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詩歌共有多少篇
《詩經》是產生于中國奴隸社會末期的一部詩集。它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詩經詩歌相關知識，歡迎來參考！
搜集了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古代詩歌305首，除此之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六篇。沒有內容的是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和由儀。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詩經詩歌相關知識，歡迎來參考！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經》共分風（160篇）、雅（105篇）、頌（40篇）三大部分。它們都得名于音樂。“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古人所謂《秦風》、《魏風》、《鄭風》，就如現在我們說陜西調、山西調、河南調、“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據年代先后而分的。“頌”是用于宗廟祭的樂歌。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約五百多年間的詩歌305篇。
〈詩經〉在先秦叫做〈詩〉，或者取詩的數目整數叫《詩三百》，本來只是一本詩集。但是，從漢代起，儒家學者把《詩》當作經典，尊稱為《詩經》，列入“五經”之首。
《詩經》中的詩當初都是配樂的歌詞，按當初所配樂曲的性質，分成風、雅、頌三類。
“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謠。“風”包括了十五個諸候國的民歌，即“十五國風”，共160篇。占了詩經的一半以上。與《雅》、《頌》相比，《風》顯得活潑，生活氣息更濃，如開篇《關雎》寫初涉愛河的青年。《氓》寫被丈夫拋棄的女子的哀怨。《靜女》寫戀愛時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聲雅樂，是正統的宮廷樂歌。“雅”分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會的典禮；“小雅”則是用于一般宴會的典禮。
“頌”是祭祀樂歌，用于宮廷宗廟祭祀祖先，祈禱贊頌神明，現存共四十篇。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
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
《詩經》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廣泛流傳。是中國幾千年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孔子在《論語》里也有“不學《詩》，無以言”的說法，并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弟子。此后，它與《書》、《禮》、《易》、《春秋》并稱“五經”。孔子以后的儒家學派人物，都把《詩》當作教本，傳授不絕。雖經秦始皇焚書，但《詩》由于學者的口頭傳誦，得以流傳下來。
《詩經》在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對后代文學影響很大。
《詩經》的表現手法：一、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二、《詩經》的表現手法之二：四言為主，章節復沓，反復詠嘆。
為何說《詩經》是我國詩歌的光輝起點?
相傳，我國古代有“采詩”的制度。遠在堯、舜、禹、夏、商、周的時代，朝廷就設有專門采詩的官員，每年的正月或者八月，在民間征集群眾口頭流行的歌謠，然后把采集
來的歌謠獻給樂官太師，樂官再配上樂譜，演唱給天子聽。天子則依靠這些詩歌體察風土人情，了解民間疾苦以及老百姓對朝廷政治設施的反映和意見。《詩經》就是周代樂官們收集并經過加工整理的歌謠，它前后醞釀了五百多年，并且被不斷地潤色和刪減，精心編選，分門別類，按“風”(民間詩歌)、“雅”(貴族官吏詩歌)、“頌”(宗廟祭祀詩歌)三大類，進行加工整理，最后選出三百零五首，編成一部詩歌總集。當時，這部詩歌總集就叫《詩》，或按其詩篇之整數，稱《詩三百》。
春秋時代，群雄并起，各諸侯之間，交往頻繁。許多王侯貴族、公卿大夫，為加強自己的外交辭令，使語言含蓄婉轉且優美動人，常常借用詩句來表達意見和態度。這種風氣越演越烈，以至一時形成風氣，上層人物說話辦事，多引詩傳情達意，證其得失，否則就覺得大失面子。
《左傳》襄公十六年還記載，晉平公即位不久，一次大宴諸侯，讓赴宴的諸位大夫，賦詩并配樂舞，還提出“詩歌必類”，即要求所賦詩歌，應符合宴會內容。誰知齊國大夫高厚，賦詩“不類”，晉大夫荀偃立即拍案而起，怒聲喝道：“諸侯有異志矣!”認為齊國有叛逆之心，于是和赴宴的其他大夫盟誓：“同討不庭!”只因賦詩不當，幾乎引發一場大禍，可見稔熟《詩》在春秋時期，是何等重要!據后人統計，一部《左傳》，記載春秋時期政治、外交活動時，引詩之句，竟達二百五十條，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出自《詩三百》。
正是在如此時代氛圍中，孔子對《詩》推崇備至，不只授徒講學，把它作為主要課本，還多次對兒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到了漢代，朝廷采納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創者孔子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得很高，直至奉為“圣人”。愛屋及烏，孔子推祟的《詩》，也被看作重要經典，因而出現了《詩經》這一名稱，并廣為流傳，沿用至今。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中國詩歌的光輝起點。它是中國上古時代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
兩千多年來，《詩經》如巨眼噴泉，一直流澤和滋潤著中國詩歌這條源遠流長的長江大河，哺育著眾多才華卓絕的文人墨客。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一份寶貴遺產，而且早在古代就流傳到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十八世紀時，還傳播到了歐洲，時至今日，世界上各種主要文字，都有了《詩經》的翻譯本。《詩經》已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份珍貴財富。
