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族性與新發展觀-立足于民族經濟學的學理思考

時間：2024-06-05 04:54:05 經濟管理畢業論文

全球化、民族性與新發展觀——立足于民族經濟學的學理思考

內容提要：本文從經濟文化的全球化與民族性關系出發，分析以往研究的一些缺憾；進而從新發展觀的視野考察我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現狀，并對這門學科的形成、發展及其學理價值、科研特征與應用前景進行初步的探討和闡釋。強調加強民族經濟學研究對于中國經濟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發展以及西部大開發等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全球化民族性新發展觀民族經濟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成為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反映了生產要素國際性流動趨勢的加速和經濟文化聯系的日趨增強。“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系統綜合互動的演進過程，并與“本土化”交織疊合共存并進，尤其是經濟文化的全球化與民族性無法割裂，這就為積極應對提出了要求。影響本國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樣的發展觀，這關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國家發展的趨向。相關研究已有多種，問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筍。（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類共同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并非今天才出現，中華民族曾對世界做出積極貢獻，現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動待“化”！（2）

一

經濟文化的全球化進程與民族性發展既有沖突又有一致性，兩者的因果關系也比較復雜，“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這種“差異共生”現象的較好表述。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樣明顯加快，證實了經濟文化具有內在關聯性，全球化為民族性提供豐富自身的機遇和吸收外來養分的新契機。然而，無庸諱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歷程中有著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發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內涵為沉重代價的實例并不乏見。劣勢就會失去“話語權”，其民族經濟文化必然面臨多方面的沖擊和挑戰。但歷史發展并非“線性”趨態，如世界經濟進入“滯漲”或“不況”時期，中國經濟卻能克服各種困難包括從天而降的災難，保持高速增長——這說明強與弱、主動與被動等不是絕對的。中華民族在WTO框架下不僅要順應全球化發展，同時應當光大優秀的民族文化特質，有著數千載光輝歷程迄今依舊綿延賡續的中華文化，必將在全球化的時代顯現其強勁的生命力。

關于“民族”這一概念，學界有著多種界定，筆者是從兩個層面來認識的，一是泛指相對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華民族，這可以說是宏觀層面；二是指中華民族內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數民族，這可以說是微觀層面，即如今一般講的“民族地區”、“民族經濟”、“民族干部”等。不過，“民族經濟”一詞在特定語境下也有其他含義，如講近代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民族經濟受到嚴重摧殘，這就是指中華民族而非少數民族經濟了，故而注意語詞或概念的歷史語境與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兩個層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對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華民族；而談本土的區域經濟、民族經濟時，則專指少數民族。

就中國經濟的發展現實而言，除了“全球化”的沖擊和影響外，經濟發展不平衡也是重要問題。以往談不平衡多指城鄉、區域等的差別，筆者認為此外民族經濟的反差也是制約中國發展和應對全球化的“瓶頸”！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相對雖少，但分布地區卻占全國面積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經濟落后的西部及沿邊地區。由于歷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錯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區，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觀。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總數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則分布在全國97.3%的縣市。據統計我國跨越國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 個，內陸邊境線上多是民族地區。（3）

