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研究（下)
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研究（下)發布時間：2003-1-26作者：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冷眸
至于把中國近期總人口出生性別比升高歸結為由出生人口中的第一、二孩比例下降引發的觀點，或是與母親生育年齡推遲有關的觀點，都是將其外在表象誤作本質所致。因為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下的出生孩次比例，就是第一孩、二孩比例大幅度上升、多孩比例急劇下降，生育年齡大大推遲。然而，70年代的總出生人口性別比卻為106.31，較60年代總出生人口性別比106.66還略低。這就充分說明了出生性別比與出生孩次構成比、生育年齡推遲與否均無質性相關關系。
如果以韓國1982～1988年的總和生育率急劇下降和同期的出生性別比迅速上升為依據進行相關分析，就會得出高度相關系數，從而認為出生性別比的異常升高與婦女生育水平的急劇下降有很大的關系。
如果以韓國總和生育率從60年代初的左右降至1982年的2.7，而同期的出生性別比正常或相對穩定為依據來進行相關分析，就會得出無相關關系的推論，從而認為出生性別比與婦女生育水平急劇下降沒有相關關系。
韓國在生育問題上存在強烈男性偏好的條件下，出生性別比與婦女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在一個時期內沒有相關關系，而在另一個時期內卻有高度相關關系。這本身就說明在進行相關分析時，必須在定性準確的前提下進行定量分析，必須歷史地、全面地看問題，不能割裂發展變化的過程。否則，就會把問題搞錯，或產生截然相反的結論。同理，中國80年代以來出現的人口出生性別比異常升高現象，也與婦女生育水平急劇下降沒有關系。產生出生性別比與婦女生育水平急劇下降有顯著關系這樣一個偏頗結論，主要原因是沒能正確地掌握與運用相關分析方法。
中國與韓國都是在生育上男性偏好較強的國家。隨著生育水平急劇下降至趨近于更替水平或以下，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也隨之移到低孩次上。
雖然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不能直接影響出生子女的性別，但是，如果只生有男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停止再生育，而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再生育，或者說，如果只生男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遠遠大于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在低生育水平下，相應的低孩次出生性別次序構成比分布，既是影響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別比升高的一大因素，也是構成總體出生性別比升高的一個重要成因。
由此可見，生育率急劇下降中產生的出生性別比升高，與分孩次出生性別次序別的構成比分布改變密切相關。然而，根據分孩次出生順序與性別次序別出生性別比的理論值域可知，該值域對分孩次出生性別比及總體出生性別比升高幅度的影響是有限的。因此，中國與韓國的近期總體出生性別比與分孩次出生性別比的超常升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相當數量的孕婦通過"B超"對胎兒性別鑒定并有選擇性地進行人工流產。這就是說，受分孩次出生性別次序別構成比變動影響，本應是有限升高的出生性別比，但在胎兒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人為因素的干擾下，則遠遠背離了理論上允許的上升范圍。
重新認識出生性別比升高與生育率下降速度等因素相關的問題
1993年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別比》研究課題組認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隨著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趨嚴重。出生性別比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其歸因與生育率下降速度關系密切。同年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學者涂平認為，"出生性別比失常是我國和其他一些（男）性別偏好強烈的國家和地區在生育率迅速下降過程中出現的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
有的學者（顧寶昌，KrishnaRoy1996）認為，近年來在一些亞洲人口中出現的出生性別比失調現象，可以被看作是以下4個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重男輕女的文化環境；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人口工作的重點。近期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調與"人口工作重點"相關，即與"人口政策和人口幾乎全部集中于婦女生育子女數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關。
