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五涼文化的歷史地位的論文
十六國時期，甘肅河西地區(包括今青海的河湟一帶) 為前涼(301-376年)、后涼(386-401 年)、南涼(397-414年)、西涼(400-421 年)、北涼(397-439年)五個割據政權所統治，史稱“五涼時期”。在五涼政權統治的長達100 多年中，河西地區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文化空前繁榮。本文試從文化史的角度，對五涼文化的歷史地位做一探討。
一、五涼文化是十六國時期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
西晉“八王之亂”后，中原地區戰亂不斷，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文化低迷萎縮。整個北中國只有張軌治下的涼州地區秩序較為安定，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避亂之國唯涼土耳”。于是，河西地區“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中原流亡到河西的人民得以安定下來，河西走廊也就成為發展當時漢族先進文化的重要據點”。避難者中的一大批中原世家名流，如河東裴氏、關中蘇氏、太原王氏、洛陽趙氏等，攜帶典籍隨流民逃到河西，使河西文化力量大為增加。張軌積極接納、安置中原人士，并委以重任。河西地區因此也聚集了大量人才，史料稱“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對此，陳寅恪先生曾經指出:“蓋張軌領涼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區，百余年間紛爭擾攘固所不免，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打亂者，略勝一籌。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猶可以蘇喘息長子孫，而世族學者自得保身傳代以延其家業也。”隨著中原板蕩局面的加劇和延續，前秦、后秦時又不斷有清河崔氏、溫司馬氏等中原士族遷往河西。除前涼起用中原士人外，其他諸涼也都紛紛效法。沮渠牧鍵將“聲譽益播”的流寓士人廣平程良“耀為東宮侍講”就是其中一例。中原、河西士人群體聚首河西，一時學者云集，人文輻揍。“區區河右，而學者坍于中原”。
五涼政權的大量倡導，是五涼文化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五涼統治集團上層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五涼中的兩個漢族政權的建立者張軌和李暠都出自漢族世家，本身就以儒學文辭著稱，所以能夠推崇文教，講求儒學，即使前涼末主張天錫也具有令江南士大夫汗顏的言辭素養。五涼時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都懂得昌明文教以爭正朔的道理，后涼呂光、南涼禿發氏、北涼沮渠氏雖分別生于氏、鮮卑、匈奴酋豪家庭，但也深知文化教育與政治統治的關系，招攬了一大批漢族士人為其經邦論道。沮渠蒙遜就曾下令“內外群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色蕪。”由于長期生活在漢族文化圈內，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漢化，禿發褥檀的漢學修養甚至使人嘆為“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土……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
陳寅恪先生指出“張軌、李暠皆漢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經學文藝著稱，故能設學校獎儒業……若其他割據之雄，段業則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呂氏、禿發、沮渠之徒俱非漢族，不好讀書，然仍能欣賞漢化，摧用士人，故河西區域受制于胡戎，因此，而文化學術亦不因此淪替。”由于統治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漢文化修養，昌明的文化教育政策及各項舉措才有可能形成和貫徹，濃厚的尊士重教的學術風氣才能夠得以形成。
