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反思的論文
【內容提要】
中國古代文學的近代研究已走過了百年歷程，但仍有一些問題尚未得到充分討論和反思。其首要問題是文學觀念的僵化和滯后，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過分追攀學術時尚、老問題翻新等。
【關鍵詞】 古代文學 反思
從上世紀初黃人、林傳甲等人編寫《中國文學史》起，中國古代文學的近代研究也已走過了百年歷程。在進入21世紀門檻的前后，古代文學研究界對這一學科的百年歷史曾紛紛撰文進行回顧和總結，應該說，通過這些相對集中的討論，古代文學研究中有些問題明確了，過去的模糊認識得到了澄清;有些問題趨于明確，過去的模糊認識有望得到澄清。但是仍有一些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和反思，直到今天仍不免讓人感到困惑。本文擬選擇在筆者看來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影響較大的若干問題，發表一管之見，以就正于方家。
反思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我以為其存在的首要問題是文學觀念的僵化和滯后。與其他專業和學科相比，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較為悠久，積累的實踐經驗比較多，因此，就總體而言，它的成熟程度應該是優于其他學科的。但是，幾十年來的文學研究現實卻并不令人樂觀。我們常常感到，古代文學研究所持基本觀念是相對比較簡單的，對于文學中敏感的理論性問題也幾乎不感興趣。比如說機械的文學反映論在業內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場，作家創作中的主體性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再比如，早在上世紀初，《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在他們研究伊始，不僅明確提出了“什么是文學”的問題，而且從理論闡釋上給予了較好的回答。把這樣的問題不僅提出來而且先行予以理論的界定雖看似基礎，但卻并不簡單。因為這樣的做法表明，那一代學人是明確具有理性地劃分文學邊界的鮮明意識的，在他們看來，只有這一問題得以明確，此后的研究和討論才可能是建立在可靠基礎之上的。當然，明確地提出問題并不等于完滿地解決問題，那一代學者所提出的問題并沒有在他們的研究實踐中得到完滿解決，甚至很多問題幾乎沒有解決。但是他們當時明確提出這一問題時所具有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敏感是很值得我們今天肯定的，因為有無這個意識和敏感，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但是，在走過百年長路以后，在古代文學研究成果取得的數量是百年前的十倍百倍的今天，類似這樣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敏感反倒不多見了。我們在研究中所持守的多是文學觀念中最最基本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僵化和滯后的。
在僵化和滯后的觀念制約下，也就很難產生對相關文學對象研究的突破。僵化、滯后的觀念往往帶來僵化和滯后的文學研究現實。要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眾所周知，在我們幾十年通行的文學理論中，有一個觀點一直是占據主流地位的，那就是“文學產生于勞動”說。當然，我們如果要探討文學的發生問題，這一觀點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它本身是含有合理成分的。起碼截止目前被大多數人認可的也是占主流地位的兩種觀點“文學產生于勞動”和“文學產生于游戲”中，“文學產生于勞動”還是一個有相當影響力的觀點。實在說來，“文學產生于勞動”是一個誕生于革命遠比文學重要的特殊年代的理論，從它產生之日起，這個理論就帶有很強的排他性和革命色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雖包含合理性但更多地帶有革命色彩的理論是不允許被懷疑更不可能對之進行平等討論的，由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包含合理性就成了唯一正確性。不僅如此，它還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被夸張不斷被放大，以至于到了不僅在討論文學的起源，就連我們在研究探討某種文學文體產生的時候，也幾乎都可以毫不費力地習慣成自然地貼上這一標簽，判定它產生的根源在勞動而不在其他。問題在于，這一觀點首先不是不可商量的，它不具有也不應該具有唯一性;其次作為一個理論它應該具有自己的邊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多年來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差不多都把這一觀點當成了真理，奉之為圭臬，從而一遇到問題也就習慣性地簡單地照搬照套了。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許多文學現象產生的真實原因都要比這一理論復雜，也可以說都與這一理論相左。特別是在文體問題上，“文學產生于勞動”理論邊界的盲目擴大，恰恰導致惟命是從的研究者在研究中犯下本可避免的基礎性失誤。別的不用說，僅以漢賦為例，如果仍以勞動理論認定漢賦的產生和發展，我們認為就是極不準確的。根據我們的研究，漢賦文體的形成既與勞動無關，也與我們一向認為的楚辭淵源并不構成一一對應的影響關系。我們倒是能夠找到可靠的證據證明，漢賦文體產生的更為真實的源頭是先秦隱語。先秦隱語的問對形式，先秦隱語的巧言狀物和描摹繪飾，構成了漢賦的基本骨架和基本結構。從先秦隱語，中經楚宮廷文人賦，再到漢代散體大賦，這是漢賦形成的基本線索。從漢賦發展變遷的整個過程看，貫穿始終的、促進漢賦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游戲。先秦隱語的生產和生活化操作是為游戲，楚宮廷文人以賦斗智是為游戲，漢王朝中群臣競相獻呈、盛極一時的煌煌大賦依然充滿著以繁辭麗句為勝、以鋪排揚厲為尚的游戲心態和游戲規則 （參見拙作《漢賦文體形成新論》，載《文藝研究》2004年第4期） 。除了漢賦以外，其他文體的產生和發展也還有不少與游戲有關者，茲不一一列舉，相信在未來的研究中，人們會越來越深切地認識這一點。但是，由于多少年來我們無意識或下意識地接受了一套陳舊的、僵化的理論和觀念，從而也就使得我們在所謂“經典”的陳舊觀念面前窒息了創新力和想象力，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墨守陳規認同舊說了。實際上直到今天，類似的情況仍然還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有形無形地制約著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