有的學者（穆光宗1995）認為，80年代以來，中國伴隨著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出生性別比呈現升高趨勢，在中國不會是一種巧合而是必然，其根本原因是"歧視性性別偏好"的存在和強化。
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統計資料表明，西方發達國家從生育率開始下降到降至更替生育水平或其以下，普遍經歷了100多年的自發下降過程。人口出生性別比雖然也有一定幅度的波動，但卻從未超出102～107的值域范圍，表現出高度和穩定性。婦女生育水平的高低及生育水平下降的過程，對出生性別比似乎沒有任何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學者喬曉春于1992年指出："瑞典在過去200多年中活產嬰兒性別比出現了升高趨勢，1751～1760年的平均值104.4增加到1971～1980年的平均值106.0.這一上升的過程是比較緩慢的，瑞典出生性別比的增長是與死產嬰兒性別比的下降同時出現的"。雖然瑞典出生性別比升高1.6個百分點，但仍置于102～107的值域內，可以認為是相當穩定的。
在瑞典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長期保持了出生性別比的穩定，主要是這些國家在生育上受性別偏好的影響較弱。因此，夫婦決定是否再生育，相對其曾生子女的孩次出生性別次序來說，其構成比分布特別是其中主要影響總體出生性別比的只生有女孩或只生有男孩的構成比分布基本上平衡或差異很小。雖然婦女生育水平下降，但婦女按其曾生子女出生順序與性別次序劃分的構成比分布并未發生明顯差異，因而其出生性別比基本穩定不變。
日本自1872年開始分性別統計出生嬰兒以來出生性別比一直相對穩定，波動相對較小，平均出生性別比為105.7.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生產力雖然遭受慘重的破壞，農村人口約占70%，但恢復發展卻很快。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通過大力支持民間團體從事家庭計劃活動，以此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使其人口出生率從1947年的34.3‰。急劇下降到1957年的17.2‰，在短短十年間出生率縮減了一半。戰后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從人口控制中受益，這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政府于60年代中期在部分城市搞計劃生育試點，70年代初在全國城鄉普遍推選計劃生育，嚴格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使人口出生率從1969年34.1‰急劇下降到期979年的17.80‰，短短十年也近乎下降了一半。
戰后，中國與日本分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使各自的出生率減半的速度，都堪稱奇跡。如果從粗略反映歷年婦女平均終身可能生育子女數的指標即總和生育率來看，兩國的下降速度在10年間都是過半。伴隨著生育率奇跡般地下降，中、日兩國此間的人口出生性別比均無異常現象發生。
從80年代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就突破了傳統的正常值域上限107.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1年人口出生性別比為108.47，此后呈繼續上升態勢。1990年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9年出生性別比已高達111.92.
同期的總和生育率，除反映1979年"晚、稀、少"計劃生育效果的1980年總生育率（2.3）較少1979年（2.7）呈繼續大幅度下降外，1981～1987年的歷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2.63、2.86、2.42、2.35、2.20、2.40和2.58，1988～1990年的歷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22.52、2.35和2.31，基本上呈兩年回升、三年下降的周期性變動，且升降波動幅度呈衰減狀態。若從總體看，此間總和生育率的回升與下降大致相抵，生育水平基本沒有明顯的下降。由此可見，中國近期的出生性別比失調與上升態勢，絕非是伴隨著婦女下降生育水平的急劇下降而發生的。
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在60年代初為6左右，在歷經20余年之后于1982年降至2.7，此間的人口出生性別比同樣也未出現失調的異常現象。然而，在總和生育率從1982年的2.7降至于1988年的1.6期間，韓國的人口出生性別比則從1982年的106.9急劇攀升到1988年的113.6.???
