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與回歸：對當前農村研究的幾點評論
畢業摘要： 當前的農村研究處在1個新的轉折點上，轉型期的農村研究與農村研究的轉型成了1個高度相關的問題，研究者1定要從那種跟風式的熱點研究中走出來，加強對重大基礎問題的研究；要進1步沉潛到當代中國農村的事實與經驗中去，打破對當代中國農村的本質主義的抽象理解； 要正確處理中國經驗與西方理論的關系，堅持農村經驗本位，堅持真正的社會科學立場；要對當前農村調查研究的前提、方法及觀點進行較為嚴肅的學術探討，在農村調查研究的前提性層面展開討論，把對3農問題的道德式論證拉回到現實主義的層面上來，以冀將農村研究推向深入。 關鍵詞： 3農問題； 農村研究； 實證研究 走出熱點 回歸學術 我們的農村研究者在研究些什么？ 這是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更是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問題，但卻少有人給出1個簡潔清晰的回答，不知是農村研究的深奧使然。還是其他的問題觀然，筆者近來對前輩學者的研究做了1簡單觀照，有1些想法，不吐不快，拿出來求教于大方。在農村研究領域中，從既有的研究來看，短平快的研究多，基礎性的研究少；關注熱點、炒作概念的研究多，扎實的理論探討少。那些看起來很火的研究，要么關注1些熱點性的事件，要么做1些假大空的對策性研究，要么在1種新販進來的洋理論的名義下組織些并不完整的事實，要么表述自己的1種文人式的憂國憂民，要么以啟蒙者自居，呼喚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看看現在的大多數3農學人，其招式不外乎上面的幾種。這類所謂的農村研究在世紀之交3農問題10分嚴重的情勢下，忽然間大量涌現出來，真是“忽如1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但在筆者看來，這類研究很難稱之為真正的學術研究，那些不知所云的跟風式的研究，注定是要曇花1現的。當然，其大量涌現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的。這類研究之所以在世紀之交受到世人的關注和追捧，在某種意義上并不是由于其學術追求，而是緣于大家對作為公共話題的3農問題的強烈關注。對之，我們可以作1個知識社會學的考察，從中可以很清楚地呈現出知識生產與國家、社會的多維關系。 但問題是，在稅費改革之后，我國農村的形勢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好轉，3農問題的形勢也有了1個很大的變化，相應地，農村研究也就面臨著1個新的形勢，或者說當前的農村研究處在1個新的轉折點上。筆者認為，新時期的農村研究急需走出熱點，回歸學術。大家都能感覺到，農村研究作為1個公共話題域的效應較之于以前已不是太明顯。當前，轉型期的農村研究與農村研究的轉型成了1個高度相關的問題，3農大勢的變化是1個最重要的外在原因，另1個最直接的原因則在于農村研究的內部。現在看來，前1階段農村研究中不同學人成果的功力之深淺，質量之高低，問題之真假，都相當清楚了。這1時期的農村研究雖然泡沫多，精品少，但也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所以，對后來者來說，農村研究的門檻無形中大大提高了，后來者必須在研究上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造，有所突破。 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1定要從那種跟風式的熱點研究中走出來，加強對重大基礎問題的研究，以圖有所突破。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嘗試和初步的探索。首先，通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新的研究領域，當然是在大量經驗調查的基礎上發現新的問題；其次，要加強基礎理論的學習，提高理論水平，在學理性方面有所提升； 再次，在大量的表象下，哪些是基礎性的問題，哪些是無關大局的問題甚至假問題，研究者1定要分清楚，要著重研究那些基礎性的長時段的問題，研究那些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基礎性問題，科學建構研究對象，力避那種樸素的經驗主義研究和為西方理論做腳注的研究，力爭從中國社會中生長出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理論來；最后，當前的農村研究，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多，不知所云的多，而從中國農村建構中國理論的少，對中國農村加以具體的整體把握的少，所以，研究者要有不怕被別人說沒理論的勇氣，從而才能進行真正的基于本土經驗的理論提煉。 走出經典 譜寫新篇 任何1個領域的學術研究，都有自己獨特的問題意識和具體進路，由此，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積累。任何1項新的研究，不管研究者是否有意，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問題和開展研究的，農村研究作為當前學界的1個熱點領域，當然也不例外。 筆者在上1節的討論中認為，當前的農村研究之所以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主要是因為3農問題在世紀之交成為舉國關注的公共話題，而不是因為研究者的學術造詣有多高，并對當前農村研究過分追逐熱點的現象給予了批評，認為當前農村研究的出路在于回歸學術。而1旦進入學術化或曰學科化的農村研究，我們便會發現，在當前的農村研究中，有1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為數不多的幾本著作支配了當前學理性的農村研究，這些著作在農村研究領域被奉為經典，筆者在這里姑且稱之為農村研究中的經典之作。這些經典之作主要分為兩類：1類是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者所做的1批研究，主要是費孝通、林耀華、楊懋春等人的農村研究，包括《鄉土中國》、《江村經濟》、《金翼》、《山東臺頭：1個中國村莊》等著作。這些著作主要是社會人類學的研究，被認為是村落社區研究的典范，其問題意識和研究進路極大地影響了后來的村莊研究，形成了鄉村研究中著名的“社區范式”，并受到國際學界的高度認可；另1類主要是黃宗智、杜贊奇、弗里德曼以及施堅雅等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3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文化、權力與國家》、《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等。