如果說上述由于滯后、陳舊的文學觀念帶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不利后果主要來自于我們原有的傳統的話，那么自上個世紀30年代前蘇聯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領域的全面占有和全面控制以來，更使我們在很多情況下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文學研究的歧途。舉例來說，20世紀50年代以后，全國各大專院校中文系全面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大學本科學生使用的教材中，不管是著名專家編寫的還是師生共同編寫的，不管是編寫體例還是編撰原則，不論是作家選擇還是價值評判標準，其基本框架和基本模式幾乎一無例外是從前蘇聯照搬照抄過來的。我以為，蘇聯文學理論帶給中國文學研究最深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階級分析法，二是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二分論。前者基本屬于世界觀范圍，是決定方向的;后者是方法論，它直接限定了文學史編寫的具體操作。尤其是階級分析法，事實上它對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大影響無非是強調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而在長期非正常研究環境中，階級分析的大面積運用，政治標準第一的強調，使研究者在堅持政治立場的同時而把文學標準無情地置于可有可無的無足輕重的地位，選擇作家要先看他的階級地位、階級出身，看他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被剝削階級立場上。有了這個標準，文學和文學性就只好退避三舍。其結果就像我們大家所看到的，政治標準第一成為政治標準唯一，文學研究成了政治批判的第二戰場。而在對具體的作家作品討論時，按照習慣的格式和通行的套路，文學史總是要先分析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內容，照例總結出一、二、三、四等若干條，并逐一舉例加以分析論證。然后是綜合敘述分析該作家作品的藝術特點，也無非是總結一、二、三、四等若干條。交代完這些內容，文學史上某位作家的功過是非包括文學史地位就大體有了結論。這樣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那種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二分的結構套路，雖不能說正是因為它才使完整的作家作品遭到嚴重割裂，但確確實實由于這一結構套路長期占據古代文學研究的強勢地位，從而使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的無障礙創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則是沒有疑問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文學研究長時期以來基本上是走在蘇聯老大哥為我們設定和鋪平的舊路上的。我們堅信，中國古代文學界絕對不乏實力和創新精神，而且事實上近年來一些有識之士在他們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中已經作了突破舊有研究方式和格局的努力，但是，即使是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并試圖盡快扭轉此種局面的學人，要想在短時間內徹底擺脫幾十年蘇聯模式的影響，重建自己的新知識系統，也非一蹴而就，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想做到就能做到。因為這種機械看待文學和簡單闡釋文學的做法一旦構成固定的模式和形成傳統，耽誤的可能只是一代人或一茬人，而受其影響的就不僅是一代人或一茬人的問題了，實際上人們在接受傳統的同時也在培育著傳統。我以為問題的復雜性和問題的難度恐怕主要表現在這里。
文學觀念的落后和僵化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確帶來了不少問題，從大的方面看，文學研究的理性缺失，墨守陳規，還有受政治牽引而盲信盲從，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影響和制約了古代文學的正常發展。在這樣的文學大背景下，古代文學研究時不時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也就勢所難免。不過，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這些影響和干擾有的是非學術性的，有的還是學術性、學術色彩濃厚的。面對前者，以我們今天所具備的學術免疫力和學術判斷力，防止和應對相對還比較容易;而面對后者，我們應對起來有時就不那么容易，不那么從容，古代文學研究還需要保持更加清醒的頭腦，保有更加自信的定力。下面就簡要探討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學術時尚對古代文學研究造成了沖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時尚，甚至一個階段也有一個階段的學術時尚。作為一個有著較長時間學術積累，有著自身研究范圍和研究邊界的獨立學科，中國古代文學如何面對和處理自身發展和學術時尚的關系，如何在波濤滾滾的學術時尚面前，既不被潮流拋棄，又能保持本學科的學術獨立立場，就顯得特別重要。