中國大城市的絕大多數市區，在生育率急劇下降、生育水平已為世界最低之列的情況下，總體出生性別比卻一直未發現異常現象。其根本原因并非是胎兒性別鑒定的量少，而是胎兒性別鑒定后，極少有人會以流產女胎為代價來實現生男孩的目的。這些大城市市區的今天就是其他城市、鎮、農村的明天。
如果中國近期總體出生性別比與分孩次出生性別比升高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產物，無論是從中國70年代生育率急劇下降而出生性別比相對穩定來看，還是從西方國家伴隨著生育率緩慢下降而總體出生性別比相對穩定，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隨著升高而下降來看，都將無法解釋。西方國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隨孩次升高而下降，與中國80年代至今的分孩出生性別比隨孩次升高而上升（暫且不談升高幅度是否合理），反映出的恰恰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夫婦根據已生子女的性別構成來考慮是否再育的程度，必然影響家庭規模。在低生育水平條件下，如果大多數家庭只有在達到子女性別構成滿意時方停止再生育，性別偏好就將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障礙之一。總體出生性別比升高與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但性別偏好影響生育行為在一定條件下與終止生育或再生育有著一定的相關關系。
由此可見，那種把出生性別比異常升高歸因為是與生育率下降速度密切相關，乃至把中國人口伴隨著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其出生性別比呈現升高的趨勢視為是一種必然，或視為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顯然是定性錯位。
至于重男輕女的文化環境，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人口工作的重點這三個因素，與出生性別比異常升高的關系，只要縱觀一下中國實施計劃生育嚴格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以來的出生性別比變化，就會發現在沒有B超檢測胎兒性別的70年代，這三個因素的影響作用，只有通過改變不同孩次性別次序別的出生構成比，才能導致總出生人口性別比與分孩次出生性別比的變動。70年代分孩次出生性別比表明，高孩次一端受其影響，因改變以該次的性別次序別構成比分布，從而造成了高孩次出生性別比升高。但是，由于高孩次出生占總出生人口的比重量小，因此，未能造成總人口出生性別比的明顯變化。可見，這三個因素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作用是有限的。近期的總體出生人口性別比與分孩次出生性別比異常升高，并非是因為這三個因素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作用較70年代增強了，而是因為孕婦對胎兒性別進行B超檢測的問題日趨嚴重，有相當可觀數量的保留男胎流產女胎所造成。隨著B超檢測胎兒性別技術的發展及其檢測胎兒性別問題的不斷蔓延，為實現生育上的男性偏好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倘若沒有B超檢測胎兒性別技術及檢測胎兒性別問題的蔓延，中國近期出生性別比就不會出現異常偏高的現象。
對比70年代與80年代以來的出生性別比變化，從人口政策講，中國近期的人口出生性別比異常升高，并非是計劃生育政策所致。也就是說，政策不是產生這種的現象的誘因。然而，當那種保持兩性出生相對平衡的那些各孩次出生性別次序內部構成比原有分布被打破，并且這種變動的發生主要是政策的作用結果時，才可將其部分成因歸之為是政策因素。
六、重新認識出生性別比與婚配性別比問題
80年代以來中國總體出生性別比偏高與持續攀升態勢，已引起了政府和全社會的強烈擔憂與極大關注。所謂強烈擔憂是指政府與全社會對近期出生性別比失調將導致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失調所表示的高度牽掛與憂慮。所謂極大關注，是指政府與全社會對近期出生性別比失調將導致未來婚配性別比失調所表示的高度關心與重視。針對中國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象，有不少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當這一代人長成后，男性明顯多于女性，性別嚴重失調將會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曾毅，顧寶昌，涂平，徐毅，李伯華，李涌平1993）。