社會功用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賦詩言志”。想言什么志，則引什么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贊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后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了《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發讀者的想像與聯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詩經價值
1.歷史與民俗價值
從歷史價值角度言，《詩經》實際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歷史，全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地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其涉及面之廣，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后世史學家的史書敘述這一歷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了《詩經》的記載。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詩，本是歌頌祖先的頌歌，屬祭祖詩，記錄了周自母系氏族社會后期到周滅商建國的歷史，歌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輝煌功績。這些詩篇的歷史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們記錄了周氏族的產生、發展及滅商建周統一天下的歷史過程，記載了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大遷徙、大戰爭等重要歷史條件，反映了周氏族的政治、經濟、民俗、軍事等多方面情況，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雖然這些史料中摻雜著神話內容，卻無可否認地有著可以置信的史實。
《詩經》的民俗價值也顯而易見，包括戀愛、婚姻、祭祀等多個方面。如《邶風·靜女》寫了貴族男女青年的相悅相愛；《邶風·終風》是男女打情罵俏的民謠；《鄭風·出其東門》反映了男子對愛情的專一。這些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反映表現各種婚姻情狀的詩篇，綜合地體現了西周春秋時期各地的民俗狀況，是了解中國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從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對待婚姻的不同態度和婚姻觀。
《詩經》中不少描述祭祀場面或景象的詩篇，以及直接記述宗廟祭祀的頌歌，為后世留下了有關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風·簡兮》中寫到“萬舞”，以及跳“萬舞”伶人的動作、舞態，告訴人們這種類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廟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體狀況。更多更正規的記錄祭祀內容的詩篇，主要集中于《頌》詩中。如《天作》記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時所歌。這些詩章充分表現了周人對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誠，以祭祀歌頌形式，作謳歌祈禱，反映了其時人民對帝王與祖先的一種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從中折射出上古時代人們的心態和民俗狀況，是寶貴的民俗材料。
2.禮樂文化及其它價值
周代文化的鮮明特征之一，產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響后代的禮樂文化。其中的禮，融匯了周代的思想與制度，樂則具有教化功能。《詩經》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表現了周代的這種禮樂文化，成了保存周禮有價值的文獻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均為燕饗樂章，它們或燕樂嘉賓，或臣工祝頌天子；而《寥蕭》則為燕遠國之君的樂歌。從中可知周朝對于四鄰遠國，已采取睦鄰友好之禮儀政策，反映了周代禮樂應用的廣泛。又如《小雅·彤弓》，記敘了天子賜有功諸侯以彤弓，說明周初以來，對于有功于國家的諸侯，周天子均要賜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頒發。相比之下，《小雅·鹿鳴》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詩是王者宴群臣嘉賓之作。“周公制禮，以《鹿鳴》列于升歌之詩。”朱熹更以為它是“燕饗通用之樂歌”詩中所寫，不光宴享嘉賓，還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從而顯示了“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后世法”。
除燕饗之禮外，《詩經》反映的禮樂文化內容還有：《召南·騶虞》描寫春日田獵的“春蒐之禮”；《小雅·車攻》《小雅·吉日》描寫周宣王會同諸侯田獵；《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寫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農等諸神；《周頌》中多篇寫祀文王、祀天地，可從中了解祭禮；《小雅·鴛鴦》頌祝貴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會諸侯檢閱六軍，可分別從中了解婚禮、軍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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