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精確農業及我國行動對策
摘要：中國園林自唐代出現了詩人和畫家自成一派的“文人園林”以來，經過漫長的、不間斷的發展，乃至現代園林景觀的布局、構景，仍與文學、繪畫緊密結合，蘊涵著被譽為“無聲的詩”和“立體的畫”的美學基礎。“文人園林”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中國園林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環節。關鍵詞：中國 文人園林 發展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民族。由文化凝聚積淀的園林景觀，清幽中見畫意，細膩中見詩情，平淡中見蘊藉，變化中見新奇，可謂異彩紛呈，琳瑯滿目。中國園林（主要指中國古典園林）有別于世界其他園林，主要可概括為四大特點：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二、建筑美與自然美的融糅。三、詩畫的情趣。四、意境的涵蘊。這四大特點是中國園林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主要標志。它們的形成，一方面是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合力。另一方面，從根本上來說，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以及重漸悟、重直覺感知、重綜合推衍的思維方式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而其中，推動園林興盛、園林藝術普及和提高的，乃是一大批文人直接參與園林規劃的結果。他們借鑒文學、繪畫的表現形式，將自身的自然觀和思維方式融入到造園藝術中，賦予園林以深刻的內涵。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他們是中國園林風格和特色形成的主體人物。中國園林自唐代出現了詩人和畫家自成一派的“文人園林”以來，經過漫長的、不間斷的發展，乃至現代園林景觀的布局、構景，仍與文學、繪畫緊密結合，蘊涵著被譽為“無聲的詩”和“立體的畫”的美學基礎。“文人園林”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中國園林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環節。
文人園林產生的背景
中國古典園林起源于先秦、兩漢帝王狩獵的“囿”和通神的“臺”。到了魏、晉、南北朝，儒、道、佛、玄諸家爭鳴，彼此闡發。思想的解放促進了藝術領域的開拓，也給予園林很大的影響，造園活動逐漸普及于民間而且升華到藝術創作的境界。這個時期是中國古典園林發展史上的一個承前啟后的轉折期。
東漢末，由于社會動蕩不安，普遍流行著消極悲觀的情緒。人們深感“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因此滋長了及時行樂的思想，即使曹操這樣偉大的政治家也不免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魏晉時，士族集團間的明爭暗斗愈演愈烈，斗爭的手段不是豐厚的賞賜就是殘酷的誅殺。于是消極情緒與及時行樂的思想更是有所發展并導致了行動上的兩個極端傾向：貪婪奢侈，玩世不恭。
士大夫知識分子中，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名士”，如“竹林七賢”，他們以縱情放蕩、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反抗禮教的束縛，尋求個性的解放。其行動則表現為飲酒、服食、狂狷、崇尚隱逸和寄情山水，也就是所謂的“魏晉風流”。處在這樣的時代思潮下，社會上逐漸形成了游山玩水的浪漫風氣。早期的山水詩文也大量涌現于文壇。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既然成為社會的風尚，為避免跋涉之苦、保證物質生活享受而又能長期占有大自然的山水風景，最理想的辦法莫如營造“第二自然”——園林。于是，山水園林、山水風景區蓬勃發展。其中，尤其是文人、名士們所經營的園林，因直接受到時代思潮的哺育啟示而茁壯成長，比較普遍，是當時造園活動的主流。當時文人的園林其規模一般都小而精，造園的手法從單純寫實到寫實和寫意相結合的過渡，園林與山水畫、山水詩文互相啟導，互相發展，是包含著老莊哲理、佛道精義、六朝風流、詩文趣味影響浸潤的結果，獲得了社會上的廣泛贊賞，開啟了后世文人園林的先河
文人園林的萌芽
隋、唐時期，園林較之魏晉南北朝更興盛，藝術水平也大為提高。其一，隋代統一全國，修筑大運河，溝通南北經濟。盛唐之世，政局穩定，經濟、文化繁榮，呈現為歷史上空前的太平盛世。人們普遍追求園林享受。其二，興起科舉制度，廣大的庶族地主知識分子有了晉升的機會，他們一旦取得官僚的身分便有了優厚的俸祿和崇高的社會地位，然而卻沒有世襲的保證。宦海浮沉，升遷貶謫無常，共同的經歷形成了共同的處世哲學。在朝為官努力做一番事業，同時也自己預留致仕罷官后的路。經營園林，便是為將來退隱林下獨善其身。其三，科舉取士，文人做官的比較多，園林成為他們的社會交往的場所，受到文人趣味、愛好的影響也較上代更為廣泛、深刻。中唐以后，文人直接參與造園規劃，憑借他們對大自然風景的深刻理解和對自然美的高度鑒賞能力來進行園林的規劃，同時也把他們對人生哲理的體驗、宦海浮沉的感懷融注于造園藝術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園林所具有的那種清新雅致的格調得以更進一步的提高和升華，更添上一層文化的色彩，便出現了“文人園林”。文人園林乃是士流園林之更側重于賞心悅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情操、表現隱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潤而“文人化”的園林。就文獻記載的情況來看，唐代園林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園林風格的發展趨向也是十分明顯的，皇親貴族、世家官僚的園林偏于豪華；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則重
在清新雅致。后者似乎較多地受到社會上的稱道而居于主導地位，其間的消長變化足以說明文人園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現萌芽狀態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廬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輞川別業等，比較有代表性的造園文人有白居易、柳宗元、王維等。文人官僚開發園林、參與造園，通過這些實踐活動而逐漸形成了比較全面的園林觀——以泉石竹樹養心，借詩酒琴書怡性。這對于宋代文人園林的興起及其風格特點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啟蒙意義。
文人園林的發展、成熟
從宋代到清代雍正年間是中國古典園林成熟時期的前期，成熟前期意味著風景式園林體系的內容和形式已經完全定型，造園藝術和技術已經基本上達到了最高的水平。在這個七百七十年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于改朝換代、政治經濟形勢的更迭變化，園林的發展包括文人園林的發展當然也有相應的起伏波折。宏觀的說，它呈現為馬鞍形的兩個階段，或者說高潮：兩宋是第一個高潮，明中葉到清初是第二個高潮。
中國的封建社會到宋代已經達到了發育成熟的境地，而文化方面尤為突出。園林作為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當然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夠繼隋唐全盛之后而臻于成熟的境地，自有其特殊的背景。首先，宋代，地主小農經濟十分發達，莊園經濟幾乎絕跡。城市商業和手工業空前繁榮，資本主義因素已在封建經濟內部孕育。然而，宋代卻又是一個國勢羸弱的朝代，處于隋唐鼎盛之后的衰弱之始。宋王朝從建國之初的澶淵之變歷靖康之難，最后南渡江左，偏安于半壁河山，以割地賠款的屈辱政策換來暫時的安定局面。一方面是城鄉經濟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則無論統治階級的帝王士大夫或者是一般的庶民都始終處于國破家亡的憂患意識的困擾中。宋人的詩詞中多見于此類感喟之情。這于盛唐文學中常見的杖劍遠游，氣吞山河的豪情和開辟異域、立功邊塞的氣概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社會的憂患意識固然能夠激發有志之士的奮發圖強、匡復河山的行動，同時也相反地導致了人們沉溺于享樂、茍且偷生的心理。而經濟發達與國勢羸弱的矛盾狀況又成為這種心理普遍滋長的溫床，終于形成了宮廷和社會的生活浮蕩、侈糜和病態的繁華。因此，園林的大量修建，其數量之多，分布之廣，較之隋唐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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