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先生魯迅散文
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魯迅先生。先生奮斗且光輝的一生，以其對文化、對人生、對社會、對中國的獨立特行的思索與筆耕，激勵著鞭策著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我對先生的景仰與推崇，要從我讀大二開始，有好幾個晚自習，我從校書館借來《魯迅全集》，貪婪地翻閱，漸漸地我從先生的字里行間發現先生并不是一個冷酷無情、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不是一個只會舞著“匕首”與“投一槍一”與敵人戰斗的人。先生很多或簡或繁，或怒或喜，或憂或嘆，或思或想的文字，無不洋溢著實實在在的男人情懷。
先看看先生的親情吧。1900年1月26日，先生由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南京礦路學堂回家過年，2月19日返校后寫了三首與弟弟周作人惜別的詩，其中之一為 “謀生無奈日奔馳，有弟偏教各別離，最是令人凄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1901年四月初，先生又寫詩向周作人訴說離別之苦：“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別離，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盡管后期與周作人人生觀世界觀背道而馳，但在當時年輕的先生因為謀生而奔波在外，想念手足之情確是無遮無掩。
1932年3月20日夜，在致母親魯瑞的信中先生說海嬰疹子已無妨礙，海嬰“所說之話亦更多，大抵為紹興話，且喜吃咸，如霉豆腐，鹽菜之類。現已大抵吃飯及粥，牛乳只吃兩回矣。”1933年12月19日再致母親信中說：“海嬰仍不讀書，專在家里搗亂，拆破玩具，但比上半年懂事得多，且較為聽話了。”一個兒子對母親所關心孫子情況的詳細敘說，令母親寬慰而安心，一個父親對兒子的細心與一舔一犢之形象躍然紙上。
先生早期的愛情夭折了，四十歲以后卻迎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師生戀。1925年3月，先生與自己的學生許廣平，開始了書信往來，雙方很快都進入了熱戀狀態，這時先生已是人過中年了。先生寫到：“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么樣的人了，我可以愛！”在好多兩地書中，先生屢屢稱許廣平為“乖姑、小刺猬、小蓮蓬”，可見之親一昵。在更多的書信中，兩人均是在信中對社會對人生問題做嚴肅的探討。許廣平說：“沒有燦爛的花，沒有熱戀的情，我們的心換著心，為人類工作，攜手偕行……”。
先生唯一一篇愛情小說《傷逝》，主人公涓生與子君，以浪漫的戀愛開始，以殘酷的現實、悲劇的婚姻結束。用涓生事后反省時的話說，人必須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可是他們為了單純的愛、盲目的愛，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都疏忽了，一個在抑郁中死去，一個則剩下了無窮無盡的悔恨和悲痛，獨自在寂寞中品味著歷歷往事。
可以看出先生對愛情與生活的態度始終是熱烈的是理智的是冷靜的是成熟的。
同樣把友情也看得很重的先生，在許多交友情節上也為我們提一供了趣味與佳話。
1930年1月8日先生在致郁達夫、王映霞夫婦的信中說令郎的誕生已經有四十多天了，“然而祝意是還想表表的，奉上粗品兩種，算是補祝彌月的菲敬。”可見先生對朋友的家事是很關心的，作為中國民間的傳統禮節，禮尚往來，先生一點也不馬虎。
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先生曾三次接納瞿秋白夫婦，讓他們在自己上海的寓所躲避白色恐怖。1933年3月，先生來到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并送給瞿秋白一盆堇花，以作喬遷之賀禮，并書贈清人何瓦琴的聯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此時先生早已將瞿秋白作為可照肝膽可傾肺腑的朋友和同志了。瞿秋白非常珍惜和先生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關之際，還時常回憶這段人生中最“愜意”的時光。
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編者之一的劉半農，也曾是 先生的一位朋友。初始與先生交往時劉半 農與先生是共同戰斗的朋友，后來他思想日趨保守，與先生漸行漸遠了。劉半農死后，先生在1934年8月1日《憶 劉半農君》中追憶與劉半農的合與分，該文寫得既有感情又有分寸，私交公誼兩個方面均照顧到了，先生提出了自己論人論事的標準，首先是看怎樣“于中國更為有益”，而非一般人對不能志同道合者的懷疑與貶低，猜測與謾罵，顯示了一個品德高尚、人格純凈者所具備的胸懷與氣度。
先生是個偉人，但先生首先是個男人，他在“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人生邊上，在“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刀光劍影背后，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的真情先生形象。對待親情他溫一存而又細致，對待愛情他熱烈而又冷靜，對待友情他厚重而又理性，于國于家于人于己，先生這輩子堪稱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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