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企業的經營管理思想
【提要】近代民族的經營管理思想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開拓市場和占有市場的思想；二是籌措資金和運用資金的思想；三是人才開發與培養的思想；四是營建企業精神的思想。這些思想的確立與實施，使近代民族企業得以在同帝國主義國家的企業的競爭中為自己爭得了一席之地。 中英戰爭以后，由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日益深入，加速了中國封建的瓦解和商品的，也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興起創造了條件。19世紀60年代，中國先是出現了由洋務派創辦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繼而到70年代末，民族資本經營的企業漸次產生。中國的民族資本企業自出現以來，就受到了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的雙重排擠和壓迫，是在夾縫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在與外國資本激烈的競爭中，雖然他們在資金、原料、技術和設備方面都處于劣勢，但卻能得以逐漸發展和壯大，并敢于與外國資本相抗衡。究其原因，除客觀的世界經濟形勢和條件給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一時的有利時機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有一批民族企業家，他們在民族企業艱難、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頗具特色的經營管理思想并運用于企業管理的實踐，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一、開拓市場和占有市場的經營管理思想
民族企業為了爭取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重要的任務就是從它所要達到的經營目標和戰略高度，來適應市場的變化。在對市場進行預測的基礎上，制定企業的計劃，組織生產，指導企業的經營。在國外商品充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要贏得市場并在競爭中獲勝，就必須打破洋貨獨霸市場的局面。民族企業在提高產品質量、開拓市場方面，其經營管理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加強質量管理，開拓流通市場
外國在華企業憑借其資本雄厚、技術先進，生產出物美價廉的產品在市場上銷售，以圖擠垮民族企業。這就迫使民族企業在產品質量上下工夫，用名牌優質產品開拓市場，占領市場。名牌產品是企業的生命線，關系到企業的成敗，企業不創立自己的名牌產品，就不能建立企業的信譽，就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很難在市場上站住腳跟。創制名牌國貨產品對企業的發展是一種強有力的推動，它不僅是民族企業生存能力的表現，也是民族企業家抵御外侮，以國貨優質產品擊敗洋貨，在市場上為民族的發展贏得一席地位的愛國主義精神的體現。民族企業家深深懂得，“凡百業如欲抵御外侮，專持國家保護政策與社會愛國心理，而不力圖改進產品，實非競爭之根本辦法”（載《中國民族火柴工業》）。為此，一些民族企業莫不精心生產出自己的獨具特色的名牌產品，如：榮宗敬（公元1873年-1938年）、榮德生（公元1875年-1952年）兄弟企業的“兵船”牌面粉；宋fěi＠①卿（公元1898年-1956年）東亞毛紡廠的“抵羊”牌毛線；簡照南（公元1870年-1923年）、簡玉階（公元1875年-1957年）兄弟企業的“雙喜”、“飛馬”牌香煙；張謇（公元1852年-1926年）大土毛紡廠的“魁星”、“紅魁”、“綠魁”棉紗等。在與洋貨競爭中，這些產品都得到了社會的廣泛信任和贊譽，充分顯示出名牌優質產品對企業興旺發達的決定性。
要保證產品的質量，必須在產品的原料上和產品生產過程中嚴格管理，并不斷更新產品，提高產品質量，改善產品性能。因此，民族企業家對以下管理原則非常重視。
1.注重原料質量，保障原料來源
