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與反移情

時間：2022-12-15 03:38:29 心理疾病

移情與反移情

　　移情的事例我們經常聽說了，那么你是怎么看待移情與反移情的呢?下面就隨小編一起去閱讀移情與反移情，相信能帶給大家啟發(fā)。

　　移情

　　最初，布雷爾Breuer和弗洛伊德(1895)將移情視為“有污染的影響”，它會妨礙或阻抗治療中的宣泄(cathanicmethod)。弗洛伊德擔心移情是醫(yī)師對患者有不當影響的結果，因此，精神分析如果專注于這樣的現象，會被視為一種變相的催眠或“暗示”。但弗洛伊德很快就了解到移情并非單由暗示所挑起，患者與分析師的關系是了解個人內在世界的首要途徑;移情則是患者對分析師的病態(tài)伊底帕斯依附，亦即患者早期與父母(或主要照雇員者)的關系的再現(Freud1895, 1905c)。這樣的了解使弗洛伊德發(fā)現了一種精神官能癥式移情(transferenceneurosis)，它包含了正向和負向的移情，相似于原始伊底帕斯情境中的感覺和愿望，這些情緒后來又在分析中重現。分析若要有效，分析師必須分析所有呈現在分析師面前的移情現象，否則，它將會阻礙被潛抑之幻想的浮現。為此，早期弗洛伊德就認為移情有兩個面向：一方面，它是一種阻礙回憶的抗拒;另一方面，它是嬰兒期沖突的“重現”，這樣的重現對于治療是有用的。

　　弗洛伊德(1912b)也區(qū)辨移情機制(transference mechanism)和移情動力(dynamics oftransference)的不同，前者反映了過去的經驗，而后者則是被分析情境所挑起的。他將移情的機制視作一種“模板”(template)，或是貯存在系統潛意識里的嬰兒影像(infantileimages)，由系統潛意識中產生了“動力移情”，亦即患者與分析師在分析情境中的情緒關系。當代精神分析師仍對移情的這兩種面向爭論不休，爭論的主題是，究竟是“過去”的潛意識重要，還是“現在”的潛意識重要(Sandler & Sandler 1984)。有些作者認為移情是重建童年創(chuàng)傷的主要路徑;有些人則主張?zhí)剿髟\療室中的移情才是治療的重心。另外一個熱烈的爭論是，到底要從精神內在的角度(intrapsychic view)來看移情，或從人際互動角度(interpersonalaspect)來看移情,這兩種論點的擁護者之間也有相當熱烈的辯論。不管從何種角度來看，移情都是弗洛伊德臨床理論的中樞，同時也是當代精神分析的核心主題。

　　詮釋移情：古典觀與現代觀

　　首先，我們將由“古典”和“現代”(或稱之為“當代”)實務與理念，比較移情的不同面向。為了方便的緣故，我們暫時使用“古典”和“現代”二詞，事實上這兩個詞不該被視為互相沖突，而應是互相依存且概念重疊。移情動力最“古典”的定義是，患者將其過去與重要他人(如母親、父親或手足)的經驗和強烈的情感轉移到分析師身上，這些強烈的感覺包括依賴、愛、性吸引力、嫉妒、挫折、恨。患者沒有察覺到此種錯誤的連結，在他/她的感覺中，這些情緒并不屬于過去，而是直接與在他/她面前的分析師有關。以上的觀點認為，詮釋移情可以使過去的情緒再現，并讓患者在診療室中再次經驗過去，或重建過去的經驗。當患者對過去的事件有了新的看法時，則能克服過去的創(chuàng)傷;持此觀點者認為嬰兒期的精神官能狀態(tài)(infantile neurosis)是分析的焦點;它將分析師比喻為空白的熒幕，讓患者投射其嬰兒期的渴求;它強調過去經驗的重建，并認為移情可能是一種抗拒。