這類研究以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為主，以歷史上的近代中國農村為研究對象，主要是由國外的中國研究者完成的。與第1類研究不同的是，這些海外的中國農村研究在國外社會科學界處于邊緣位置，在某種意義上只是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的消費者。 當前的農村研究，不管是問題意識，還是研究進路，乃至表述方式，都受到了上述兩類經典研究的影響。也就是說，當前的農村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經典研究所開創的研究范式的支配下進行的，今天的研究者以經典研究中提出的問題為基礎，提出自己的問題，并由此形成了1個個的對話領域，涌現出了1批學術著作。 但在當前的農村研究中卻也存在著兩個較為突出的問題。首先，經典研究的研究對象是近代中國農村，研究者的問題意識來自當時的事實與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問題，并將之概念化。應該說，他們提出的問題和表述問題的方式，都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有特點的。但問題是，當代中國農村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沖擊和市場經濟的滲透，與近代中國農村相比顯然已具有1種突生性質，而諸多當代中國農村的研究者們卻不是將立足點放在當下農村，而是動不動就回到歷史，試圖在1種歷史變遷的進程中來理解當代農村。他們當然有“1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理念的支持，而以近代中國農村為研究對象的經典研究提出的問題則是他們的對話對象，這樣1來，當代中國農村也就只有在學者建構的歷史序列中才能得到理解，而當代中國農村卻是愈來愈模糊了。其次，經典研究的研究進路或曰研究范式雖然對當前的農村研究有重要意義，但其并不是基礎理論意義上的，充其量只是在中層理論的層面上獲得自身的意義，而中層理論區別于宏大理論的1個最大特點，就是它是基于具體經驗的提煉。正如上1個問題中提到的，當代中國農村的事實與經驗較之于近代中國農村顯然具有了某種突生的性質，所以，將經典研究的研究范式直接應用于當代中國農村研究，肯定是不合適的，而當前的農村研究則大都是在經典范式的支配下展開的，從而導致了當前的農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并無大的突破。這應該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視和反思。 由此，為了將學理化的農村研究推向深入，在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筆者認為當前的農村研究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首先，拋棄歷史主義的研究進路，就在現實中研究現實問題，而不是動不動就回到歷史，進1步沉浸到當代中國農村的事實與經驗中去，從事實與經驗中提出問題，并在發現問題的過程中尋求表述問題的方式；其次，打破對當代中國農村的本質主義的抽象理解，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農村進行比較研究，在不同區域農村的經驗與問題中培養學術敏感，通過區域比較，建構出基于當代中國農村經驗的問題、概念和理論；最后，棄宏大理論對當前農村研究的籠罩性支配，學習經典研究建構中層概念的方法，通過對當代中國農村經驗的具體把握，建構出基于具體經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層概念，為進1步的理論提升提供基礎。 走出模仿 回歸原創 1般地講，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理論與經驗的關系是1對基本關系，而理論必須立基于經驗則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1個通識，但在中國語境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由于社會科學的舶來品性質，卻使這1問題變得復雜起來，不得不面臨1個什么經驗、什么理論的問題。在當前的農村研究中，這1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正是對理論與經驗的關系這1基本問題存在認識上的模糊和分歧，導致當前的農村研究過分依賴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海外中國研究，而對當下的農村經驗卻重視不夠，只是將其作為詮釋西方理論的素材，這樣就出現了中國農村經驗與西方理論的對應關系。且中國農村經驗只有在西方理論的映照下才呈現出自身的意義，這樣1來，就從根本上顛倒了經驗與理論的關系，而這1研究取向卻成了當下農村研究的主流取向。但在筆者看來，這類農村研究并不是真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研究，而只是停留在思維訓練階段的模仿式的研究，因為它并沒有真正從中國農村經驗中建構出自己的問題、概念和理論，當然也不可能做到，并且由于它只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消費者，實際上也沒有當然也不可能為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 在當前的農村研究中，這種模仿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農村研究。1個層面的研究主要模仿海外的中國農村研究，在當代中國農村研究中，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改革開放使他們有機會進入中國村莊進行田野調查，獲得了較為豐富的農村經驗，并有1些較為深刻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他們1般都受過較為嚴格的社會科學訓練，其作品較為規范，國內的研究者往往認為他們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這里面當然有本土研究追求規范化和與國際接軌的訴求，這樣1來，海外的中國農村研究甚至包括港臺地區學者的研究成果就成了國內研究者競相模仿的對象，國內學者并且非常喜歡引用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反倒對本土學者的研究成果視而不見；另1個層面的模仿是基礎理論和方法論層面上的模仿，這些研究者的西學功底較為深厚，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有較為精深的把握和理解，并將之應用于中國農村研究。