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熱風》雜文集:《望勿“糾正”》
引導語：中國文學家魯迅先生參加校對工作最多、對校對工作貢獻最大、事跡也是最感人的，下面是小編整理他的《熱風》雜文集中的《望勿“糾正”》，我們一起學習了解。
望勿“糾正”〔1〕
汪原放〔2〕君已經成了古人了，他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于作者和讀者的。誰料流弊卻無窮，一班效顰〔3〕的便隨手拉一部書，你也標點，我也標點，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結果只是糟蹋了書。
《花月痕》〔4〕本不必當作寶貝書，但有人要標點付印，自然是各隨各便。這書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錯字很多，現在通行的多是這一種。至于新標點本，則陶樂勤〔5〕君序云，“本書所取的原本，雖屬佳品，可是錯誤尚多。余雖都加以糾正，然失檢之處，勢必難免。……”我只有錯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對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葉，便覺得還是石印本好，因為陶君于石印本的錯字多未糾正，而石印本的不錯字兒卻多糾歪了。
“釵黛直是個子虛烏有，算不得什么。……”
這“直是個”就是“簡直是一個”之意，而糾正本卻改作“真是個”，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頭上包著縐帕……突見癡珠，便含笑低聲說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實何苦呢?’“……癡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罷。’……”
他們倆雖然都淪落，但其時卻沒有什么大悲哀，所以還都笑。而糾正本卻將兩個“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們一見就哭，看眼淚似乎太不值錢，況且“含哭”也不成話。
我因此想到一種要求，就是印書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義不甚了然時，不可便以為是錯的，而奮然“加以糾正”，不如“過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錯。
我因此又起了一個疑問，就是有些人攻擊譯本小說“看不懂”，但他們看中國人自作的舊小說，當真看得懂么?一月二十八日。
這一篇短文發表之后，曾記得有一回遇見胡適之先生，談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還以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說他做過許多工作，已足以表見于世的`意思。這實在使我“誠惶誠恐”，因為我本意實不如此，直白地說，就是說已經“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時候，我才知這先前所聽到的竟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謠言。現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謝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將舊文的第一句訂正，改為：“汪原放君未經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解】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報副刊》，署名風聲。
〔2〕汪原放(1897—1980)安徽績溪人。“五四”以后曾標點《紅樓夢》，《水滸傳》等小說，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3〕效顰《莊子·天運》：“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丑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后來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顰。
〔4〕《花月痕》長篇小說，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內容系描寫文士、妓的故事。
〔5〕陶樂勤江蘇山人。他標點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圖書館出版。
魯迅先生與校對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很多都曾親自參加過校對工作.有的還在這方面作出過不小的成績，然而，參加校對工作最多、對校對工作貢獻最大、事跡最感人的還是要數魯迅先生。