在以年齡性別分的死亡概率相對穩定條件下，80年代以來的歷年偏高與超常偏高的總體出生性別比，必然導致未來婚配的分年齡人數男性明顯多于女性。然而，80年代以來的歷年偏高出生性別比是否必然導致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失調？被認為是"正常"值范圍內的出生性別比，是否其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就必定正常而根本無失調問題可言？
如果說失調的出生性別比必然導致未來的婚配性別比相應失調，那么出生性別比與未來相應的婚配性別比應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或者說出生性別比的正常與否決定著未來婚配性別比的正常與否。如果說失調的出生性別比對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失調與否不存在必然的確定性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出生性別比與相應的未來婚配性別比則存在一定的非確定性相關關系。也就是說，不一段時期內，失調的出生性別比，其未來相應的婚配性別比可能是正常的，被認為是正常的出生性別比，其未來相應的婚配性別比卻可能是不正常的。這種從表面看似乎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論點，在以下的深入分析中將會得到充分的說明。
眾所周知，1990年人口普查時的各分年齡、分性別人口數及其性別比構成，分別是該年齡出生時的分性別嬰兒數其出生性別比尚存于1990年普查時的反映。因此，分析研究出生性別比對未來婚配性別比的影響，應從1990年普查時的各分年齡、分性別人口數及其分年齡性別入手。只有這樣，才能借助各分年齡、分性別的絕對人口數分布與性別比構成，間接得到出生性別比與未來相應的婚配性別比的關系。
1990年普查時為20～11歲的各分年齡性別比變動，均為70年代末歷年出生人口性別比變動。其最低值為20歲的102.70，最高值為11歲的106.84.這表明70年代各分年齡性別比基本呈逐年升高態勢，波動范圍為102.70～106.84，均值于聯合國曾確認的通常值域之內。
1990年普查時為10～1歲的各分年齡性別比變動，均為80年代歷年出生人口的性別比變動。其最低值為10歲的107.43，較70年代的最低值高出4.73個百分點，較70年代的最高值高出0.59個百分點；其最高值為1歲的111.59，較70年代的最低值高出8.89個百分點，比70年代的最高值還高出4.75個百分點。其數值表明：80年代歷年出生人口的性別比變動繼續呈升高趨勢，其波動范圍均在傳統沿用的出生性別比通常值域102～107的上限值之外，即歷年都高出其上限值107.
分年齡性別比雖不等同于該年齡出生時的性別比，但通常根據分年齡性別比的變動可以斷定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歷年出生性別比基本呈升高趨勢。此間所不同的是，70年代歷年的出生性別比升高是在傳統沿用的通常值域下限到上限間的變動，而80年代以來的歷年出生性別比都是在超出其上限值107之上的急劇升高變動。
根據中國男女生命表可知，在年齡跨度為0～20歲的年齡區間，因為各年齡隊列從出生到1990年普查所歷經的年數跨度大不相同，所以1990年普查時的0～20歲各分年齡隊列所歷經的時間不同，其死亡概率也隨鋤普查時的年齡增大而不同。由于男性分年齡死亡概率都略高于相應的女性分年齡死亡概率，所以0～20歲各分年齡性別比均較其出生時的性別比略有程度不同的偏低，或者說0～20歲各年齡在出生時的性別比要略高于各自的分年齡性別比。分年齡性別比與該年齡在出生時的性別比差異，對于研究婚配年齡性別比的影響很小，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沒有必要再根據一定的年齡、分性別的死亡概率來計算婚配時的分年齡、分性別人口數及其性別比。
假定1990年普查時0～20歲分年齡人口的未來婚配年齡差男性平均比女性大3歲。若以1990年普查時的女性最低年齡為初始年齡，并與相應大3歲的男性來匹配外推，則有6種年齡性別比組合形式。根據分年齡、分性別的婚配組合，可計算出未來這6種婚配組合的男女人數，進而計算出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分別為102.15、101.26、99.62、110.71、125.70和115.28.前3組未來婚配組合的兩性人口基本為80年代以來出生的人口，后3組未來婚配組合的兩性人口基本為70年代出生的人口。
然而，總體出生性別比偏高或超常偏高的80年代出生人口，其未來婚配性別比卻十分令人滿意，而總體出生性別比完全置于傳統的通常值域內的70年代出生人口，其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卻明顯失衡。如果假定條件成立，從90年代中期起，由于婚配性別比恰處于失調狀態中，男性擇偶難的問題不僅已經出現，而且起碼要持續到21世紀初。
同理，中國1982年人口普查時0～20歲人口除有兩個年份的相應出生性別比低于102以外，其余都置于傳統的通常值域內。然而，其未來的6組婚配性別比卻分別為96.17、97.19、108.30、124.40和122.11.
