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
摘要：文章試圖尋找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動因，指出雖然決定國際資金流動主要有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區位優勢等方面因素，但在中國與東盟之間則主要依靠挖掘各自潛在的區位優勢來推動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 關鍵詞：直接投資；動因；區位優勢
一、引言
從東盟建立，到10 1，到10 3，再到10 6或東亞共同體，中國始終堅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主導地位，所以關鍵是如何推進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的《行動計劃》全面實施，其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和發展又是重中之重。近十幾年來，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以年均20%的速度遞增。2005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303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3%。服務貿易和投資協議談判也在進行。次區域合作不斷加強，中國、菲律賓和越南三方簽署了南中國海協議區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實現了南海共同開發的重大突破。2005年7月，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第二次領導人會議在中國昆明成功舉行，通過了《昆明宣言》，中國成為東盟東部增長區的發展伙伴，將開辟雙方合作的新渠道。在深化農業、信息產業、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和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的基礎上，建議將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衛生確定為中國-東盟新的五大重點合作領域。
在中國-東盟合作大背景下，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中國-東盟合作仍處于起步階段。到2003年中國僅占東盟對外貿易的7.8%、利用外資總額的0.3%。
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發展極不平衡。除新加坡、文萊之外，中國和東盟大部分國家一樣，同屬發展中國家。東盟各國的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從1993~2003年，中國與新加坡的貿易額幾乎約占中國與東盟總貿易額的50%，而與其他九個東盟國家的貿易額僅占不到50%。
中國與東盟間的相互直接投資相對滯后。中國與東盟貨物貿易發展迅速， 2003年中國占東盟對外貿易的7.8%，但僅占東盟利用外資總額的0.3%。
國際經濟合作由貿易、投資和服務三部分構成，如何扭轉中國與東盟間的相互直接投資相對滯后的局面，如何全面推進中國-東盟合作是本文探討的中心。
二、推動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主要因素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其本質是國際資金流動的一種形式，所以投資國和受資國的動機共同決定了國際資金流動，而投資國和受資國的動機就構成了推動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主要因素。以下從“產品周期論”、“兩缺口模型”理論和“區位優勢”理論，分析直接投資的投資國與受資國的動因。
（一）產品周期論（Theory of Product Cycle）——投資國對外投資的動機
產品周期論是根據產品不同階段的特點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形成過程，它由美國經濟學家維農（R.C.Vernon）首先提出，并于20世紀70年代初進一步作了修正。其間，威爾（L.T.Well）等經濟學家也發展了這一理論。產品周期是產品市場運動的普遍現象。當企業在市場上推出新產品時，產品周期就開始了，并先后經歷創新、成熟、衰老三個階段，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的變化而做出的決策。在產品周期的三個階段，都存在著對外直接投資，盡管動因有所不同，但國際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取其在國內無法獲得的利益，是為了利潤最大化，這是資本的本質決定的。
（二）“兩缺口模型”（Two-gap Model）——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初期的動機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受眾多因素的制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資金不足。1996年，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H.B.Chenery）和斯特勞斯（A.M.Strout）在一篇題為《外援和經濟發展》的論文中，提出了“兩缺口模型”，試圖從經濟理論上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來彌補國內資金缺口的必要性。“兩缺口模型”的基本內容是：為了維持經濟的一定增長速度，投資和儲蓄之間的差額（儲蓄缺口）同進口與出口之間的差額（外匯缺口）必須保持平衡。由于投資、儲蓄、進口、出口這四個因素都是獨立變動的，因此，這兩個缺口不一定能平衡，為了使其達到平衡，彌補儲蓄和外匯兩個缺口，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吸引大量外資、追求外資數量，所以利用外資初期被動接受外商投資就不可避免了。
（三）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之“區位優勢”——投資國與受資國的共同選擇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鄧寧（J.H.Dunning）于1976年提出的，其中闡述的“區位優勢”是投資國與受資國共同的選擇。投資國要投資，自然要選擇軟硬環境較好的國家和地區，所以各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資，除了本身所固有的勞動力、資源等優勢外，還在運輸條件相對較好的沿海地區或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集中有限的資金改善其硬環境，同時給予各種優惠政策，配套以優越軟環境，設立出口加工區、開放口岸等，為外資的進入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同時，發展中國家初期利用外資給其自身發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也可以僅局限在開放的小區域內。