原料的好壞直接影響產品質量的優劣。民族企業所創名牌，無不從原料質量入手。所謂“熟貨之良梏，視乎生貨之優劣”（張謇，《實業文鈔》）。穆藕初（公元1876年-1943年）在收購原料時，以質量為第一標準，他主張寧可多花錢，也要采購優質原料。榮氏企業生產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在市場上經久不衰，是因為榮德生對原料選購有嚴格的規定，他指出“貨好必真工，優質需實料”（《榮氏企業史料》，上冊）。因此，該企業在各處所辦的麥莊，絕不收失曬熱傷的小麥，進倉小麥皆由專人負責挑揀。民族企業家在嚴格控制收購質量合格的原料時，還提倡“廣集國內所有工業制品原料，分別，以期有得”（張謇，《實業錄》）。他們對原料的選購可以說是到了十分挑剔的地步。
為了保證原料的質量，張謇在1900年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自己生產原料。到1920年，共開墾數萬畝土地，可產棉花116 000擔。穆藕初也極力主張改良中國的棉種和擴大種植面積，強調“棉質不改良，紡織事業亦難求充分之發展”（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他專門租地成立穆氏試驗場，從事改良棉質之研究。民族企業家的實踐活動說明，沒有豐富的原料，工業的發展就會失去堅實的基礎。因此，他們在自辦試驗場、農墾場的同時，也曾上書政府，希望能實施改良計劃，提高國產原料的質量。拿榮氏兄弟來說，他們曾一再向政府當局條陳“大農計劃”案、“墾邊”案以及“振興農業、復興工業”案等，呼吁“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重視農業的發展，以促使民族輕紡工業得到充足的原料供應”（榮敬宗，《開拓西北，推廣植棉案》）。民族企業家的這些經營思想，不單單是從企業利益考慮，也是從整個社會出發的，它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以實業推動社會進步，促使國家富強的強烈愿望。
2.引進先進設備，提高產品質量
一個企業要增加產品數量，提高產品質量，必須不斷采用新設備、新技術。民族企業中一些資本雄厚的企業，對機器的擴充和設備的更新都比較重視，他們不斷引進性能先進的設備，以保證產品的質量。榮家企業加強質量管理的成功之道，就是“設備求其新”（《榮氏企業史料》，上冊）。他們認為，要生產出與洋貨相媲美的國貨，就必須引進設備，作為保證產品質量的物質基礎。僅以茂新廠為例，1905年曾向英商怡和洋行訂購18寸英國鋼磨6部，新機落成后，生產出的產品品質優良，推銷甚爽。1913年又改裝美式機鋼磨24部，使產品質量達到優異。范旭東（公元1883年-1945年）是民族企業家中靠科學技術創辦化學工業的典型，他認為“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企業之本”（《天津文史資料選集》，第23輯），企業的發展必須以良好的技術設備為物質基礎。他堅持不惜花費資金購買最先進的機器設備，追求最先進的技術。他所創辦的水利制堿公司在生產中遇到困難時，決定拿出重金到美國購買最先進的燒鍋。在他委任侯德榜（公元1890年-1974年）出國購買設備時，特別強調要以最新式和質量優秀為首要條件，其“工藝和設備都必須是先進的”，“在這方面如有閃失，將會給我們帶來千古的創痛”（李祉川，《侯德榜傳》）。正是依靠先進的技術，保證了產品的質量，使水利制堿公司生產的“紅三角”牌純堿，在1926年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質獎章，為中國工業產品贏得了榮譽。
（二）削價競銷，以價格低廉爭得市場
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并不等于已經占領了市場。民族企業要在與外資企業競爭中奪得市場，除確保產品質量優勝外，也要充分考慮市場需求者的消費水平和當時的社會生活水準，否則，即使質量甚優，而價格高于洋貨，產品也會無人問津。因此，針對洋貨的低廉價格，民族企業在降低產品成本的基礎上，也采用低價促銷策略，以贏得市場。簡氏兄弟曾認為：“貨必求美而勝英美，而價錢則賤過英美，人心推向”（《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這就是南洋煙草公司與英美煙草公司在市場競爭中所采用的競爭策略。民族企業家還認識到，采用廉價策略，使產品在市場上盡快出售，就可以加快流動資金的周轉，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價格的高低，而國貨產品價格的定位，應視市場上同類洋貨價格而定。張謇認為，價格高低的標準在于促使產品“利在速售”，因此應根據市場行情，“有時而減，有時而平”（張謇，《實業錄》）。東亞毛紡廠生產的“抵羊牌”毛線，打破了外國企業產品獨霸毛紡市場的局面，與進口毛線形成了競銷的格局。