在人口統計分析中，有不少統計分析是借助穩態人口理論去進行的。因此，對于非穩態人口來說，必須考慮其間的差異，才能使最后的分析結果符合客觀實際。基于穩態人口與非穩態人口基本概念的不同，通過分析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出生性別比相應于未來婚配時的性別比（簡稱婚配性別比），絕不是簡單的隊列時間推移關系；出生性別比相應于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只是一個影響因素，其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出生率與分年齡死亡率變動形成的年齡結構變動對婚配性別比的影響（在死亡水平穩定或差異不大的條件下，出生率變動的大小起主導作用），要遠大于總體出生性別比對婚配性別比的影響；
總體出生性別比的異常與否，絕不意味著未來婚配性別比的異常與否；
人口從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的急劇轉變過程中，以及在低出生、低死亡階段出現的出生率較大幅度的波動，就是在總體出生性別比十分穩定而無任何異常的情況下，只要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女性，相應的未來婚配性別比通常就會偏高，但有時也會出現偏低現象。人口的這種轉變速度越快或低生育、低死亡水平下的出生率波幅越大，其總體出生性別比與未來婚配性別比就更不規則。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人口增長控制能力對中國婚配性別比的影響與制約，要遠大于總體出生性別比偏高或超常偏高的影響。
研究婚配性別比問題不僅要注意總體出生性別比偏高或超常偏高的影響，尤其要注意婚配年齡間年齡性別結構的絕對量變動的影響。此外，還必須動態開放式地而不要靜態封閉式地觀察與研究此問題。
縱觀中外數十年前的相關數據，從中也可以得到借鑒性啟示。1953年作為中國首次現代人口普查，其中登記的0～11歲分年齡、分性別人口數狀況，既可以反映1953年普查時的0～11歲分年齡、分性別比，又可以間接地反映0～11歲各年齡的出生年份內的大體性別比。
1953年人口普查時的5～11歲年齡段的性別比平均為113.72，其中最低的分年齡性別比為5歲的110.45最高的分年齡性別比為10歲的116.63.該年齡段男女自60年代初開始陸續進入婚齡期，目前這批人的最低年齡已為50歲。
如果僅僅從分年齡性別比看，雖然1953年人口普查時5～11歲年齡段人口分年齡性別比明顯高于1990年人口普查時0～10歲年齡段所呈現出的失調性分年齡性別比，但他們都平穩地度過其婚配期。可以預期的是：近期的分年齡性別比失調，也必將平穩地度過其婚配期。因為婚配調節只是社會發展中一系列調節機制中的一環，僅僅因為此環節的調節欠暢，不可能導致社會發展整體失調。婚配調節在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受其相應婚配觀念的變化，各種影響婚配因素的作用大小也相應隨之發生變化，進行自身的調節。因此，不能將婚配調節視為簡單的婚配年齡問題。
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1950年總人口性別比低于90的國家有前蘇聯、德國，它們當時的人口性別比分別為79.88和81.總人口性別比是各年齡構成與性別構成的綜合反映，即總人口性別比既受各年齡出生人數及其性別的影響，又受分年齡分性別死亡率差異的影響；既受遷移人口性別差異影響，又受戰爭、天災及婦幼保健、婦女地位、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水平的影響，也與男女的平均壽命差異相關。
中國80年代以來的歷年總體出生性別比偏高或超常升高，使不少人產生了這樣一種誤解，即當這一批人到婚配年齡時，將有相當數量的男性找不到妻子。據此，即使同年出生的人口其總體出生性別比在通常值范圍106～107之間，在歷經死亡變動到初婚年齡時，若其尚存到初婚年齡的這些人性別比為105～106，同齡人的婚配也將有5％～6％的男性成不了婚。如果以此類推，則出生性別比越高，男性成不了婚的比重也會越高。
由此可見，在非穩態人口條件下，以總體出生性別比升高來推斷未來婚配性別比失衡的結論是失之偏頗的。只要婚配不是在同齡人中進行，就必須考慮年齡性別構成的差異，即必須考慮分年齡分性別的人口絕對數差異。因為婚配性別比根本不同于總體出生性別比。
