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探究論文
一、引言
審計萌芽于我國夏商和古埃及時期，至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在這個歷史長河中，審計模式經歷了賬項導向、制度導向、風險導向三個階段(本文統稱為傳統審計模式，下同)。這些審計模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基于“物本中心”的審計理念，其審計的對象是“物”性的，審計的標準是“物”性的，審計形成的信息也是“物”化的信息。這在遵循“物質資本決定論”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是適用的。但是，在智慧經濟時代，“人的智慧”開始超越物質資產成為企業最核心的生產要素。單個人所具有的創造力和破壞力都處于歷史極大值。鑒于此，本文提出一種新的審計模式———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它立足于人本主義和行為科學，以“人的品德素養—人的動機—人的行為—行為的結果”為邏輯路線。本文在修訂風險導向審計模式的審計風險模型的基礎上重新設計和構建新的審計程序與方法。本文后續部分擬按以下邏輯展開：首先，在總結傳統審計模式演進規律的基礎上，針對智慧經濟時代傳統審計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人本審計的總體思想;然后，論證行為導向人本審計的理論依據和風險模型;接著，論述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審計目標、審計假設與審計原則;最后，設計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程序與方法。
二、審計模式的演進規律與人本審計思想的提出
(一)審計模式的演進規律與啟示
模式，是某種事物的標準形式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準樣式。就審計模式來說，它是指審計導向性的目標、范圍和方法等要素的組合，它規定了審計應從何入手、如何入手等問題。梳理審計的發展史，審計模式大致經歷了賬項導向審計、制度導向審計、風險導向審計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是逐漸演進的，雖然每種審計模式的外在表現不同，但是其演進的內在邏輯依然有規律可循。賬項導向審計模式最先出現，它以對每一筆會計分錄的審查為主要特點。在這種模式下，審計師將目光鎖定在賬項這一反映財產受托人經營管理行為結果的載體上，既不關注組織經營管理的內部環境(包括內部管理制度)，也不關注組織經營管理的外部環境，更難以深入到財產受托人經營管理行為本身。因此，賬項導向審計模式基于一個特定的前提，那就是審計對象的經濟規模比較小、業務內容不太復雜。但是隨著企業組織規模的擴大、經濟業務的日趨復雜，審計師對被審計單位所有賬項進行詳細審核的做法已經行不通。在此背景下，制度導向審計模式應運而生(20世紀40年代)，其建立的邏輯基礎是內部控制制度與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巨大相關性。內部控制制度完善且運行良好的企業發生錯弊的概率比較低。因此，制度導向審計模式通過控制測試等方法對被審計單位的內部控制有效性進行評價，然后據此選擇性地分配審計資源完成審計。在保證審計質量的同時減少了工作量。20世紀60年代后，經濟全球化浪潮開始出現，企業規模迅速擴張，業務內容日益多樣化、復雜化，“制度”的范疇開始突破單個企業的邊界。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聯、企業所處的國家制度、企業外部業務伙伴的制度等都開始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因此，僅依靠對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審核已不足以保證審計質量，而將所有與該企業相關的內、外制度納入審計工作范疇又是審計師無法完成的任務，隨之而來的針對審計行業的“訴訟爆炸”讓審計模式不得不從“制度導向”轉入“風險導向”。風險導向是將審計的著力點放在尋找可能影響審計質量的風險點上，然后基于風險評估的結果分配審計資源以完成審計。這樣一來，既避免了對所有內部控制制度進行審計的巨大工作量，又合理地保證了審計質量。風險導向審計模式經歷了從關注內部控制制度的“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演進到“重大錯報風險”的過程，這同樣與前兩次審計模式轉變的原因一致。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每一種審計模式的外在特征不同，但是推動每一次審計模式革新的動力來源是相同的。審計質量是審計工作的生命，當遵循舊有審計模式的審計工作量大到無法合理保證審計質量時，審計模式變革的動力就出現了�？偨Y來看，當企業規模、業務規模擴大到無法檢查每一筆賬項記錄時，制度導向審計出現了;當企業出現跨區域、跨企業聯合運營的時候，單個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審核已經無法保證審計質量，傳統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出現了;當全球化浪潮出現時，傳統風險導向審計模式的工作量巨大且無法保證質量，隨即出現了以重大錯報風險為主要著力點的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可以說，審計模式的變革都是以在保證審計質量的前提下如何減少工作量為邏輯機理的。這種演繹的規律，其內在的客觀原因是被審計單位的業務內容持續擴張，而審計師規模卻相對固定，這種持續的反差，倒逼審計模式必須抓住最核心的關鍵部分。這是未來審計模式變革的重要理論基點，也是審計模式的演進歷史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
(二)智慧經濟時代下傳統審計模式的局限性與人本審計思想的提出