當時英國在華毛紡織廠生產的“蜜蜂牌”毛線，日商加藤洋行經銷的“麻雀牌”毛線，都以低價銷售，企圖壟斷中國的毛線市場。宋fěi＠①卿遂提出針鋒相對的管理措施。首先，在毛線產品的商標上，宋fěi＠①卿經過精心設計，以雙羊抵角為標志，取名“抵羊”，“抵羊”既反映以羊毛做原料的紡織品的特點，又是“抵洋”的諧音，即抵制洋貨之意。這種巧妙的構思，正迎合了“九·一八”事變后群眾抵洋抗日的心理。因此，“抵羊”牌毛線一經問世，立即受到了國人的歡迎。與此同時，宋fěi＠①卿又狠抓產品質量，使“抵羊牌”毛線在色澤、拉力、手感等方面，都達到了優質產品的標準。在價格上，宋fěi＠①卿則以英、日為準，隨其變動而上下浮動，必要時不惜放棄部分贏利，砸價甩賣，甚至采取買兩磅送一磅的促銷手段。通過這些措施，有效地抵制了洋貨的競爭，打破了英日企業壟斷我國毛紡市場的陰謀，使“抵羊牌”毛線成為家喻戶曉、暢銷全國的名牌產品，鞏固了東亞毛紡廠在國內市場上的地位。
（三）建立廣泛的銷售組織，采用靈活的銷售技巧，擴大市場占有率
產品銷路的好壞，銷售數量的多少，還要看流通渠道是否暢通。因此，民族企業家對如何擴大和健全產品推銷機構，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并拿出部分資金作為推銷費。大中華火柴廠為加強成品推銷工作，在總事務所營業科里設置專人，分別負責蘇、浙、皖、贛等省（近區）和國內其他各地（遠區）的推銷工作，并在各大城市設立事務所，建立起一個密集的推銷網，保證了產品在這些市場上的優勢。
一些民族企業家為建立和完善銷售網，鼓勵代理，獎勵銷售，采用對經銷商優惠賠貼的措施，保護經銷商的利益，以打開產品在市場上的銷路。東亞毛紡廠為使“抵羊牌”毛線能夠在洋貨比較暢銷的城市競銷，采用了“廠商產銷合作合約”的。具體作法是：由商店預交一部分進貨押金給“東亞”，而“東亞”按其押金數每月付息，并給商店以相應的產品，在銷售時，產品價格視行情而變，若有虧損，一概由“東亞”負責。這種經銷辦法，經銷商不擔風險，又能獲得較豐厚的利潤，鼓勵了他們與“東亞”合作、與洋貨進行競爭的積極性，這就使東亞毛紡廠在全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商品推銷網——“抵羊網”，加強了該廠在競爭中的實力。以華北地區為例，僅僅一年時間，已經使“洋貨毫無活動余地，吾貨獨占華北之勢己成”（《東亞歷史檔案》）。
二、籌措資金和運用資金的經營管理思想
資金是從事經營活動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企業管理者的任務，是要以最優的方案籌措資金，以提高企業的經營效果，增強市場競爭力，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我國近代民族企業家，一般來說，資金都不夠充裕，他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缺乏充實的物質基礎，容易被資金雄厚的外國企業所吞并。因此，民族企業要得到生存和，必須通過各種渠道來籌措資金，用于擴大再生產。所以，如何籌措和運用資金，就成為民族企業家經營管理企業最主要的。民族企業籌措資金的渠道和，主要有四種。
（一）靠企業資金的自身積累，將利潤轉化為資本
利潤積累是企業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因此，一些民族企業家把企業“公積金”的提留，即利潤的積累看成是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成敗的關鍵。張謇認為：“公積者，工商之命脈也”（張謇，《實業錄》），深刻指出了利潤資本化和企業生存發展的因果關系。同時，資本主義企業生產的目的就在于追逐利潤，而沒有利潤的資本化，不進行資本的再投入，獲取更大的利潤就無從談起。資本積累和利潤的積累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對此，張謇也有其獨到的認識，他認為：“豈可望人以生利，而不裕其母財，禁騏驥之足而貴以千里耶？”（同上）“裕其母財”就是利潤資本化積累，只有“裕其母財”，才有可能獲取更大的利潤，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既然資本積累對擴大企業資金來源及擴大再生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分配企業利潤時，一定要先留足公積金，否則，“分利過當，生猶不及”（張謇，《宣布就部任時之政策》），然后再將利潤剩余部分作為股息分給股東，絕不能把公積金挪作紅利分掉，“不可不厚儲公積，不預為之防也。至于未獲盈利之新廠，更不得移本作息”。因此，企業要不斷發展，在利潤的分配上，就要保持一定的合理限度，做到“彼此計息，不可無限制”（張謇，《實業錄》）。
