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從市民社會看中國公民文化建設
論文摘要:公民文化是維持和發展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作為缺少公民意識的中國面臨著建設公民文化的重任。雖然當前的公民文化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卻存在公民教育形式化、市民意識的缺失、無法回避的村民意識等問題。市民杜會理論在中國的興起為公民文化建設帶來了曙光，為當下公民文化建設提供了一個祈的視角。
公民文化是一種地域型、臣屬型和參與型政治態度的合理聚合，它強調政治輸人的理性參與，因此是一種參與型復合政治文化。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歷程告訴我們:公民文化是維持和發展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而對于子民、臣民意識很強的國家來說，培育公民意識，實現政治文化的轉型是一項緊迫的任務。著名學者李慎之先生曾深切感嘆“千差距，萬差距，缺少公民意識是中國與發達國家最大的差距”。認識到差距不能解決問題，關鍵是如何縮小差距。但公民意識的產生和公民文化的培育是政治漸進發展的結果，需要種種有利條件，盲目照搬或一味灌輸是注定要失敗的。從五四時期的改造“國民性”到現在的公民教育，都在努力培育人們的公民意識，建設公民文化，雖然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公民文化建設仍存在諸種問題:公民教育形式化、市民意識的缺失、無法回避的村民意識等。那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文章試圖從市民社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公民文化建設，并為當下公民文化建設提出一些建議。
一、反思中國公民文化建設:現狀及問題
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一書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民文化”這一概念，論述了公民文化與民主制之間的關系。此后，公民文化成為研究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環節。公民意識是公民文化的重要內容，而在中國從古至今便沒有公民，更無公民意識。中國人向來不缺乏“臣民意識”，“服從”二字已在潛意識中扎下了根。“當大多數有政治參與強烈要求的中國國民還僅僅具有村民身份和村民意識，當他們的政治‘知覺’里充滿的是更高一點的‘臣民理想’，而且這些希望‘當穩奴隸’的臣民意識還與中國特有的‘子民習慣’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他們的實際政治行為還完全是機會主義模式或者是冷漠。作為公民，最起碼應具備兩種意識，一是“主人”意識，二是“平等”意識。只有具備了這兩種意識，公民才會有進一步的政治參與意識、權利和義務意識。否則如果當權者缺乏公民意識，就會濫使公權，打死孫志剛，以及“處女縹娟案”、“夫妻看黃碟”等事件，就會繼續發生。民缺乏公民意識，就擺脫不了奴蟀意識，把權者當主人，逆來順受，任打任罵，甚至連自己的生存權都保障不了。因此，中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一個短時期內培養起公民意識，實現傳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轉型。
對此，阿爾蒙德早就提出:“教育是時間的最明顯的代用途徑然而正規教育不能傳授作為公民文化重要成分的基本社會態度，不能樹立社會信賴和信心，不能傳播主動性和被動性，參與和疏遠，地域民、臣民和參與者取向的奇妙混合。阿爾蒙德的建議是開發其他政治社會化渠道:家庭、工作場所和自愿團體以及現代化、工業化等。
當然如何建設公民文化沒有現成答案，需要各國自己去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文化建設有一定的進展。隨著市場經濟深人人心，人們的維權意識有所蘇醒，出現了“熊德明討薪”、“王海打假”、“村民自治”等現象。然而畢竟這些還只是零星的公民意識“火花”，中國的公民文化建設還存在嚴重的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形式化的公民教育
完整的公民教育從內容來看，應該包括公民倫理教育和公民權責教育。僅具有良好品行的公民只是被動的公民，要成為主動的公民還必須了解公民的權利，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積極地承擔監督和參政的責任。公民意識“在本質上必然呈現與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以平等、自由為軸心的政治價值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并呈現合理性意識、合法性意識和積極守法精神的三元內在結構。相比之下，中國的公民教育則成了學校德育的一部分，同時由于缺乏具體要求和實施計劃，加上學校德育本身受“應試教育”模式的沖擊而未得到真正的重視，學校公民教育也只是成為口號，流于形式。
這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道德教育代替法律教育。過分重視道德教育，用道德評價包容法的評判逐漸模糊了人的主體權利、義務觀念。而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在倫理人格、道德規范中增進法律意識，改變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格塑造的道德單一性。其次，傳統成才觀的誤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一直制約著中國的教育思想。書統治著學生，分數高是好學生的重要標準，也是邁進好學校的“通行證”。為了取得好的分數，上課要認真聽講、做筆記，考試背筆記的現象屢見不鮮，這種狀況遮蔽了人的獨立性，萎縮了人的主體性。最后，法律教育的失敗。教育中雖然進行了法律知識的普及，但在教育觀念中把它演變成了對學生進行“法律知識”的知識性教育，結果造成學生雖然有法律知識，但缺少法律意識，使法律教育失去了意義。
(二)缺失的市民意識