中國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中西部，這正是少數民族聚居較為集中的區域。國務院曾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當時全國八百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當中，少數民族貧困人口占40%，而他們的總人口還不足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共592個，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有257個，占總數的44%。有學者指出：“我們無法否認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是極為突出的。”由于少數民族與漢族在語言、風俗、習慣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與中西部漢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閉，難以分享現代經濟發展的利益，這是其貧困發生率高于同一地區漢族群體的原因之一。(4)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的落實情況發生一些改觀，但總的趨勢還沒有變化。據中國科學院的系列研究報告，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質量以及區域可持續發展總能力及“生存支持”、“發展支持”、“環境支持”、“社會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統的各種排序中，民族地區基本都還處于倒數地位。（5）再一項較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國科學院的《中國現代化報告》，據此,民族地區基本都屬于“欠發達地區”，現代化的各項指標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統計分析的實證方法，具體數據或許尚可推敲，但基本狀況和趨勢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鑒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數據來驗證規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種研究基本都是以“區域”而非“民族”為基點。當然任何民族都必須生活在具體的區域內，而我國多民族錯綜雜居的狀況決定了同一區域中不同民族的經濟文化具有不同的特點。當區域經濟融聚著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和生產活動而表現為一個總體過程時，不同民族的狀況及其變革就共同構成了區域經濟的特征與發展的要素，不加區分籠而統之必然出現若干問題。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絕、規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與經濟生活及其發展歷史與現狀，都決定了不應“一刀切”。所以經濟變量的分析尤其是“新發展觀”在詮釋民族經濟時，要重視民族文化諸要素，以尋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發展道路，民族經濟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國的區域經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民族自治地區只能在區域經濟中呈現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區的區域經濟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慮范圍；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區在內的區域經濟研究中，對于不同民族的經濟進行分別的研究也是不多見的。從而不難看出“區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區域）并不能準確反映“民族”的經濟文化特質與實況，反而在同一個民族相對集中聚居的不同區域，會顯現其民族經濟文化的鮮明特色。這樣一來，無論從現實區劃或經濟布局還是從研究對象或立論基點來看，經濟研究包括區域經濟研究的體系與理論方法都面臨著創新的時代要求。
盡管區域經濟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體存在兩方面不足：一是以“區域”為基點，不能凸顯區域經濟與區域民族經濟的差異；再就是由于單純研究“經濟”，卻忽視經濟與文化的關聯，尤其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及民族特性積淀的聯系，這直接影響國家民族政策的制定與發展模式的選擇。以區域作為考量經濟發展的單位，不便于深入到區域中民族經濟的差異層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各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隔離與落差。正是在這種區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理路中，國家對民族地區的投資和技術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經濟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發展等，對發展區域經濟起到了作用，卻與當地的民族經濟之間依舊存在隔離，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民族經濟的落后成為反差共存體。國家的民族政策雖然注重少數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經濟“脫貧”，包括對民族地區不斷加大投入，但對于民族經濟本身的變革以及經濟與民族文化的關聯還注重不夠，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場性的。近年來雖也鼓勵民間投資，如“光彩工程”或外資引入等（主要針對西部地區而非民族經濟本身），但與中國已加入WTO的現實要求之間差距還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區域內的民族經濟是重要而必要的，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區域內不同民族或不同區域中同一民族的經濟狀況和面臨問題。

二

筆者曾就“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作些思考，提出“區域民族經濟”概念，指特定區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區，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區劃的同一民族聚居區，還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區中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等）的民族經濟，有別于區域經濟或民族區域（即民族自治地區）經濟。（7）以“民族”而非“區域”作為研究對象，是深化中國經濟研究的一條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僅僅注意區域失衡忽視民族差異，其代價將越來越顯見。但界定“民族經濟”是困難的，達到共識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難度，卻不等于說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著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識化邁進。

愚見也受到前人啟發，民族經濟問題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受到有識之士重視，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20世紀80時代就發表了《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經濟》、《關于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幾點意見》、《少數民族經濟的現代化》等論文，他認為民族地區經濟研究是從“地區”角度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的，可歸屬于“地區經濟”范疇；他注意到這些地區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實際，提示民族地區經濟包括多民族的經濟生活在內。（8）這就點出了一般區域經濟研究的缺憾，推動了民族經濟的研究，在經濟學理論上也有所突破。可惜至今“主流經濟學”并未對此更多關注，而是民族學研究者正式提出并開展民族經濟學的研究。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我國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就是在80年代展開的。那時已有許多成果問世，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研究會”，標志著學科的興起，也經歷了學術積累和學理探索的過程。1979年9 月，施正一先生首次提出創建“民族經濟學”分支學科，此后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這門新學科的基本框架。（9）20多年來，許多學者從基本理論、學科建設、實地調查、開發戰略、現代化進程以及WTO與我國民族經濟等角度展開探索，若干有份量的成果包括專業教材陸續問世。（10）特別是，作為一門跨學科性質的新興學科，在專業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據統計，民族經濟學科90年代培養碩士生180多人，博士生21人，博士后1人，外國留學生10人（11）一批含碩士、博士在內的專業人才隊伍逐步擴大，并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等單位為重點的科研群體。此外，還有學者開展“經濟人類學”研究，這也是民族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筆者注意到這可能與日本學者栗本慎一郎的同名著作有關，栗本的書提供了許多相關的西文文獻和理論方法，他將“文化人類學中的經濟人類學”作為一章的標題，其本人是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出身，良好的知識結構為該研究奠定了基礎。（12）另外，近年我國已有一些專門研究某一民族經濟的著作面世，這也是一種創新探索。（13）