榮氏兄弟在如何解決資金短缺方面，也有其獨到的管理主張。他們在企業經營中，采取“肉爛在鍋里”的積累方式，即添購新機，擴大生產。榮氏兄弟的經營指導思想是“要拿大錢，所以要大量生產”，為擴大企業規模，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榮德生提出，申新紡織公司“除發股息外，一般不發紅利給股東，盈利不斷滾下去，用于擴大再生產”（《榮家企業史料》，上冊）。其他民族企業，像大生紗廠、豫豐紗廠等，都把提取“公積金”作為追加資本、擴大企業資金的主要途徑，少提或不提紅利，“厚儲公積”，并使之轉化為資本積累。近代民族企業就是通過這種依靠自身積累的辦法，使企業獲得充足的資金，增強了與資本雄厚的外國企業進行競爭的實力。
（二）靠銀行貸款擴大生產規模
民族企業單憑企業自身的力量來積累資金，畢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們要獲得充足的資金，就必須利用舊的生息資本，向銀行、錢莊借款，以擴大企業規模，避免因資金周轉不靈而陷入困境。張謇認為：“用己之財則己之善，用人之財則人之善，知其未必善而必期其善，是在經營之致力矣”（張謇，《實業錄》）。這就是說，借債經營雖有一定的風險，但只要“經營致力”，有效地利用借來的資金，從事企業經營而能獲利，仍是可行的。
近代民族企業家在企業經營過程中，一旦資金嚴重短缺，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為了生存，還不得不利用外資，以調節資金營運的盈虛。當然，在借用外資時，也面臨著隨時被外國資本操縱、擠垮的命運。因此，他們雖認為“外資可借”，但借來的外資必須用在企業的生產和發展上。同時，利用外資，應不附帶條件，以免為外人操縱和宰割。張謇在《實業宣言》中明確提出，借外債應“條約正當，權限分明”，“不可喪主權，不可涉國際”和“欲達借款之目的，必先籌還債之方”等正確的管理原則。
（三）自設機構，自調流動資金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迫切要求中國有新式金融機構來為它融通資金，民族企業家也越來越意識到金融機構的重要性。穆藕初認為：“金融與百業發展之關系，無異于血脈與人體。血脈旺則人體健，金融流通無滯，然后百業始有發揮之余地”（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而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落后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發展的需要，必須設立和健全銀行機構來促進實業的發展。為此，民族企業家主張建立民間銀行，以輔助中央銀行，服務于所需資金的融通。張謇說：“唯有確定中央銀行，以為金融基礎，又設地方銀行以為之輔，厲行銀行條例，保持民間銀行錢莊票號之信用，改定幣制，增辦通貨”（張謇，《實業政見宣言書》），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所需資金的來源。可見，民族企業家既有創辦金融機構的認識，也有在實業活動中缺乏資金的教訓。許多民族企業家就曾自設金融機構，以積聚上的閑置資金，為企業的振興和發展服務。穆藕初創辦了中華勸工銀行，起到了促進“國內工業之發達”，使“外來之劣貨”“無可乘之隙”（穆藕初，《藕初文錄》）的目的。劉鴻生成立了中國企業銀行，既方便了劉氏集團各企業間資金的使用，又促進了資金的周轉與流通。其他民族企業，如榮氏集團、民生公司等，也都設有自己的銀行、儲蓄部，以滿足資金流通需要。
民族企業自辦銀行，一方面擺脫了其他銀行特別是外國銀行的控制，避免因借債過多而被吞并的危險；另一方面，自辦銀行，也吸收了社會大量游資，充實了企業資金的來源。
（四）加強財務管理，完善制度
民族資本企業在發展的初期，由于缺乏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一些企業曾出現過資金運用上的混亂與浪費現象。因此，民族企業家深感其弊端，主張實行完善的會計制度，以加強企業資金的管理。盧作孚（公元1893年-1952年）在經營其民生實業公司時，曾認為“任何機關或事業之業務能發展到何種程度，皆以財務為決定之條件，工商事業尤以財務決定其成效”。在如何管理企業財務的上，盧作孚提出了建立完善的會計制度的管理原則，建立起集財權于總公司的比較完善的財務制度。