　　相反地，采取“當代觀”的學者認為，移情所呈現的并不一定是過去潛識的心理能量，也可能是治療中由于強烈的治療關系所引發(fā)的潛在意義。這假設能否成立必須靠檢視過去的經驗如何影響著今日的渴求、人格的形成和個人的期望。此派不接受早年的精神官能癥是成人病態(tài)的唯一原因，也不認為移情官能癥是治愈的單一途徑。因此，它不強調過去經驗的重建。在他們眼中，移情二字所包含的意義較廣，它包括患者與分析師之間的互動、心理沖突的重現，并反映出內在客體表征之間的互動;它也是一種使個人內在戲碼透過分析師而呈現出來的媒介;它是受過去影響的新經驗，而非過去經驗的重現(庫伯Cooper 1987)。

　　布倫納Brenner(1982)認為“移情式精神官能癥”一詞根本是多余的，應該剔除掉。事實上，現在已經很少人討論移情式精神官能癥了，轉而代之的是移情。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94)認為雖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但是無關質疑地，有些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在治療情境里被涵容，并且隨著治療一天一天地精進，他們的精神官能癥也漸漸從生活中消失。

　　移情的古典觀和現代觀存在著一種復雜的互動關系(參見表5-1)。當我們討論當代理論家們滿腦子想著的三個關鍵問題時，就會看見其中的復雜：

　　(1)移情是對現實的扭曲，或是受到過去經驗影響的當前潛意識分析情境的表征;

　　(2)移情是一種普遍的或是一種特殊的分析治療現象;

　　(3)移情是分析情境的全部，或只是分析情境的部分。

　　扭曲或真實?

　　古典精神分析認為移情是對現實的扭曲：移情是個體透過目前的關系，滿足早期渴望的現象。因此，它是將過去的關系投射到目前關系的心理現象，個人所經驗到的不是過去真實的關系，而是在目前的關系里經驗過去的感覺。

　　例：不會欣賞患者的分析師

　　有位年經的女士抱怨說，她的分析師似乎不欣賞她所做的努力，也不關心她的工作狀況。分析師詮釋，患者覺得分析師不欣賞她在治療過程中所做的努力，也不關心她的進步。她接著說，她的母親年輕時有成功的事業(yè)，可是因為患者的誕生，她放棄了自己的專業(yè)生涯。多年來，患者的母親一直無法重拾其專業(yè)生涯，而患者覺得母親在怨恨患者的學業(yè)成就、一點也不關心她在學校的表現，只是一味地說著，她多么希望自己能重回工作崗位。分析師詮釋說，患者認為自己的成功只會導致別人的嫉羨和怨恨。因而，她認為分析師就像她的母親一樣怨恨著她的成功，而且放棄了治療她的工作。

　　這個例子讓我們看見，在臨床工作中，古典觀和現代觀交疊出現，很難清楚地區(qū)隔。分析師的第一個詮釋采用的是當代觀點，在這個詮釋里，分析師將移情和患者眼中的治療情境連結起來了，亦即當患者埋怨分析師不關心她的工作狀況時，隱含的是患者對治療關系的感覺。第二個詮釋則是古典的，亦即患者過去與母親的關系直接地扭曲了她對分析師的知覺。古典觀點認為患者在診療室的反應直接與過去經驗有關，因此認為詮釋的重點在于藉由重現于治療情境中的情感，來了解過去的經驗。但，從當代的觀點來看，患者對分析師的惱怒只是間接地與早年對母親的挫敗感有關，但卻直接地與患者當時的渴求、幻想或期望有關(這樣的幻想或期望不被意識所接受，因此需要透過移情詮釋將它攤在陽光下)。因此，與分析師互動所產生的幻想本身，成了詮釋的中心。由此角度看，動力來自于治療情境的“此時此刻”，它只輕微地受到過去早年經驗的影響。如此，移情則是一種正向的治療助力，而不只是過去的重現，或是經由分析師的詮釋后，患者得到領悟的工具而已，它像是一個探測器，會引出或勾出分析師的反應，而這反應則有助于了解患者更深層的需求。因此移情是一種互動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患者選擇性地對治療情境做反應，而這些反應又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