在這一點上，古代文學研究實踐是存在問題和偏差的。我們似乎不必追溯太遠，僅近二十余年真正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就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時尚沖擊。諸如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組合論、現象學、文化批評、形式主義批評、原型批評、知識考古學，還有什么熵定律、文人心態研究等等，眾多觀念和方法差不多悉數登場，來一種思潮來一種觀念，古代文學就緊跟在哲學、文藝學的馬首后面，以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迫切的追隨心態，盡最大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學習、模仿著那些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問題和概念，并同時在未加認真消化的情況下，就倉促上陣迅速拿起新工具參加戰斗，企圖用洋理論和洋方法立竿見影地解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問題。今天的我們肯定不會一般性地反對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個通俗而深刻的道理人們早就普遍接受并且一再因此而受益。但問題是，舶來的理論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水土不服問題能否解決，這是其一;其二，我們應怎樣對待舶來的理論方法，是唯新是視，照單全收，還是理性冷靜地將其放在適當的位置上。特別是像控制論、信息論，尤其是熵定律這種完全是自然科學的概念，前些年不僅被古代文學研究不問青紅皂白地全盤接受，而且竟風靡一時、轟動一時，在今天看來可以說此舉已經相當不理智了。很顯然，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我們對待時尚往往是熱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對新理論洋方法吹捧多、批評少，盲從多、分析少。理性的力量總是顯得過分薄弱。定力不足，學科本位立場堅持不夠，結果只能導致古代文學也像許多新興學科一樣，東風來了唱東風，西風來了唱西風，學術風標左右搖擺，到頭來時髦思潮過了一波又一波，雖不能說經受洗禮的古代文學因此一無所獲，但算起總帳來，投入產出失衡，付出和收獲是很不成比例的。所以，古代文學界在經過一次次學術時尚的云詭波譎之后，我們最終還不得不重整河山，再次回到如何建立真正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這一原點上來。
面對洋理論洋方法如此，面對相鄰相關學科的變化和牽動，古代文學也同樣存在瞻“馬首”問題。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古代文學研究產生的時間長，積累的實踐比較多，學科也相對比較成熟。但是，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一般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讀原典、打基礎。那么，在同樣的有效時間里，其他學科的人完全可以騰出比我們多得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接受新信息，我們則只能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于為本學科研究作準備的基礎性工作方面。這是這個學科的特點，也同時是它的劣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在獲得研究古代文學的基本資質以后，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問題意識與信息來源，就經常會比其他的相鄰、相關學科慢半拍甚至慢一拍。再有，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也同時決定了這個學科的特點和性質，即它的發展比較緩慢，它的觀念很難超前，它不大可能引領時尚和領導學術發展新潮流。有了這些基本前提，古代文學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相關相鄰學科的牽動和影響了。這里仍然需要舉例加以說明。眾所周知，由于受文化熱的影響，近年的考古學、考古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了學術時尚的代名詞，包括文史哲在內的各學科各專業學人，差不多到了言必稱考古發現、言必稱地下發掘的程度，學界仿佛真的“開篇不談考古學，讀遍詩書也枉然”了。形勢逼人，古代文學研究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和被轉移。早些年的長沙馬王堆出土文物不說，阜陽漢簡也可以不提，更晚近的荊門竹簡的出土，特別是上博簡的面世，可以說一夜之間打破了學術界的平靜。我似乎有這樣一種感覺，學術界特別是古代文學界已經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學術發展期待寄托于地下發掘了。當然，我本身不是考古學圈內人，對考古完全是一個外行，我這樣描述這一狀況絕非有意對考古學心存不敬，而是覺得學術界尤其是古代文學界對地下發掘的追捧明顯過熱，期待值明顯超出實際。僅以上博簡而言，直到今天還沒有哪一位權威學者對它的出土地和出土時間作過肯定性的說明。既然它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說明其出土地和出土時間真的就那么難嗎?再有，其中《孔子詩論》一篇對《詩經》研究意義非同小可，不過，在許多學者那里，它也存在被過度闡釋的危險。因為在我看來，《孔子詩論》并不能有效地解決《詩》本義問題。我以為，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論《詩》，與我們今天論《詩》，其間并沒有本質性的不同。當然，孔子去古未遠，對《詩經》的了解或許更接近事實。但從理論上講，孔子所理解的《詩》之本義也只是他的理解，孔子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詩》之本義。