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與規(guī)范的合法性問題及其解決路徑
摘 要:正當防衛(wèi)所引起的社會問題不再是僅從其條件和界定標準去考慮,而更多的是司法團體在斷定正當防衛(wèi)所帶來一系列社會學背后值得關注的問題,即事實與規(guī)范的合法性問題。其合法性問題是在社會結構當中,自然人的社會行動在權利上的讓渡造成自身的權利地位喪失。因而,探討合法性問題需要恢復斷裂的信任機制,而其機制的建立需要通過商談來改變自然人權利運行結構的封閉性困境。
關鍵詞:理性選擇;合法性;正當防衛(wèi);信任機制;商談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4-0213-03
一、事實與規(guī)范問題的內在邏輯
在當前看來,正當防衛(wèi)所引起的社會問題不再是僅僅從其條件和界定標準去考慮,而更多的是司法團體在斷定正當防衛(wèi)所帶來一系列社會學背后值得關注的問題,即事實與規(guī)范的合法性問題。
事實,作為事情的實際情況,在正當防衛(wèi)的實施中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利益。而當事人在遭受人身、財產權利等侵害時是有權利做出為了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實施的行為。然而,這項賦予公民的權利卻在當今社會受到了司法裁決的阻隔,也同時引起輿論的質疑。問題出現在哪里?當我們審視正當防衛(wèi)的結果之時,不乏在不同的地區(qū),不同的法官裁決,不同的事件演變當中,出現讓人出其不意之結論。可見,公民正當防衛(wèi)權利能否得以實施是一種事實與規(guī)范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內在因素是合法性的問題。
在探討事實與規(guī)范的合法性問題時,其問題涉及兩種不同的社會行動主體,因此筆者將其劃分為法人(例如:司法團體)和自然人(例如:權利履行者普通公民)。而在科爾曼看來,法人是指通過自然人將其權利轉讓給一個共同的權威機構而形成的,法人行動的目的是為這些自然人獲取共同利益,法人行動涉及由個人選擇到社會選擇的過程 [1] 。可見,自然人是通過將其部分的權利讓渡給法人。但是正如劃分那樣,自然人有別于法人的關鍵在于其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基礎是不一樣的。因為自然人在讓渡權利時所組成的法人是一種新的團體,非純粹代表自然人的利益,他們可以制定法律規(guī)范以維護自然人的權利。并且,法人同樣可以通過轉讓集中起來的權利給代理人而實施自然人的權利,發(fā)揮規(guī)范效用。這樣,自然人由于權利與法人在某種程度上的分隔,筆者則稱之為自然人權利的分離性行動(如圖1所示):
圖1
其中,G代表的是法人,而P代表自然人。在圖1中P的權利運作處于封閉的社會結構當中,因為P將部分的權利讓渡給了G,使G具有權利代理P的權利為其謀利益。但是,G不僅可以限制P的行為使之行動得以整合以符合G之前所形成的規(guī)范,同時另一方面通過自身的力量直接作用于規(guī)范的形成與運作。因而,P是被動的。可見,自然人的權利的分離性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自然人本該屬于他的權利,而擴大了法人團體的權力運作。
對圖1進一步理解,科爾曼認為,任何的社會行動都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尤其是在圖中反映的G與P的行動關系。可是在韋伯看來,理性選擇不僅是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個人同時具有道德意義上的理性 [2]。然而,關于道德意義上的理性選擇在科爾曼的認識中可以歸結為團體的利益責任感。因為,任何社會行動的結果不只是純粹個人追求經濟人理性的最大化,而其是間接通過個人理性起作用的。而法人則一樣,法人是個組織,其所做出的行動不是純粹個人一直的彰顯,而是韋伯所說的團體利益的責任感,是法人團體內部特定的集體價值觀的體現。而結合正當防衛(wèi)背后的權力運作來講,司法團體所作出的決定,不是純粹個人意志,而是其內部結構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理性選擇不同,司法團體在判定正當防衛(wèi)問題上的立場就會出現偏差。盡管其通過自然人權利而運作的,但由于是自然人在圖1中表現的是分離性行動,因而司法團體的利益基礎與自然人的利益基礎上的差異會導致自然人權利的部分喪失,出現正當防衛(wèi)判決不公的問題。
于是,問題則反映在司法團體內部結構所作出的理性選擇上,即本文得出的結論:司法團體內部在斷定正當防衛(wèi)問題上所作出的理性選擇,其關于事實與規(guī)范的合法性是值得質疑的。而其中,合法性討論的核心是關于事實與規(guī)范的內在關系。因為,事實與規(guī)范關系的討論是回答規(guī)范運作背后合法性存在的問題。
二、事實與規(guī)范的關系
童世駿教授在看待事實與規(guī)范的關系時,認為事實與規(guī)范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客觀事實與社會規(guī)范的關系;第二種類型存在于有關規(guī)范的推理和解釋之中,即法律事實認定和相關法律規(guī)范確定之間存在相互依賴關系;第三種類型是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的一種更加內在的聯(lián)系;第四種類型是哈貝馬斯在《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一書中所作的最主要的范疇區(qū)分,也即規(guī)則的被承認與規(guī)則的值得承認,前者表明事實性,后者表明有效性,是一種事實性與有效性的關系 [3]。
而目前值得重點探討的是一種事實性與有效性的關系。因為,一種規(guī)范是否具有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其是否能得到人們的遵守。而事實性與有效性的一個重要情況就是人們是如何看待規(guī)范的實施,例如是否不得不遵守,是否是值得信任,或通過判斷從而得出遵守和信任的結論。
而要協(xié)調好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的事實性與有效性關系,重要的是把握好兩者之間的張力,即正確或準確的判斷。因為,不能處理好事實性與有效性之間的關系,協(xié)調好兩者之間的差距會出現中國傳統(tǒng)規(guī)范失去協(xié)調法人與自然人的互動溝通能力,而出現合法性問題。因此,正如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那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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