　　患者對分析師的知覺顯然受到過往經驗的強烈影響，某個患者覺得這位分析師關心他、了解他，而下一位患者可能覺得這位分析師對他懷有敵意和拒絕。萊文森Levenson(1983)強調這些移情的扭曲成分(我們看見我們期望看見的、經驗我們期望經驗的)，也就是透過重復及僵化過去的關系，來抗拒對事實真象的了解。但是患者也許可以在潛意識中，根據分析師的行為，看見他的真實面——他布置房間的方式，安排其工作和生活的樣子。治療里的“現實”是由患者與分析師雙方共同決定的，在治療過程中，患者經驗到的是一位真實的分析師，以及他眼中的分析師，而分析師對患者的反應，一部分是因著患者這個真實的人，另一部分則受到反移情的驅使。

　　某些當代觀點隱含著一個說法，亦即有一個潛藏的、可被了解的真理或內在“精神現實”(psychic reality)可經由對于防衛(wèi)的詮釋，以及扭曲的解套被呈現出來。持以上這種柏拉圖式觀點的分析師受了克萊恩和Bion的影響，克萊恩和Bion認為內在較“真實的”(truthful)狀態(tài)被“死之本能”有關的精神病式焦慮(psychoticanxieties)所圍繞，而非弗洛伊德原先所認為的，與無法被完全了解的嬰兒式精神官能癥(infantileneurosis)糾纏在一起。他們認為理想化移情(idiealizing transference)和情欲移情(erotic transference)是病態(tài)組識的一部分，因此視理想化移情為一種防衛(wèi)，用來抵抗對分析師的敵意和想毀滅他的想法，而不是一種抗拒。相反地，謝弗Schafer(1981)、吉爾Gill(1982)和思彭斯Spence(1982)對所謂的“可被了解的真理”提出質疑。他們認為移情關系有個人主觀的真實面，而不是一種對潛意識幻想中，精神現實某些基本面向的扭曲。對他們來說，沒有所謂的重建(reconstruction)，只有從“此時此刻”來建構(construction)過去。其他學者同意這看法并認為，我們所重建的也許是有幫助的，但也許是從不曾發(fā)生的，而我們應該更多強調后來的經驗如何修改了過去的經驗。此兩種對于真理到底是“一致”(correspondence)或“符應”(coherence)的爭辯有其更深的哲學根源(卡維爾Cavel1994, ch.p.21)。

　　客體關系理論的發(fā)展也影響了眾人對移情的看法。投射-認同的概念和內在客體的外射很明顯地與分析歷程中的移情和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系有關。康伯格Kernberg(1987)認為，移情分析主要在于分析發(fā)生于診療室中，早期內化進去的客體關系，同時也是在分析心理結構不同面向之間的沖突。他反對將當前的表征與真實的過去做過分簡單的連結，并認為內在客體關系的形成同時來自幻想和現實。

　　這些觀點都受到古典理論的影響，古典觀認為移情是一種扭曲，或是錯誤的知覺，需要透過分析來消除。這種觀點可以回溯到另一個更早期的想法，亦即認為移情是一種抗拒，雖然它也是引發(fā)治療效果的必要因素。如同先前所提，現代觀認為移情是診療室里潛在意義的顯現，是正向的。斯萊文Slavin 和Kreigman(1992)主張，人類不太可能一直處在連續(xù)的錯誤知覺和扭曲中，他們建議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移情，強調將習得的經驗帶到新的情境里，好讓先前的經驗在新的經驗中得到修飾。因此，移情不是現況的扭曲，只是未經修飾的“先前觀點”罷了。Sto1orow等人(1987)從存在觀點，認為移情是個人藉由潛意識尋找原則以此了解周遭生活的方法。Bollas(1987)在說明“未想到的事，被理解了”(unthought known)一概念時，提到移情不只是早期關系的重演，也是重要的新經驗，在此經驗里，先前未曾“想過”的精神生活面向，在此被賦予了時間和空間。同樣地，謝弗Schafer(1977)也主張移情是在治療中被憶起的“過去情緒經驗“，而不一定是真實發(fā)生過的事。

　　移情是普遍的或特殊的現象?