進入21世紀以后，科研的深度、廣度都有較大提升，龍遠蔚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成果《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導論》頗具代表意義。此研究不僅對以往的研究進行了認真的梳理，體現了嚴謹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史前提；而且針對民族經濟研究進行了相關的理論探討，提出了許多新見，將研究發展到一個新高度，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

就現狀來看，民族經濟研究主要是民族學的拓展，個別為經濟學的延伸。以往傳統的民族學研究中經濟似乎并未作為獨立的門類開展專門性研究，隨著改革開放和向市場經濟轉型，民族經濟逐步成為民族學研究的組成部分。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促進了民族地區資源開發、可持續發展、反貧困、城鎮化以及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走向等等問題的研討，進一步推動了民族經濟學的發展。許多現實問題都需要借助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從而以民族學和經濟學交叉為特征的新興學科——民族經濟學，無疑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應用的特殊價值，這也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

雖然80年代以來“民族經濟學”作為正式學科名稱被收入許多工具書，（14）但至今在學科的名稱概念、基礎學理、學科性質、理論體系、對象方法等基本問題上還都存在不同認識。盡管經濟類工具書有的將其作為經濟學分支，而學科的現實歸屬為“民族學”二級學科，研究者多立足于民族學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科研視野。不過1999年3月出版的《中國圖書分類法》（第4版）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分支學科專設類目，說明了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經歷了20年多來的發展逐漸成熟。（15）此外，也有研究認為“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科本質上是屬于經濟科學的。”（16）那么，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理特性或學科歸屬怎樣更合理？其新興交叉性學科理論價值到底何在？其發展趨勢又將如何?。

有學者提出，“民族經濟學就是研究多民族國家內民族集團與單個民族的經濟生活及居住區域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規律的一門科學。”并認為其主要應研究“民族經濟生活、民族地區資源開發、民族地區經濟增長、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民族經濟生活的比較研究、民族經濟政策、民族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與一般規律等。”這有其道理也還有討論的空間。（17）筆者認為：首先，民族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次，它也是民族學的一個分支。但即不同于一般的經濟學，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學。因為主流經濟學中尚無其應有地位，而傳統的民族學中也大抵不包括民族經濟的獨立研究，因而它具有若干創新的學理價值。然而，民族經濟學并非經濟學和民族學的簡單“交叉”或“揉和”，而是在更高層面的整合、創新與生成；同時這還關涉到再一個方面，就是文化學或者說文化人類學可能更恰當，這三者主要是前兩者構成了民族經濟學的學科基礎，并整合成更高層面的新的學科領域。從經濟學研究角度看，“民族經濟學”即是以“民族”為特定對象的分支學科，其涵有民族學、文化學、社會學等跨學科性質，這也正是新世紀學術創新的重要特征之一。當今“顯學”經濟學中，有關民族經濟的研究還很薄弱，至多在區域或貧困等研究中有所涉及。我國經濟學基礎理論仍以西方為主，而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不僅是我國民族學研究的發展，更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拓進，還是我國文化學研究的深化與發展，其理論意義十分重大。

僅就經濟學而言，國人可能在發展經濟學方面的貢獻較大，如張培剛等前輩。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一些基礎研究應重視，因其具備豐富和深化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意義。研究中國問題只靠西方理論不夠，應注意從研究對象本身提煉出與規律性、理論性的成果，并上升到理論經濟學層面。西方理論方法并非不能用，西方市場經濟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經濟學理論確有若干基礎性、普適性價值；但研究非西方國家不能照搬西方理論，否則就會“方榫圓鑿”，忽視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的特性行不通。此外，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中民族經濟研究還較薄弱，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民族經濟學本身就是中國經濟學的一個非常重要而獨特的分支并很有發展前景。“中國經濟學”是幾代人投身的學理探究，如王亞南、許滌新以及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前輩學者等都付出過艱苦的努力。（18）筆者近年力倡開展中國經濟學術史研究，民族經濟學無疑是中國經濟學術史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值得認真總結研究。

全球化、民族性與新發展觀-立足于民族經濟學的學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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