劉鴻生將成本會計看作是“考察企業經營管理優劣的眼睛”（劉鴻生，《中國工業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他不惜用高薪聘請第一流的會計專家為他設立各個企業的會計制度，并由總公司實行對所屬企業的集中管理，建立了統一的財務制度，在企業集中使用財力、應付對外競爭、保證資金的積累、擴大企業的再生產等方面，均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人才開發與培養的管理思想
在近代民族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一些有卓識的民族企業家都認識到，我國實業發展緩慢的一大原因，在于“缺乏人才，并缺乏獨樹一幟之人才”（穆藕初，《藕初文錄》）。商品經濟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張謇認為：“世界今日之競爭，農工商之競爭也；農工商之競爭，學問之競爭，實踐、責任、合群、閱歷、能力之競爭也”（張謇，《錄》），他出“無人才不可為國”（張謇，《專錄》）的結論。民族企業家還把一個企業乃至一個社會是否擁有人才，看成是決定企業成敗或社會興衰的關鍵。穆藕初曾說：“凡百事業之成敗，全視人才之優劣。”（穆藕初，《中國棉業發展史》）
民族企業家所說的人才，是指什么樣的人才呢？穆藕初明確指出：“實業界適用人才，分為甲乙兩種，甲為人才，乙為管理人才。”他認為，在這兩種人才中，“管理人才所負之責任為至重也”（穆藕初，《藕初文錄》）。民族企業家甚至還這樣認為：“我們缺乏技術人才，尤其缺乏管理人才，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則作為社會，一切問題都不能解決。”（盧作孚，《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訓練》）這種對人才重要性的認識，在當時人才和知識倍受壓抑的舊中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一）擇人和用人是管理工作的關鍵
民族企業家劉鴻生認為：“缺乏經營管理能力以及缺少訓練有素的人才，成為企業經營管理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并說：“要辦好一個企業，首先得物色好專門人才，沒有人才，不可冒昧從事。”（劉鴻生，《中國工業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所以說，人才選拔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前提，而要選拔人才，首先要能夠發現和識別人才。穆藕初提出“物色人才與善用人才，實為事業家首務”，并把是否具備“健全之腦力，敏銳之眼光，靈活之手腕，堅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作為衡量企業領導者是否稱職的標準。民族企業家擇人和用人的標準，既考慮專業素質，又考慮其思想素質。張謇提出的用人標準是：“今日用人不患無用，而患無體。其人果正，則必有忠君愛國之心，則勤求事理必于當。”（張謇，《政聞錄》）他在這里所講的“體”與“用”，其實就是品德與才干，而他用人的標準，首先在“體”即品德。他的這種提法，雖然有效忠封建國家、封建制度的意味，但重視人才對企業和國家的忠誠心，還是可取的，盧作孚在用人上堅持任人唯賢的標準，他將品德和才干結合起來，認為用人的標準是“重品德與才干”。劉鴻生又有自己的用人之道，他認為用人不可求全責備，只要有一技之長，他就任用，“全才有全才的用處，偏才有偏才的用處，要學會善用他們”（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
（二）要聘用實干人才
民族企業家所重視的才干，既包括知識，更包括實戰經驗，注重理論知識和實際經驗的結合，是大多數民族企業家所強調的。穆藕初認為，用人“僅有實在經驗，而無專門知識，可小就而不可大授。僅有專門知識，而無實在經驗，能擬議而不能建設”（穆藕初，《藕初文錄》）。盧作孚主張對有學歷、有理想、有才干者，一定要想盡辦法聘請并委以重任。他對雖無學歷但有本領的人，也大膽任用。水手出身的張才廷，為人精明能干又有事業心，人稱土專家，原是上海輪船公司的土工程師，因無學歷不受重用，盧作孚遂請他到民生公司任職，并委以重任。張在工作實踐中，顯示出其才能，只用了兩個月，就將外國專家認為無法打撈的“萬流輪”打撈上岸，對民生公司做出了貢獻，也長了中國人的志氣。
在人才培養跟不上需要的情況下，民族實業家較多從“實用”出發，廣攬實干人才。他們認為，單有文憑而無實在本領，“若虛有其名，無裨實用，不如無學”（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續編》）。這種在選擇人才時重視“實用”的思想，在當時民族企業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既要人盡其才，又要愛護人才