從以上三個理論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結構，不但取決于其自身的愿望、條件，也取決于投資國的投資愿望和要求，只有在兩者達到一致時，才可能優勢互補，互利互惠。所以，考察推動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主要因素，就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的梯度；受資國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的情況；投資國與受資國的區位優勢。 三、中國與東盟之間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
分析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資本流動，尤其是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可以考察下列因素：
（一）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的梯度
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的梯度可以從各國的第一、二、三產業結構中尋找到。在東盟各國中，中國與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有明顯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的梯度，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的梯度不明顯，與文萊、新加坡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也存在梯度，但資金有向中國流動的趨勢。另外，也可以從中國與東盟主要進出口產品的差異中尋找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的梯度。如相對于中國，東盟具有資源產品的優勢；相對于東盟，中國的電子、計算機等制造業產品具有優勢。
（二）受資國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的情況
從東盟各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情況中可見：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存在明顯的“外匯缺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基本國際收支平衡；新加坡、文萊存在明顯的“外匯余額”。
（三）投資國與受資國的區位優勢
東盟各國區位優勢客觀上很不平衡，而且開發的程度也不平衡。例如，新加坡已充分發揮了其作為國際海運通道和國際港口的優勢；印度尼西亞已顯現出海洋油氣資源的優勢；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也已呈現出熱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區位優勢。但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四國未充分發揮其潛在的區位優勢。
（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中國幅員遼闊，地區發展不平衡，產業由東南沿海向內地轉移，但也存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外匯儲備豐裕，人民幣有繼續升值的趨勢；國內能源承載能力日益緊張，即使產業不外移，能源的需求使得對外能源產業的直接投資成為必然選擇；環境承載能力的日益緊張也迫使產業有外移的需求。盡管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存在動因，但由于中國本身地區發展不平衡，在中國國內也存在著產業遷移，又因為中國勞動力長期過剩的現實，所以必然延遲了產業向國外的轉移，因此，中國占東盟利用外資總額的比例還很低。
四、政策建議
東盟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區位優勢的開發程度不同，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水平也不盡相同；中國對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四國雖存在直接投資的動因，但受到產業外移延遲因素的影響；新加坡、文萊則存在向中國投資的動因；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基本國情與中國相似，所以應從區位優勢中挖掘資金流動的動因，主要體現在海洋、能源、熱帶資源的區位優勢上；雖然決定國際資金流動有諸方面因素，但在中國與東盟之間則主要依靠挖掘各自區位的潛在優勢來推動直接投資的發展。因此，建議如下：
由于東盟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區位優勢的開發程度不同，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水平也各不相同，所以應在10 1的合作框架內更加注重考慮不同國家具體發展水平的次區域經濟合作，例如，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國、菲律賓和越南三方南海共同開發等。
在中國與東盟之間主要要依靠挖掘各自區位的潛在優勢來推動直接投資的發展。例如，建立大湄公河次區域的跨國交通網；建立有利于環境和社會福祉的大湄公河次區域跨國電力網；建立大湄公河次區域信息高速公路等。
充分發揮東盟各國的海洋、能源、熱帶資源的區位優勢，展開能源領域的合作，由此拉動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例如，加強中國與印尼、緬甸在海上石油氣方面的合作；加強中緬雙方在橡膠苗木方面的合作等。
以合作項目推動直接投資，加強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作。這些合作不僅不受產業外移延遲因素的影響，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中國與受資國的人力資源優勢。
在強調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也要繼續注重吸引東盟各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尤其是新加坡等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
總之，雖然決定國際資金流動主要有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區位優勢等因素，但在中國與東盟之間則主要依靠挖掘各自潛在的區位優勢來推動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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