以上人口學分析表明：中國80年代以來的歷年出生性別比偏高或超常偏高，未來婚配性別比絕對不會像其相應的總體出生性別比所示的兩性之比也產生如此的失調。總體出生性別比與未來的婚配性別比，只有在婚配年齡區間的年齡構成近乎相等的條件下，總體出生性別比才對未來相應的婚配性別比起主導影響作用。然而，這種年齡構成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無論未來的婚配性別比是正常還是偏高性失調或偏低性失調，都并非僅僅是緣于婚配年齡段各分年齡自身的出生性別比是正常、偏高或偏低，而主要取決于男女婚齡差（男大于女或女大于男）的大小以及婚配年齡區間分年齡、分性別人口構成的絕對數差異。
雖然出生性別比與未來的婚配性別比不能等量齊觀，但當歷年出生的男女人口數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差異不大的條件下，若出生性別比失調，則其相應的未來婚配比就將失衡。短期內通過婚齡差的調節，問題尚且不大，但若時間持續長，就會造成一種婚配年齡失衡的問題。因此，對出生性別比失調問題，應引起高度的重視，及早地加以解決。
七、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啟示與出生性別比變動趨勢展望
人口出生性別比只有在沒有人為干擾的自然生育狀態下，才完全呈生物學規律。人口學與社會學重視出生性別比變動，其著眼點是在其生物學規律基礎上的非生物學因素的影響作用與結果上。基于這樣一種著眼點，我們在研究中國近期出生人口性別比日趨升高的問題中得到如下十點啟示：
1.根據滿足一定統計精度要求的樣本量來分析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階段的分孩次性別次序出生性別比表明，母親生育第二孩及其以上的各孩次的性別要受她們先前的出生順序與性別次序經歷的影響。馬瀛通、陳友華（1995）認為，在排除人為與社會干擾因素的影響后，某一時期的出生性別比，主要是由這些婦女在生育這批孩子以前她們曾經歷的出生順序與出生性別次序別構成比分布狀況所決定。只生過女孩或女孩數占優勢的母親再育，其出生子女的性別比必然要偏高；而只生過男孩或男孩數占優勢的母親再育，其出生子女的性別比必然要偏低。
2.高生育水平下的總體出生性別比雖然是置于傳統的通常值域內，但較高孩次出生性別比受所占比重較高的只生過女孩或女孩占優勢的母親再育的影響，而使較高孩次出生性別比偏高。隨著生育水平的下降，分孩次出生性別比偏高逐步向低孩次推進，這與中國婦女分孩次生育水平下降首先從高孩次開始是一致的。這里需強調指出的是：分孩次出生性別比偏高從高孩次逐步向低孩次推進，一方面反映了生男偏好在數量上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生男偏好在低孩次生育上繼續發生影響。婦女低孩次再育的抉擇，多數與再育前歷經的出生子女性別次序密切相關。
3.中國近期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隨孩次升高而升高（且不論及升高幅度），主要是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分別受有女無兒家庭再育比重隨孩次升高而加大的影響。應該承認，對生育子女的男性偏好程度，有的家庭的確是隨有女無兒的孩次升高而加重，但是這種加重只發生在占現生育人群比重相對較小的范圍內。從總體上看，生育上的男性偏好程度較之六、七十年代，不是在強化而是在弱化。農村大部門地區目前實施的允許所生第一孩為女孩的夫婦可以有計劃地再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恰與農村中生有一個女孩而非要再生一個男孩的家庭的這種性別偏好相巧合。無論是政策作用還是非政策作用，只要第一孩為女孩的家庭再育比重遠高于第一孩的家庭再育比重，無疑將影響第二孩的出生性別比偏高。然而，這種影響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中國近期出現的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別比超常升高，主要是受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后的人工流產女胎影響的結果。分孩次出生性別比表明，這種人為因素的干擾程度，在不同孩次間是有差異的。