人才的使用，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盡其才，企業家要在對每種工作進行，確定工作的性質、難易程度以及所需學歷、能力、經驗之后，據此安排適合這項工作的人，使其能發揮專長；二是愛護人才，就是給人才以相應的待遇，提供較好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等。
民族企業家對選拔和物色到的人才，都盡力做到人盡其才，委以重任。劉鴻生認為，企業領導應善用人才，“要把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劉鴻生，《中國工業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張謇提出，用人之道在于“責任專，薪水重，上有綱紀，下無壅隔”（張謇，《實業文紗》）。在這些用人原則下，許多專業技術人才被重用，并使他們有明確的工作責任、職權劃分和與工作性質相符合的報酬。東亞毛紡廠聘請了一批專業技術人才，其中有知名專家、教授和留學歸國的博士，對這些專門技術人才，“東亞”給以優厚的待遇，月薪一般與經理相當，個別博士的工資甚至超過了經理。宋fěi＠①卿還為這些人才專門租用了一棟“博士樓”，從各方面照顧他們的生活，使他們在生產中發揮出顯著的作用。在其他民族企業中，一批或有專長或有學歷并有實踐經驗的人，均被安排在合適的位置上，充實了企業的人才力量，保證了人才的合理使用，發揮出人才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
（四）“聘用西人”的原則
在一些民族企業里，出于生產和技術上的需要，還以高薪聘用了外國的技術人員。張謇曾提出“聘用西人”的主張，并在大生紗廠聘用了一些有真才實學的外國技術人員、教師和醫生作為技術指導。民族企業家為了使這些外籍技術人員很好地為本企業服務，在生活上給以較高的待遇，這些外籍人員也在改進生產、提高產品性能、提高生產率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近代民族企業家在聘用外國人員的問題上也是極其慎重的。他們的原則是，“聘用西人”只能作為暫時的措施，從長遠看，解決企業的生產技術問題，還必須依靠本國技術人員。“唯致意于廠內人員的培養，與國內專才之羅致”（劉鴻生，《企業史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缺乏的辦法，不自行培養所需的人才，實業的發展必然缺乏后勁。正如劉鴻生所說：“客卿可用，在人才缺乏的情況下也應當用，但只有立足國內，致力于本國人才的發掘、使用和培養，以解決人才來源問題”（劉鴻生，《企業史料》），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獨立自主、不受外人控制的民族企業。這種由聘用外國技術人員，到注重中國自己的技術力量，并進而為培養更多的技術力量創造條件的人才管理思想，反映了民族企業家人才資源開發觀念的轉變和提高，也反映了他們獨立自主發展企業的愿望。
（五）注重專門人才培養
適合各種職業要求的專門人才，需要經過培養和訓練。因此，對專門人才的培養，是企業經營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提高企業產品質量和勞動效率，增加企業經濟效益，完成企業經營目標的前提條件。民族企業家除了對社會上現有人才盡力挖掘、量才使用外，還注重職工專業素質的提高。盧作孚曾明確指出“管理方法的實施特別重在工作人員的訓練”，要“訓練所有的工作人員，使其活動有效率、有技術，而且有管理的技術”（盧作孚，《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因此，盧作孚不惜花費資金和時間，在民生公司開展了對職工的培訓，舉辦各種短期、長期的培訓班，建立培訓學校，加強對職工技術的訓練，同時還通過專業培訓，為本企業培養專門人才。民生公司曾選送不少職工進各種專業學校接受培訓，還先后選送百余人出國深造，這在舊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里確實是培養人才的一個創舉。榮氏兄弟也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和教育訓練工作，在造就培養人才的問題上，榮德生提出了“貴在實學”的原則，他說：“若虛有其名，無裨實用，不如無學”。