第一，魯迅強調校對工作的重要性，認為“校對和創作的責任是一樣重大的”。在魯迅看來。如果校對質量好，可以促進作品的流傳。如果校對質量差，就會“錯得大差其遠”，“有時簡直有天淵之別”而影響作品質量。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魯迅特別重視校對工作。可以說，魯迅把圖書的校對質量作為衡量圖書質量好壞的重要標準。他在《三閑書屋校印書籍》的廣告詞中，把“虛心紹介誠實譯作”、“重金禮聘校對老手”、“決不偷工減料”作為優秀圖書的三個標準，加以廣告宣傳。在編輯和校對兩個環節，魯迅甚至更為重視校對。他在介紹他的三部譯作(《毀滅》、《鐵流》、《士敏土之圖》)時說：“編輯并無名人掛名，校印卻請老手動手。”(《三閑書屋印行文藝書籍》)在這里.魯迅并不是輕視編輯工作，而是更突出地強調校對工作的重要性。
魯迅重視校對工作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重要稿件親自校對、親自把關。根據魯迅逝世后親友們的回憶和魯迅日記、書信中的記載，魯迅自己的作品大多是他親自二校的，有的作品還校過多次。比如，關于《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包括《豎琴》和《一天的工作》上、下兩部)的編輯、校對問題，魯迅就多次寫信，表明自己對校對的態度。1932年11月6日，魯迅寫信給鄭伯奇說：“《豎琴》已校畢，今奉上，其中錯誤太多，改正之后，最好再給我看一遍(但必須連此次校稿，一同擲下)。”1933年1月8日，魯迅又寫信給趙家璧說：“《一天的工作》已校畢，今送上，但因錯字尚多，故須再校一次。改正之后，希并此次送上之校稿，一并交下為荷。”為了一部書的校對問題，魯迅一再寫信，并且交代甚詳，這一方面反映了魯迅工作上一絲不茍、認真負責的態度和精神，一方面也證明了魯迅對校對工作的極端重視。
魯迅重視校對工作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作出示范。敦促身邊的人搞好校對工作。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為了提高校對質量，魯迅除了自己親自參加校對以外，就是盡力發動身邊的人重視和參加校對工作。魯迅十分重視言傳身教。他有時直接向文學青年們傳授經驗。如李霽野在《回憶魯迅先生·記“未名社” 》中說：“先生的譯著印行時，總親自校閱，也有些小經驗喜歡向我們述說。例如莫使一行頂上的一格排無所屬的標點符號，便是其中之一。”他有時作出示范，讓文學青年仿照實行。如尚鉞在《懷念魯迅先生》中回憶道：“我答著他。一面打開校樣來看，發現頭一篇便是我的，而第一頁已經校對完了。他又接著和我說：‘這一頁我已經校對過，你沒校對過吧?有錯誤就照著這張樣子改。’”魯迅通過這樣的言傳身教，使文學青年們明白了校對工作的重要性。正是在魯迅的親自參加和帶動下，《語絲》、《奔流》、《譯文》以及《未名叢刊》、《奴隸叢書》等書刊，都因其內容深刻、校對質量好而得到讀者的青睞，從而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園地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放射出奪目的光彩。
第二，魯迅主張校對時一定要嚴格地查對原稿，而特別反對校對者按自己的理解作任意的改動。魯迅先生在《望勿“糾正” 》一文中明確提出：“我因此想到一種要求。就是印書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義不甚了然時，不可便以為是錯的，而奮然‘加以糾正’，不如‘過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錯。”他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當時校對隊伍的狀況十分令人擔憂。魯迅先生在1935年5月28日給黃源的信中說：“‘校對’實是一個問題，普通是只要校者自己覺得看得懂，就不看原稿的，所以有時候，譯者想了許多工夫，這才決定了的字，會錯得大差其遠，使那時的苦心經營，反而成為多事。”在1936年9月3日給沈雁冰的信中，魯迅先生又說：“但我們是對原稿的，因此發見印刷局的校員，可怕之至，他于覺得錯誤處，大抵以意改令通順，并不查對原稿，所以有時簡直有天淵之別。大抵一切校員，無不如此，所以倘是緊要的書，真令人寒心。”正因為當時校對人員的素質十分低下，而校對質量又非抓不可，所以，魯迅先生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些創作時間，而在校對上下一些工夫。他宣稱：“我以為凡有稿子，最好是譯作者自己看一遍。”(魯迅：《致黃源》)魯迅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實行的。
魯迅不得不走的校對生涯是時代造成的'。也是他那種凡事認真的性格使然。在這里。我們為魯迅先生不能利用這些時間更多地從事創作而惋惜，同時也為他那種為別人而犧牲自己的老黃牛精神所感動。