五涼政權尊崇儒學，大量倡導文化教育。五涼統治者，或出身世胃、家學相傳;或企慕華風，傾身儒雅，大都禮待文士，頗重教化。當時的河西地區，教育事業發達，學術氛圍濃厚。著書立說、整理古籍、文學創作、音樂、繪畫、舞蹈等文化活動頻繁。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作家、作品。據史籍記載，五涼時期河西學者撰有30 余種學術著作，僅《隋書·經籍志》著錄就有13 種。曾經風靡中州的《人物志》賴劉昂作注保存于河西，記述河西史地的不少著述為后世史家引述采用，天文歷法方面的成就由河西傳入內地，河西學者的大量著作和收藏典校的典籍被選送至江南，奉獻于北魏，流傳到后世。在中原文化低迷的大背景下，河西卻不斷涌現出碩學大師和博通經傳的學者，他們收藏并點校整理大量典籍，撰寫或注述數量可觀的著作，如酒泉人闞骃曾于北涼主持刊定諸子3 000余卷，充分反映出河西學術空氣之濃郁。在上述背景下，河西地區形成了空前繁榮的五涼文化。主要表現：一是儒學興盛。五涼統治者歷代割據政權均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積極推崇儒家思想和禮儀規范，或開館講學、倡導儒學，或大量整理、傳播儒學典籍，使儒家文化得到了廣泛傳播。二是史學發展。五涼諸國都設立史館，官修、私修史書數量可觀，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史料。三是文學繁榮。以武威、酒泉、敦煌為中心，作家云集，作品眾多，名篇佳作不少。四是佛學盛行。無論是佛教的傳播、佛學經典的翻譯，還是佛教洞窟的建造，都盛況空前。五是藝術成就輝煌。文人書法、寫經書法、音樂、舞蹈、繪畫、雕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五涼文化的繁榮，打破了十六國時期中國文化持續低迷、萎縮的局面，給北中國寂寞荒涼的學術文化園地增添了異彩，在十六國時期居于中國北方文化的領先地位，對于當時乃至后世都有深遠影響。因此，范文瀾先生指出，五涼統治下的河西地區在十六國時期“是北中國保存漢族傳統文化最多，又是接觸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區”。
二、五涼文化是中西文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晶
前涼張駿時，大將楊植奉命出征西域，西域諸邦降服前涼，納貢通好。后涼呂光是奉前秦苻堅之命征討西域的，他得勝班師返回途中，決定割據涼土，他帶回了大量西域物產的同時，請來了西域高僧鳩摩羅什。通過這兩次征討，西域與河西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聯系變得日益密切。從新疆出土的大量五涼時期的文書、契約、賬簿等文物來看，河西的官吏、駐軍以及百姓與西域的交往非常頻繁。
河西走廊作為當時中西交通的必經要道，是傳入中國的首站。西域文明與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明聚首河西，相互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了內涵豐富、極具河西特色的全新文化體系。西域的音樂、舞蹈、百戲、佛教，在河西深深地扎下了根。隋代所定的九部樂中的《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四樂，均曾在五涼治下的河西存留傳播，經過改造演變，后來又回歸或傳入內地。沿至隋代，雅樂采自江南，新聲多輸自西域，二者匯合，即出現了顏之推所謂“今太常雅樂并用胡聲”的新樂制。但追溯起來，華夏古曲的流傳和西域新聲的引進，都是河西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吸收的歷史功績。至于佛教傳播方面，五涼時期有過大規模譯經活動的記載，中原義學高僧道安就從涼土搜集到大量的佛經典籍，因成《涼土異經錄》。北涼沮渠氏篤信佛教，佛經翻譯受到格外重視，并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修寺造窟活動。現存河西地區的眾多石窟遺跡和出土的一些石塔便是有力物證。佛教傳播的同時，河西的繪畫、雕塑吸收借鑒了西域的表現手法，顯示出中西結合的特點。
河西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五涼時期氐族、鮮卑族、匈奴族在河西先后建立了割據政權。氐族長期與漢民族雜居，漢化的程度較深，而鮮卑族、匈奴族以游牧為業，文化比較落后。這些少數民族在河西建立割據政權后，尊重人才，獎授學術，對推動河西文化學術的發展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他們重視學習先進的漢文化，自身的文化素養也得到迅速提高。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河西各民族相互學習交流，共同發展，也使五涼文化呈現出鮮明的多元化特征。
三、五涼文化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五涼文化的崛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統治者重視人才，禮優士人。五涼時期每遇政權更替，統治者大多首先做的就是廣泛網羅人才，因才攫用。統治者不管是漢族，還是其他民族，對一些碩學大儒，不論是本地的著姓士族，還是流寓河西的學者名流，都能“禮而用之”。使其或居廟堂，參政議事;或授專職，從教習文，讓他們為五涼政權的鞏固與興盛出謀劃策。賢能禮遇的傳統在五涼延續不絕，是五涼文化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隨著漢代對河西的開發，以農耕文化為基礎的中原儒家文化得以扎根傳播。西漢以后，河西地區逐漸成為一個胡漢多民族雜居共處且漢族人口居于優勢的地區。徙居河西地區的漢人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融合，逐步形成為當地土著群體。