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們十分注意提高企業現有管理人員的技術和管理業務水平。如何培養和提高？榮氏兄弟認為“人才之興”，必須有良師入正軌，必須“如良玉美璞，細加琢磨”，“選送人才入各級學府深造，方能成器”（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因此，榮氏兄弟將舉辦各種類型之學校，放在整個事業的重要位置上來考慮。榮氏企業先后創辦了公益工商中學、中國紡織印染工業專科學校、中國紡織印染工程補習學校等，保證了企業獲得所需要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其他民族企業家如穆藕初、宋fěi＠①卿、劉鴻生等，在所辦的企業中都設有培訓班、培訓學校、職業學校，甚至還制定了“先培訓，后工作”的制度。這些培訓措施的實行，提高了在職人員的專業技術能力，為民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大批高、中級專業人才。 （六）投資教育，培養各種人才
民族企業家創辦企業的目的，當然是要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他們在經營活動中認識到教育和實業密不可分，教育對企業發展和國家富強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張謇說：“今求國之強，當先教育，而欲興教育，當自興實業始。”（張謇，《實業錄》）又說：“舉事必先啟民智，啟民智必由教育”（張謇，《自治錄》），指出了教育對國家富強的重要性。他認為“實業教育，期于相輔，教育必求普及”，而“有實業而無教育，則業不倡”（張謇《教育錄》）。許多民族企業家甚至把教育不興看作是導致實業失敗、國家貧弱的原因，榮德生說：“我國數十年來貧弱的原因，以政治腐朽、生產落后與國際市場之經濟侵略，實為主要因素。但所以貧弱，所以無新事業發展，則缺乏人才啟發之故耳”（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續編》）。穆藕初也把累辦新業而累招失敗之最大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歸咎于“缺乏實業人才”，故造成“不良之結果”（穆藕初，《藕初文錄》）。
許多民族企業家不僅是主張興辦教育，以促進實業發展的理論倡導者，也是投資興辦教育的實踐者。其中，民族企業家陳嘉庚（公元1874年-1961年）就是一生致力于發展教育的典型人物。陳嘉庚認為“國家之富強，全在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于教育”，而“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國民之生計日絀”（《陳嘉庚年譜》）。因此，他把經營企業的所得傾囊辦學，他不僅投資于普通教育的建立，而且還注意高等教育的發展。他說：“科學之發源，乃在專門大學，有專門大學之設立，則實業、教育、政治三者之人才，乃能輩出”（同上），遂投資創辦了廈門大學、集美學校。民族企業家將大量資金用于興辦教育的行動，一方面保證了企業人才的來源，另一方面也為社會培養了各種人才，提高了民族的文化素質，這成為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經營管理上的一大特色。
四、營建企業精神的管理思想
商品經濟的競爭，也包含一種精神的對抗。從長遠看，一個企業要想取得競爭的勝利，除了戰略正確、決策正確、經營方式靈活、有競爭能力外，還必須有一種作為“企業靈魂”的企業精神文化來支撐和武裝企業。企業精神文化是一個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活動實踐中，由企業家大力提倡和親自推行，模范執行并為全體職工共同營建而形成的。它得到了職工的認同并成為整個企業的理想、價值和基本信念，使企業內部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從而引導職工為實現企業目標而盡心盡力工作。在20世紀30年代，一些民族企業家就開始注意提倡和營建適合本企業的精神文化，形成了像“民生精神”、“東亞精神”等一些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
（一）培養職工積極為企業發展、為社會進步而獻身的精神