第三，魯迅強調校對工作必須認真、負責、仔細，必須養成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魯迅先生自己對校對工作是極其認真負責的，他的這種工作態度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學昭在《回憶魯迅先生》中說：“就在這年秋冬之交，《語絲》這個刊物辦起來了，發的稿子好像都經魯迅先生看過，但編的人不是他。他對于這個刊物的印刷、校閱，都很認真。他自己的文章，二校都由他親自校對。”許廣平在《魯迅先生怎樣對待寫作和編輯工作》中同樣記載了魯迅先生認真負責參加校對工作的情況：“魯迅常常親自做校對工作。校對中，遇到一行的頂頭有標點，他都認真地劃到每行的末尾;一張校樣，正面看看，還要倒過來看看，這樣，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就很容易發現了。他要求天地頭要排得整整齊齊，哪個地方空得多，哪個地方比較擠，哪個地方錯落不齊，他都在樣子上做出記號，有時用尺劃一條直線，以引起排字工友的注意。……他在編輯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編排校的工作總是自己親自來做的，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對待讀者。”
第四，魯迅先生在校對工作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校對生涯是和他的創作生涯、編輯生涯共始終的。就是說，他一走上文學道路就開始了校對生涯。根據魯迅本人的書信日記和其他人的回憶文章來看，魯迅的作品一般是由他本人親自校對或通讀清樣的。可以說，魯迅在校對上花費了極大的精力。魯迅先生不僅校對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也校對別人的著作和文章。魯迅在1926年10月28日給許廣平的信上就說：“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拚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在這里，魯迅把校對當成了他工作的三件大事之一。魯迅在北京時期是如此，在上海時期仍然是如此。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也談到魯迅先生編輯、校對《奔流》稿件的情況。他說：“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志《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于校對、集稿、算發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魯迅先生不僅參加自己編輯的刊物的校對工作，而且為了培養文學青年，有時甚至擠出時間為他們改稿、校稿。川島在《和魯迅相處的日子·大師和園丁》中回憶：“有些青年還拿了譯稿或者自己寫的文章，請他去校、去改，他也從不推托的。如果白天沒有功夫校改，又怕擱的日子多了耽誤了他們，就在夜里來替他們校改，看稿子又看得極仔細，翻書，查字典，甚至稿子中的一個錯別字都給改正了;他喝著很濃的茶.不斷的吸著紙煙，一直到深夜不息。”魯迅這種犧牲自己、幫助別人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魯迅幫助別人校對的另外一個感人事跡就是校對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瞿秋白曾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領導人之一，并是魯迅反“文化圍剿”的戰友。瞿秋白犧牲以后，魯迅和茅盾將他的譯作結集為《海上述林》出版，魯迅擔任了全書的校對工作。這時，魯迅先生已經身染重病.每天發燒不已。但他仍然堅持不懈地校對著。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書中記載了魯迅先生帶病校《海上述林》的動人情景：“魯迅先生的身體不大好，容易傷風，傷風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傷風之后總要拖下去一個月或半個月的。《海上述林》校樣，1935年冬，l936年的春天，魯迅先生不斷的校著，幾十萬字的校樣，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樣來總足十頁八頁的，并不是統統一道的送來.所以魯迅先生不斷的被這樣催索著，魯迅先生竟說：‘看吧，一邊陪你們談話，一邊看校樣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不斷地與病魔抗爭著，同時也在不斷地工作著、校對著，直到他逝世前十幾天.即1936年9月30日。他才在日記上寫道：“上午校《海上述林》下卷畢。”魯迅先生一生校對的數量之大.在中國現代著名作家中是罕見的。據統計，魯迅先生“自己著譯及編刊的書籍、雜志，再加上替別人‘選定’、‘校訂’、‘校刊’的作品將近一百二十種，有的還一校再校三校，約計起來，總不下兩三千萬字。”(臧克家：《學詩斷想》)這個龐大的校對字數，既說明了.魯迅先生校對丁作的持之以恒，也說明了魯迅先生為校對工作所花費的極大心血。
魯迅先生在校對工作上的成功實踐和巨大貢獻已經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那種為校對工作而奮斗不已的精神和感人事跡也在激勵著我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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