　　另一個爭論的主題是，只有治療情境和分析關系才會引發(fā)移情?或是任何關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目前，對此爭論有一致的共識，移情存在于所有的關系里，也存在于我們對機構的態(tài)度。例如，有些人一再地對機構組識采取對抗和攻擊的反應，可能是在重演他與其父親未解決的爭執(zhí)，同樣地，醫(yī)院里的患者也許會對醫(yī)院照顧他的方式感到失望。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所激起的埋怨，可能會因著早年經驗而更加高漲，如，憎恨或氣憤早年的主要照顧者未能按著他所要的方式滿足他的需要。無論如何，分析情境鼓勵移情現象的發(fā)展與觀察。

　　是否所有的分析情境都與移情有關?

　　接下來這個問題比較困難：分析歷程所包含的內容全都是移情嗎(所有論)?抑或僅有部分是移情(部分論)?有人企圖從較狹隘的角度看移情，但有人則寧愿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安娜·弗洛伊德(1936)從三個面向來界定移情：原欲沖動的移情、防衛(wèi)的移情，以及分析情境引發(fā)的移情。這三種移情定義根據的是古典的說法，它主張早年嬰兒期的渴望和先前的防衛(wèi)策略或行為，會重現于分析情境。一般常用“行動化”(enactment)來描述以上狀況，它可能發(fā)生在診療室內，也可能發(fā)生在診療室外。“分析情境引發(fā)的移情”指的是受到分析治療的刺激，患者在治療情境之外，將早年的渴求行動化了。這個概念和行動化(acting out)很相似，行動化不是移情的結果，而是因為患者無法將問題以移情的方式呈現。但這種說法已鮮為人用。晤談時，當患者在診療室中以行動表達感覺時，則是分析情境的移情。

　　Strachey(1934)是第一個清楚地談及移情的關系向度的人。在他眼中，基本上，移情是錯誤知覺(misperception)，亦即患者以超我的扭曲眼光來看分析師——將分析師理想化、貶抑，或視之為嚴厲的判官。在日常生活里，移情營造精神官能癥的惡性循環(huán)，因為對方的行為會受移情的影響，并且反過來肯定了移情者的偏見(我們現在稱之為投射-認同)，換句話說，對方會真的呈現嚴厲、不一致、拒絕等等行為。分析師的任務則是溫和地保持中立、并仔細辨識發(fā)生的過程，最后再以“引發(fā)改變的詮釋”(mutative interpretation)來傳遞他的了解，藉此中斷此舉性循環(huán)，讓患者內化進去一個修正過的、較不嚴厲的超我。

　　克萊恩(1932)也認為移情是潛意識幻想的表征，它反映出內在世界的人我關系。將這樣的概念放在“內在世界”的構架里來看，它指的是過去和現在的潛意識幻想、防衛(wèi)，以及現實經驗之間持續(xù)不斷的相互作用，就好像所有的心智生活(mentallife)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移情的影響。Joseph(1986)認為移情是“分析情境的全部”(totaanalytic situation)，但有些人則認為他的說法有過度涵蓋的危險。

　　桑德勒Sandler等(1969)認為并非每一件事都與移情有關——我們不可忽略分析師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他/她帶著明確的任務，投身于與患者的關系里。尤有甚者，如Strachey所言，患者與分析師的互動會修正患者對早期挫折環(huán)境的反應，因此它既非重復早期關系，就不是移情。