目前古代文學界圍繞通過上博簡中的《孔子詩論》企圖就此徹底弄清《詩》本義的所作所為很可能又于無意間制造出一場新的誤解。我認為，這一誤解的產生恐怕主要來源于古代文學對考古學的崇拜性期待。我們不妨這樣提出問題，如果古代文學仍然一如既往地寄厚望于考古學，如果以后考古學界不能像此前一樣陸續為我們提供新的地下發掘，古代文學界的文物期待倘得不到滿足，那么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下一步該怎么搞?這樣下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應該如何確定自己下一步的發展戰略?起碼就現實的狀況看，這個問題還沒有展現令人信服的答案。還有，與追隨考古學相仿，古代文學研究近年來出現的禪佛熱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傾向。無庸諱言，佛教不僅對漢以后的中國古代文學產生過重要影響，而且也創造了有足夠理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文學。但是，佛教既不是與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段文學都有關系，也不是任何文學現象都適合引進禪佛視角進行研究，更不是任何知識結構、任何素養和研究風格的研究者都能從事佛教與中國文學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禪佛熱似乎也有適當降溫的必要。
如果說古代文學研究受新時期以來的一次又一次學術時尚的牽制尚屬于老學科遇到新挑戰的話，那么，于古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老問題也經常花樣翻新地舊話重提以吸引學界的關注，事實上也一定程度地分散了正常研究的學術注意力。這樣的問題盡管常常是關注的人不少，但是要想把它成功地向前推進哪怕是一小步幾乎都是很困難的，因為此類問題有的就是由某權威人士的一個名言警句而來，原本問題的核心就未得充分論證，或命題在命名之后就未經過認真考慮其是否具備學理的根據。史學界長盛不衰、久爭不下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爭辯駁難，無非是那么幾條僅有的人所共知的材料，無非是那么僅有的可供選擇的若干答案。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關于文學的自覺問題似也可歸入此類。這一話題原本是由魯迅先生所謂魏晉是“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時代一語而來。但是，由于此言出于魯迅先生之口，它也因此就成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大問題。當然，魯迅先生作出這樣的判斷無疑是有其學術根據的，例如進入魏晉以后，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而后又陸續出現了陸機的《文賦》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文體的劃分越來越細，文體的自覺追求越來越明確，由此，遂導致后來持續較長時間的文、筆之分和文、筆之爭。有了這些理由，斷定魏晉是“文的自覺”時代就已經相當堅實了。不過，自打魯迅先生作出這樣的判斷以后，文學界對于這一話題的討論就基本沒有停止過。近年來，人們越來越不滿足當年魯迅先生的時間認定，而企圖把中國“文的自覺”到來的時間提前，于是就有了東漢說、西漢初年說，乃至先秦說。如果對這一現象稍加審視，就不難發現，這個引起學人扎堆討論的現象起碼暗含了一個非學術化問題:那就是崇古尚早心態，似乎中國“文的自覺”的發生時間越早就越能證明中國文學的偉大。但是，實際上我們今天許多學者不假思索地把當年魯迅先生“文的自覺”對譯為“文學的自覺”，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誤會，就已經是差之毫厘而謬以千里了。很顯然，魯迅先生所謂“文”是指“文體”，他之所以斷定魏晉是“文的自覺”時代的理由也都是側重“文體”而言的。不僅如此，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中的所謂“文學”也指的是“文體”，否則他就不會在下面按時代先后逐一羅列先秦散文、漢賦、南北朝駢文，乃至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了。事實上，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把“文體”和“文學”相混淆，“文體”的變遷是有跡可尋的，也是可以討論的，而“文學”的自覺與否則是一個相對比較難以進行學理討論的話題，因為這一語境下的“文學”的核心是“文學性”、“文學因素”或曰“文學色彩”等等，而這些描述性概念是很難確定其準確內涵的。沒有準確內涵，討論和駁辯只能導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無謂爭執。
由此可見，過分追攀學術時尚，古代文學以其先天的劣勢往往非但不能搭上時尚的末班車，反倒不免受時尚之誤、之累、之害，最后在五顏六色的時尚面前一無所獲，而不得不重新收拾行囊，再次從起點出發;以著名的老話題來作新文章，又不免常常像孫悟空落入如來佛的掌心一樣，由于從根本上缺乏超出如來佛法的能力而空作無意義的掙扎，最終只能在白白忙乎許多時辰之后依然束手就擒。在這方面，但愿今后的古代文學研究還是力爭少繳學費為好。
上述不無苛刻和偏頗的討論純粹是筆者的一己之見，錯誤之處懇請批評。有一點必須聲明，中國古代文學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特別是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其研究觀念、研究成果和研究隊伍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進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成績并不說明它沒有問題，我想正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而解決問題之后，古代文學研究才可能更好更快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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