到東漢時代，已經有一部分人實力壯大，成為當地大姓，如張、李、宋、索、段、令狐等，這些豪族不僅宗族強盛，習于兵戰，也兼修儒業，習經誦文。在“學在家族”的學術傳承模式下，他們成了一個個集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為一體的儒學世家。河西各地敦文之風逐漸養成，如敦煌“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逐漸出現了一些有名學者，如敦煌張奐、侯瑾等，均以才學宏博知名顯達。對土著士人實行禮遇，前涼為先。張軌出牧涼州之初，為確保立足河西，采取“拔賢才”的政策，廣泛征求高才碩學、通涉經史之有識之士“以宋配、陰充、沮緩、陰澹為股肪謀主”。大量當地文人學士被其延請做官，為其政權服務。到了張駿、張祚、張天錫執政時期，還曾多次派出使者，厚禮征聘隱逸有學之士。后涼呂光雖然統治殘暴，但也重視人才，河西名士宗欽、宋爵就曾在后涼政權出任要職。南涼禿發烏孤廣泛招攬人才，實行漢化，他模仿漢制，內設臺省，外置郡縣，建立起了以禿發氏為核心、以河西士人為骨干的南涼統治集團，其所用官吏中無論“四夷豪雋”還是“西州德望”，“確為秦、雍、涼諸州大族”。沮渠氏在創建北涼政權之初得到西平田氏支持，成功后自然多以土著士人為顯官，沮渠蒙遜對河西士林領袖劉曬崇禮有加，尤其重用宋舔，他在攻克西涼都城酒泉后曾說“孤不喜克李散，欣得宋舞耳”。沮渠牧鍵還因劉曬博學，尊之為國師，為他專“筑陸沉觀于西苑，躬往禮焉……月致羊酒”。禮待和重用土著士人對于五涼諸政權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給河西的豪門著姓創造了保存和發展自己家族和家學的有利條件，為在河西地區保留中原傳統文化產生了積極意義。
五涼時期，河西在北中國號為“多士”之邦。五涼統治者采取籠絡禮遇士人的政策，征聘名流，任用賢達，開辦學校，獎掖著述，乃至親自組織文事，參加講論經義等活動，對河西的文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西涼王李暠十分重視文學創作。據《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記載，李暠曾在敦煌、酒泉等地組織過三次較大的文學創作活動，一是敦煌靖恭堂圖贊;二是勒銘酒泉;三是巳日曲水詩宴，李暠及群臣都親自參加，或勒銘頌德，或賦詩為宴，被傳為文壇佳話。同時，民間的私學傳授十分活躍，家世之學遺傳不墜，又大大促進了河西文化教育的發達興旺。從《晉書》《魏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河西人士的文化素養確實要高出北中國的其他地區。
四、五涼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繼承、保存了中原的文化典章，借鑒、吸收了西域文明，對江南王朝的文化事業產生了實際影響。北涼后期河西向江南劉宋政權奉獻的154 卷典籍中，既有河西學者的著作，也有西晉以前的古籍，其中有些是很有價值的。同時，河西文人的作品流傳到江南，受到像劉勰這樣的著名評論家的重視，給以較高的評價，這在當時的北中國再無他例。在佛教傳播方面，由于涼土僧人南下，帶去大量佛經典籍，大乘學與玄學相互發明，辯論義理增添了新的內容。總之，西晉亡后，南北隔絕，動亂中北方世族士大夫渡江南下，投靠了江南王室，他們不可能將中原的圖書典籍、禮儀制度毫不遺漏地帶至江南。一部分中州士民在洛陽、長安二京先后失陷之時，避亂到了涼州，受到張軌安置。這樣，原先在中原保存的文物典章就轉移到了河西，而在江南失傳不存。而且，河西地接西域，西域文明與華夏傳統文化相碰撞，相互吸收消融，這種優勢也是江南所不具備的。江南受到河西文化的影響，從音樂和佛教方面尤為明顯。
其次，五涼文化對北魏統一北方后的文化建設和漢化改革產生了巨大影響，推動了北魏文化的發展。北魏平定涼州后，涼州人士來到平城。如索敞、常爽講授儒學，北魏的儒風開始振興，張湛、宗欽、段承根、陰仲達等，參加修撰國史、注解經義等活動，受到北魏有名學者崔浩、高允的稱道器重。北魏的歷法，因得酒泉人趙所修的《玄始歷》，取代了原先的《景初歷》。北魏的音樂采用的是河西流行的《西涼樂》。北魏的佛教與涼州關系密切，北魏遷都洛陽，修建洛陽新都的規劃即出自李沖之手，而李沖是西涼李暠的后代。他主持建造洛陽都城時，參照河西的都城建筑形式和格局，一反舊制，形成宮北市南的新規制。由于河西文化對北魏典章制度的深刻影響，北魏政權的漢化改革才能得以順利實現。
第三，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保存了因戰亂而在中原一度中斷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文化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對此特別作了詳細的引證和論述，并強調指出：“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統之中，其由江左發展變遷輸入者之外，尚別有漢、魏、西晉之河西遺傳。”總之，五涼文化是漢魏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同時為隋唐文化的大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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