　　就像弗洛伊德和其他人一樣，Greenacre(1954)認為“基本移情_”(basic transference)和“分析中的正典移情”(analytic transference proper)是不一樣的。前者所隱含的信任反映了早年的母嬰關系，有助于治療聯盟的建立;而正典移情則與日后發(fā)展上的沖突有關。在沖突的移情關系里，基本移情是導向有效治療的必要條件。但是對Brenner(1979)而言，如此的區(qū)分是沒有意義的，他認為弗洛伊德所提的兩種移情只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他根本就不承認有治療聯盟這回事，他指出，分析患者與分析師之間的“聯盟”和分析抗拒一樣重要。不同觀點帶來不同的治療技術，持“部分論”的分析師會盡力去發(fā)展他與患者的關系里不受移情扭曲的部分，而持“所有論”的分析師則不會。持部分論的分析師除了用詮釋修正移情造成的現實扭曲外，也會使用支持肯定，或和患者討論實際情況。

　　例：揮手打招呼的患者

　　某二十八歲女性有個瘋狂工作并拒絕她的父親，她和男人的關系一直是短暫的施虐——受虐式的。她說，她曾看見她的分析師騎著腳踏車經過，她向分析師招手，但分析師卻沒有任何回應地忽略了她。她開始在晤談中責罵他，并指控他是個殘忍的人。既然分析師真的沒有看到她，便向患者說明雖然他了解她那回在街上感到被拒絕，但事實上他真的沒有看見她，所以也就無法回應她的招呼。重要的是，過去的經驗如何使她如此敏感于這種無心的拒絕。

　　這種針對現實狀況所做的陳述，是為了在詮釋潛意識幻想之前，先減輕病態(tài)的扭曲。在后來的晤談里，分析師將此事與患者過去的經驗連結起來，并詮釋患者如何企圖在分析情境中建構一個殘酷而報復性的互動。更重要地，分析師也檢視自己是否有任何屬于自己的因素，或反移情促使他沒看見患者。在他們的分析關系里，是否有他不想看的東西?

　　尚有一重要的爭論是，用這種方式來確認患者的知覺，在技術上是否正確?或者，視診療室里所發(fā)生的每件事都是有意義的，并全然仰賴詮釋為治療的關鍵是否正確?許多分析師相信，這要看患者所面對的問題是在哪個發(fā)展層次。邊緣性人格者的現實感不好，所以需要依靠分析師的“自我功能”(ego function)，對精神官能癥患者而言，分析師對其內在世界的直接面質——亦即分析師的詮釋不含有對現實之確認——可能有較大的影響力。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了解移情：

　　它是個人將過去的經驗、態(tài)度和感覺轉移到分析師和其他人身上的歷程，而這些感覺是他在早年和重要他人的關系里，經常體驗到的。

　　它是分析情境中和日常生活里，內在客體關系的外顯。

　　它是治療關系里的所有潛意識面向，包括非語言的溝通。

　　它包括治療及治療聯盟的概念。

　　治療過程里，可能存在著阻礙移情發(fā)展的抗拒，移情本身也可能成為解決潛在沖突的抗拒。

　　它可能是關系的探測器。

　　它可能是潛在意義的外顯。它受了過去經驗的影響，而在分析情境中藉由分析師再度被激起。

　　某些特定的移情模式

　　從分析嚴重精神病患可發(fā)現幾種不同的移情形式。弗洛伊德相信精神病患和精神官能癥患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沒有能力發(fā)展出移情關系，毫無疑問地，他的看法是錯的(這個例子正好說明了大師也有被理論蒙蔽的時候：弗洛伊德認為精神病是一種退化到自戀的狀態(tài)，就字面而言，處在自戀狀態(tài)下的人，不可能建立任何關系，包括移情關系)。最近針對嚴重人格違常者所做的研究，清楚地描繪了在精神病患、性欲違常、邊緣性人格、和自戀人格者身上所觀察到的移情現象。當然，不同形式的移情之間會有重疊的部分;性欲違常的“移情”常有精神疾病的特質;而邊緣性和自戀性“移情”又會有性欲違常的特征，有時也會有精神病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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