，然后寫到聽覺感受“招架的狗又叫了起來”，接著思維一轉，“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這句是狂人主觀上的感受，更加抽象、模糊;“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不能想了。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在這幾處，故事的跳躍性也沒有明顯的邏輯關系，在狂人的意識中，過去與現在交織，已往與后來顛倒。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簿子，幾千年的歷史都寫著“吃人”，孩提時聽大哥講故事，趙家的狗又叫了……紛繁的時間切換，將歷史與現實結合在一起，把幾千年封建禮教“吃人”的斑斑血淚凝縮在人物奇特的感受之中。
小說主人公為狂人，這實際上是象征手法的運用。魯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過：當時“大約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知識”。從作品中狂人的言行表面上來看，他的確是一個“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懼、多疑、邏輯思維不健全等特征，屬于精神病學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寫：“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這樣的以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處處可見。如果只看到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認為狂人是真狂了。其實雖然狂人的評議和心理有許多錯亂和偏執的地方，卻又表現出清醒的認識、深刻的思想和發人深省的洞察力。在這方面，最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從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字縫里所發現的吃人的本質。這段話揭開了幾千年中國封建禮教的面紗，揭露了封建禮教在精神上對人民的殘害，揭示了封建制度奴役壓迫人民的罪惡。幾千年來，敢于站出來說出這個本質的人難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嗎?小說主人公形象為狂人，可謂是作者的獨具匠心，他象征著那些已經覺醒、敢言敢為卻不被民眾所理解的先驅和勇士。歷史上的改革者、先知先覺者常常不被人們理解，甚至被視為瘋子，如李贄、孫中山等。取狂人這一形象使得文章反封建、反傳統意識進一步深化，且在以往的文學中，類似的形象并不多見，可見作者的創造性與現代性。④
其次，小說當中也多處使用了象征手法：“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象征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歪曲了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而狂人將這一“簿子”“踹了一腳”，則象征著狂人敢于反抗傳統，把帝王將相的歷史踩在腳下，有力地歌頌了狂人的判逆精神。又如狂人在“勸轉”失敗之后遭到反動勢力圍攻的那一段描寫，既象征了反動派對進步力量日益加緊的迫害，又象征了反封猛士的不屈不撓的斗爭;而狂人在最后喊出的“救救孩子”，則象征了正在斗爭的這一代人對于新生力量的愛護和培養。這些都扣住了狂人的特點，深切地表達了主題思想。
另外，《狂人日記》一發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別”而引起了許多關注新文學的人們的注意。而它的特別，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國傳統小說從來沒有過的‘日記體’形式。這在當時是極為少見、有著現代性質的。再如小說開頭“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縱觀中國傳統文學，人物出場時一般都會介紹其生平、來歷，而小說中對于“我”并沒有此類的交代，這也是典型的現代派寫法。
此外，小說中序言使用文言文，與日記中使用的白話文形成鮮明對照，運用了兩個不同的敘述視角。序文的敘述者“余”通過一系列行為來證明、強調狂人事件的真實性： “偶聞其一大病”，因為僅是“偶聞”，還是難以斷定這一消息的可信與否。“適歸故鄉”，則“迂道往訪”，得到其兄長的確認：“病者其弟”，并“出示日記二冊”為證。敘述者“持歸閱一過”，發現“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接著敘述者又驗證了日記的真偽：日記”“亦不著日月”，且“間亦有略具聯絡者”。雖然是日記，但不寫日月;日記有兩冊，但其中語句連貫通順的卻很少，可知實乃狂人所做。“惟墨色字體不一”，可知“非一時書”，也非他人杜撰。“余”如此詳細且近于繁瑣地考證，無非是要造成讀者信其所講為真的結果。但在小說正文中，狂人對吃人真相的發現、“救救孩子”的呼聲以及“我也曾吃過人”的自我懷疑和懺悔精神，又使得讀者對狂人瘋狂的真實性產生了極大的懷疑。這樣小說文本就有了一種分裂性，對立的因素，形成反諷的效果。雙重視角的巧妙運用給讀者造成了更加深刻的震撼，這樣的寫作手法也頗具有現代意識。
四、結語
盡管在《狂人日記》之前，詩歌、散文界也出現了用白話寫作的作品，例如1917年6月，女作家陳衡哲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了記實小說《一日》，小說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現代性。但《狂人日記》以深厚的思想藝術分量，并且把徹底的反封建精神、深刻的啟蒙精神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緊密結合在一起，從而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的白話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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