一提起市民意識，很多人會把它和“自私、自利，斤斤計較，個人主義，經濟人”等聯系起來。其實它還有被人忽視的另一面:理性、規則意識、法律意識、契約意識等，而這些都應該是公民文化中應有的內容。“公民文化是一種復合的政治文化”，阿爾蒙德提醒人們:村民、臣民、公民的結合才會有政治平衡。“在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傳統文化和習俗仍會持久地存在并發生作用和影響，如村民政治文化使人們與家庭、教堂緊密聯系，臣屬政治文化使人們對政體更加服從，參與者政治文化則讓人們保持對領導人的注意和觀察，促使領導層對人民的態度作出積極反應”。從中可以看出，公民文化中應該包含著市民意識。在中國，市民意識也是缺失的，尤其是其中的法律意識、契約意識。生活中有很多人由于缺少契約意識使自己的權益無法伸張，也有人當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知道通過法律手段來維護。電影《十七歲的單車》中的主人公“郭連貴”在發現自己被偷的自行車出現之后，第一個念頭就是再把它偷回來，但是幾經周折，最后主人公只能眼含苦淚扛著被人踩得變形的單車穿過人群……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更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訓，讓更多“郭連貴”懂得如何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因為只有首先有自我意識，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人們才會主動關心公益，才會有參與意識。很難想象一個連自己正當權益都無法維護的人會有公民意識。
(三)無法回避的村民意識
關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學界多有論述，而對中國農民傳統政治文化的研究卻不多見。有學者認為農民傳統政治文化存在著二重性，即對皇權崇拜和疏遠的二元情感;逆來順受與官逼迫民反的矛盾心態;均平與特權觀念共存一體的雙重人格。有的學者則認為“拜權主義”是農民政治意識的核心。盡管對農民傳統政治文化的內容和特征各有理解，但總體看來農民傳統政治文化是一種地域型政治文化。但這里筆者要談的是如何對待農民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村民意識問題，是完全拋棄?還是有所保留?這是在公民文化建設中無法回避的問題。在中國，領導們常常“喜歡順民、仇視刁民”，農民群眾也以當“好老百姓”自居。有時干部會說，老百姓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農民又會說部是自己的父母官。其實這些說法都不科學，都帶有封建性。作為一個公民應該知道自己享受的全部權利和應承擔的義務，要敢于維護自己的權利。《秋菊打官司》宣揚的就是農民的維權意識，凡事要討個說法，討個公道，不再以當“順民”、“良民”、“子民”為榮。
毫無疑問，村民意識中的保守、超然于政治等態度無益于公民意識的形成，然而村民意識中也有很多值得保留的東西，比如重感情、講義氣、吃苦耐勞、勤儉等。一位在溫州打工的河南青年“李學生”舍己救人的行為何以感動中國?兩位七旬夫婦為何靠撿垃圾撫養了四十多個棄嬰?正是在他們的意識中有著“情義”二字，有著對生命的尊重，才會讓人心靈震顫。因此，在對待村民意識時應該慎重，不可一棍子打死，其中有許多精神是公民文化建設中需要繼承的。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使中國傳統的子民、臣民意識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公民缺乏社會公德、缺乏公民責任感、缺乏參政議政的監督意識成為中國的普遍現象。為什么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識?有學者指出: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歷史上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培育出的是適應封建政治文化發展的臣民意識。其次，以家長制為中心的宗法制以及以“五倫”為中心的倫理規范，使中國人的傳統社會心理中沉淀下來的是“私民”意識。第三，中國國民沒有受到系統的民主和人文精神的熏陶。第四，缺乏系統的公民教育。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卻忽視了公民文化產生的社會基礎。其實在西方民主國家，國家與社會是人類創造并生存于其中的兩個最基本的組織體，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是公民意識產生和存在的客觀前提。換句話來說，相對獨立于國家的“市民社會”的存在是培育公民文化產生的苗床。因此，市民社會的興起為中國公民文化建設帶來了希望。
二、中國公民文化建設的希望: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也是西方語境中的詞匯，對于這一概念學界有不同的界定，不過一般都把市民社會作為和政治國家相對應的一個分析范疇。西方公民文化得以存在主要在于西方市民社會存在這一事實。當然有市民社會，未必產生政治上的民主。但無市民社會支持，必定產生不出政治上的民主。因為，公民文化是以市民社會精神為根基并超越于市民社會精神的現代文化。近代民主就是不斷地通過市民社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公民文化而發展起來的。按照現代政治哲學的觀點，市民社會是指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契約關系為中軸，以尊重和保護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為前提的社會組成。其顯著特征在于，它是相對于政治而言的非官方的社會結構和過程，諸如各種民間組織機構、私營企業、個人私生活等。所以從最一般意義上講，它是指個人、團體按照非強制原則和契約觀念進行自主活動，以實現物質利益和社會交往的相對獨立于國家的非政治生活領域。在市民社會生活中，市民可以在日常交往、社會交換、競爭、合作等相互關系領域，維護自己的個人權利，弘揚個性自由和自律精神。因此，市民社會的發展能夠提升公民的主體地位，夯實法制的非制度要素，催生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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