民族企業家在經營管理活動中，以個人推動企業為號召，要求職工努力為企業工作，同時以企業的進步來推動社會的發展。他們這種提倡職工為企業、為社會發展而獻身的思想，易于被職工所接受，對鼓舞士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些民族企業家在闡述企業的宗旨時，都提出了企業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盧作孚強調，民生公司的目的是“服務社會，便利群眾，開發產業，富強國家”，宣稱“個人為事業服務，事業為社會服務”（盧作孚，《怎么樣做事——為社會做事》）。通過企業的自身建設來和改造社會，要求人人都有為公司及整個社會服務的思想和行動。這些原則和口號的貫徹實施，逐漸成為民生公司賴以團結廣大職工的精神力量，成了他們共同的追求，使公司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成為川江上最富有朝氣的民族資本航運企業。宋fěi＠①卿一向以“文明辦廠”著稱，他提出東亞公司的主義是“以生產輔助社會的進步”（宋fěi＠①卿《東亞銘》），他認為：“凡是生產事業必須都有余利，沒有余利的生產，就……成為消耗，但（東亞）并非專為營利而生產，乃在利用出產的產品，供給社會的需要，利用合理的生產余利，輔助社會上有益于人類的事業”（《東亞精神》，〈甲〉），以此來鼓勵職工要做好本職工作，要有獻身于社會、服務于社會的精神。
（二）培養職工“愛廠如家”的企業群體觀念
民族企業家注意把職工個人利益和企業興衰融為一體，激勵職工樹立為企業竭責盡力的群體意識。盧作孚號召職工把自己的命運同公司聯系起來，培養職工對企業的忠誠感和歸屬感，提倡“公司的問題職工解決，職工的問題公司解決”。他號召職工不計地位、報酬，忘我勞動，“有事業的成功，才會有個人的成功”，“職工的得失，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上，只有努力斗爭，才能使事業不離開自己”（《民生公司十一周年紀念刊》）。這些口號和思想，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剝削關系，模糊了勞資間階級關系的對立，但對于促使職工熱愛自己的工作，熱愛事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fěi＠①卿在《東亞銘》和《廠訓》中也提倡職工要有為“東亞”、為集體的利益而獻身的精神。他教育職工“本犧牲自己之精神，盡力服務旁人”，他強調這種服務于他人的精神，是人生最重要的，“因為你不幫忙別人，你亦不能希望得到別人的幫忙。我們做事為人，若都采取幫忙的態度，可以進行順利，成績宏大”（《東亞聲·服務是什么意思》）。這種獻身和服務精神，就是讓職工做到“愛廠如家”，以工廠事業為重，關心工廠的生產，為工廠的興衰而獻身。
（三）關心職工福利待遇，解除職工后顧之憂
民族資產階級為了能使他們倡導的敬業精神深入到職工心里，除了通過宣傳教育以提高職工的認識外，還在物質上關心職工，重視職工的福利，解決職工的后顧之憂。當職工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充分結合的時候，職工會表現出工作的主動性和對企業的認同感。東亞公司對職工的待遇就很重視，對職工實行了生活補助費、病傷津貼、傷亡撫恤、疾病療養、婚喪補助、子弟獎學金等。盧作孚把重視職工福利看作是調動職工生產積極性的基本措施，給職工創造了優厚的待遇，如免費就醫、供應膳食、定期休假、建立訓練場所及文體活動設施等，調動了職工工作的積極性。該公司還規定：“凡年滿60歲以上者，體力衰弱不能再任一切職務者，給予終身養老金”（《民生公司職工救助條例》），使職工感到老有所養，增進了職工視公司為家的意識。
企業精神文化的形成，使民族企業充滿活力，在對外經濟競爭中，顯示出巨大的力量，保證了這些企業在舊中國的逆境中能夠得到生存和發展。
總的來說，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重重壓迫的情況下，中國民族企業家善于適應社會形勢和經濟條件的變化，及時變革經營管理觀念，不斷改進管理的方式、方法，從而解決了資金缺乏、技術落后、原料不足、設備陳舊等一系列問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擴大了生產社會化，使民族企業在與這些反動勢力的抗爭中，頑強地生存下來，并為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民族企業家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經營管理思想，也在我國管理思想發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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