4.中國80年代以來總體出生性別比偏高或超常偏高，雖然都起因于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但這種男性偏好若不付諸于生育行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導致出生性別比升高。這種偏好只有通過影響受孕胎兒的性別，實施胎兒性別鑒定并對胎兒進行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即保男留女），才能出現中國80年代以來總體出生性別比的超常偏高。
5.中國80年代以來的總體出生性別比是在80年代初期偏高的基礎上不斷繼續升高的。在導致這種出生性別比不斷升高的成因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此間人為干擾因素影響作用越來越大的緣故。
6.總體出生性別比受不同數量或比重的出生順序與性別次序母親再育的影響，在一定條件下，出現了較其傳統的通常值域上限（107）及下限（102）一定程度的偏高或偏低，并非就是異常。
7.1990年人口普查所獲取的1989年度全國及分市、鎮、縣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表明：城市與農村（縣）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雷同，并且城市（主要指中小城市）都高于農村。
眾所周知，城市婦女的分娩都在醫院，也不存在溺棄女嬰問題。然而，在各孩次出生性別比農村都低于城市的情況下，卻以出生性別比偏高來推斷農村溺棄女嬰的數量，這顯然是把根本不足以影響出生性別比小數點后幾位之外的數值變動無限夸大了。可以肯定地說，中國近期總體出生性別比超常升高與溺棄女嬰根本沒有相關的量性關系，極少數溺棄女嬰的量完全可以在歸因分析中忽略不計。因此，計劃生育與溺棄女嬰相關之論根本不能成立。
8.影響受孕胎兒性別的知識與胎兒性別鑒定的技術，從實施的廣度看，鎮高于市（主要指中小城市），市高于農村。
9.分析出生性別比務必要保證其足夠的出生樣本規模（不要誤為是人口規模），否則，就易從小樣本產生的可觀出生性別比偏差中得出偏頗的結論。因此，務必防止以"數十"、"上百"之類樣本出生數來對出生性別比變動說長道短。
10.對出生性別比的動態比較觀察，一定要對來源不同的資料進行可靠性與適用性評估，絕不能僅憑資料來源不同所產生的同期應出生性別比差異，就盲目下結論。
近年來，上海、新疆、青海、貴州、西藏的總體出生性別比一直較為穩定，且波動于傳統的通常值域內，其余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基本呈連續升高趨勢。
受生育上的男性偏好的影響，城市初婚夫婦的第一胎受孕性別選擇，隨著確定受孕胎兒性別的一些可能性因素的傳播與流傳，將有可能進一步強化，受其影響，1990年人口普查時的城市6～0歲分年齡性別比分別為108.09，108.12，108.18，108.55，109.54，110.83和111.26.由此可見，出生性別比隨時間推移在持續升高。
造成全國鎮、縣總體出生性別比偏高的關鍵因素是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別比超常偏高。而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別比超常偏高的主要成因：一是部分有女無兒的家庭，對再孕胎兒性別確定的一些可能性因素的選擇；二是部分有女無兒的家庭對孕后的胎兒性別選擇。三是有女無兒家庭再育的性別比本身就較其他性別次序別的出生性別比高，且有女無兒的家庭再育量又大大高于有兒子家庭的再育量。
目前在中國農村，絕大多數農民家庭現雖已棄了多育觀念，但對盼生個男孩的性別偏好仍改觀不大。隨著農村生育水平向更替生育水平的逐步趨近，上述三種成因將程度不同地對農村總體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產生影響。因此，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分孩次出生性別比與總體出生性別比都將會進一步有所上升。
只要我們廣泛認真地加強宣傳教育，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不斷強大對非法進行胎兒性別檢測的監管力度，近期失常的高出生人口性別比必將恢復到其理論值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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