他們先是通過學術訓練掌握了工具和方法，再去進行具體的中國農村研究。應該說，這類研究的學理性較強，提出了較好的問題，并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在方法論意義上為當前的農村研究提供了較好的認識視角和分析方法，但在本體論意義上卻陷入了失語狀態。因為在他們的研究中，本來作為1個整體的中國農村卻是支離破碎的。另外，還有1些學者過分迷信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簡直達到了將其神話的地步，在他們看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已經很完善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創新的可能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去論證它，論證它在中國語境中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這在筆者看來，顯然是陷入了1種宿命主義的困境之中，哪還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立場。 針對當前農村研究中的這種模仿之風盛行、原創性研究不足的現狀，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首先，正確認識經驗與理論的1般性關系，在農村研究中處理好中國經驗與西方理論的關系，堅持農村經驗本位，堅持真正的社會科學立場；其次，正確認識思維訓練與社會科學研究的關系，在認真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同時，以1種真正的社會科學的方式關懷中國社會。社會科學訓練提供給我們知識、技能和方法，但這并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全部，或者說還只是處于思維訓練的階段，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從中國農村經驗出發，以認識和理解中國農村為終極指歸，并在這1過程中發展出基于農村經驗的概念和理論；再次，要處理好規范化和本土化的關系。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學術研究規范化的提倡和推行，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對于增強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起了重要作用，但規范化的標準無疑是西方社會科學的標準，這樣1來，學術研究的規范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演變成了“西方化”甚至是“美國化”，由此，旨在增強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規范化運動，卻從另1個層面上損害了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因為規范化導致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籠罩在西方社會科學之下，致使本土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幾乎難以開展，嚴重窒息了本土原創性研究的空間，使1些曾經對本土化研究作出過努力的中青年學者，都在規范化的旗幟下拋棄了原來的想法，而進入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軌道，這在農村研究領域體現得較為明顯；最后，處理好宏大理論與具體經驗的關系，徹底棄西方宏大理論對當前農村研究的籠罩性支配，進1步沉浸到中國農村經驗中去，在此基礎上，建構基于具體經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層概念，在宏大理論與具體經驗之間尋求突破，最終使基于中國農村經驗的原創性理論建構取得自己的位置和意義。 放下道德 回歸實證 1般地講，在學術研究中，有兩種主要的研究進路，1種是理想式的道德論證，1種是基于現實的實證分析。應該說，這兩種論證方式在學理層面上并無高低優劣之分，各自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道德論證強調事物的應然狀態，具有社會批判意義，往往在終極價值上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前進的方向；而基于現實經驗的實證研究則強調事物的實然狀態，追求對事物的真實理解，在應用價值上為社會進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識和方案。從西方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來看，自從亞里士多德提出應然/實然的2分以來，道德式論證和實證研究就1直作為兩種主要的研究進路在學術研究中占有各自的位置。在啟蒙運動時代，應然分析占主導地位，“那是1個用頭立地的時代，1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做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理由”。而進入19世紀以后，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需要，實證研究開始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在20世紀60年代行為主義革命之后，實證研究完全占了上風。即使如此，道德論證仍然占有自己的1席之地，在學術研究中，2者大都能堅守自己的邊界，并在各自的邊界內取得各自的意義。 但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研究中，道德論證與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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