目前審計實務中采用的主要是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但不管是風險導向審計模式，還是以前的賬項導向審計模式與制度導向審計模式，它們的共同特征是“物本化”。原因在于：傳統審計模式下，審計師對財務報表及其附注發表審計意見，但不管是財務報表還是財務報表附注，都是關于資產、負債、損益等“物”的披露，因此審計對象是“物”性的;審計過程中審計師依據的是企業會計準則和相關會計制度，因此審計標準也是“物”性的;審計后審計師針對財務報表及其附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表達了被審計單位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發表審計意見，因此審計形成的信息也是“物”化的信息�；诖耍瑐鹘y審計模式亦可以被稱為“物本審計”。這種審計模式在“物質資本決定論”主導下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具有一定適應性，但是，在“人的智慧”成為企業最核心生產要素的智慧經濟時代，物本審計顯現出諸多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傳統審計模式“見物不見人”，導致審計工作量與審計資源的矛盾愈演愈烈。智慧經濟時代全球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在改變著我們生活的同時，也給予了企業巨大的發展機遇。全球所有企業的經濟活動和內部業務活動的數量每年都以幾何級數增加，審計工作量隨之倍增。雖然審計模式從賬項導向發展到風險導向已經大大減少了工作量，但是審計資源與全球企業內外部業務活動的數量相比依然無法匹配。經濟越發展，這種矛盾越嚴重。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參與年報審計的審計師通宵工作的狀況愈演愈烈。這種狀況的根源在于目前的審計模式“見物不見人”，導致審計過程中重復、不必要的工作大量存在。相對于紛繁復雜的“物”來說，企業的人員(行為人)是有限的。一年中一個行為人所處理的業務活動可能上千件，但是其處理業務過程中秉持的道德、盡職狀況、業務能力的水準卻比較穩定。忽略了“具體的人”，而只盯著一件件外在的“物”，審計工作量只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年增加，而審計質量的保證程度卻有可能越來越低。
第二，物本化的審計模式忽視了智慧經濟時代審計風險的最大來源。在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中，審計準則要求審計師通過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以識別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對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的認識，主要基于“行業狀況、法律環境、監管環境和其他外部因素”，“被審計單位的性質”，“被審計單位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和運用”，“被審計單位的目標、戰略以及相關經營風險”，“被審計單位財務業績的衡量和評價”，“被審計單位的內部控制”等，但這些方面都不包含智慧經濟時代的最核心生產要素———“人”。對一個企業來說，股東投入企業的物質資源在企業內部是靜止的，人是企業內部唯一的施動者。人運用自己的智慧將自己的行為作用于靜態的物才完成價值的創造。因此，擁有智慧的人，是企業最核心的生產要素，也是企業最大的風險來源。這種風險體現在：企業內部人員可能存在不作為、亂作為、舞弊行為等。從股東和潛在投資者的角度來說，智慧經濟時代企業內部人員是否盡心盡力的工作是判定一個企業是否值得投資的最關鍵因素。當企業所有人能夠積極作為時，企業內部的物質資源保值增值的能力就強，反之就弱。很多研究都表明企業存在盈余管理的行為，這也就是說企業中物質資產的存量和利潤的具體數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人為控制。因此，將審計的重心放在物質資產的審核上是一種事倍功半的行為。對企業股東和潛在投資者來說，企業內部人員工作的盡職狀態才是最大的風險點，也是決策最有用的信息。
第三，物本化的審計模式讓審計效益低下。審計模式雖然已經發展到風險導向，但是審計著力點一直聚焦在具體事物上，而忽略了隱藏在事物背后的人及其行為。這種以物為本的審計模式，不僅帶來巨大工作量，而且效果不好。原因在于，忽略了人，也就忽略了“責任歸屬”。缺乏責任追索機制和功能的審計，其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目前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將審計界定在對財務報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錯報提供合理保證，以積極方法提出意見，增強除管理層以外的預期使用者對財務報表的信賴程度。因此，對審計師來說，其對被審計單位實施的大量審計程序，最后只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重大錯報提供合理保證，其直接的反饋只是對管理層就其經營的企業財務報告是否存在重大錯報做出提醒，而對于經濟事物發生過程中的施動者(擁有智慧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具體行為人)卻無任何責任警示。這種割裂經濟活動結果與人的行為過程、片面追求物化結果的模式，導致審計始終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難以觸及其本源和實質，只知“是什么”，但不知“為什么”和“怎么辦”，審計活動失去了審計本身應有的目標，造成鑒證、監督、評價、建議不到位，審計作用難以提升，辜負了信息使用者的期待和愿望。
傳統審計模式物本化的傾向，帶來的諸多問題在任何經濟時代下都存在，只是在智慧經濟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從傳統審計模式表現出的局限性可以看出，其最大的問題在于審計的過程浮于事物的表面而忽略了事物背后的“人”，人才是被審計對象最核心的關鍵部分，這在以人的智慧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智慧經濟時代更為明顯。審計模式演進的規律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示是審計模式應抓住被審計對象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傳統物本化的審計模式應該向“人本化”轉變，即審計過程應緊緊圍繞“行為人”展開，本文將其稱為“人本審計思想”。人本審計的概念最早由胡春暉、王東娣于2010年在《人本審計的幾個基礎問題探討》中提出，該文將人本審計界定為以人及其行為為中心、為根本的審計。該定義較好地詮釋了人本審計的主體特征，但是對于人本審計的具體內涵及其內在邏輯卻沒有詳細說明。人本審計的思想是基于企業經濟活動的客觀事實。對于一個企業來說，企業擁有和控制的物質資源是靜止的，而只有人才是唯一的施動者。企業價值創造的可持續性、結果和未來風險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人的腦力和主觀能動性。投入企業物質資源的股東，關注的是企業人員是否有足夠的主觀能動性去積極完成企業的經營目標，因此對人的評價才是審計受托責任的真正目的。依據行為科學理論，行為結果的產生是由人的行為作用出來的，而人的行為是由人的動機觸發的，人的動機的純粹性又是基于一個人的品德素養。因此，在行為結果(外在的物)、人的行為、人的動機和人的品德素養這四個要素中，人的品德素養是最本源也是最穩定的。一個人一年或幾年中完成的經濟事項可能成千上萬，但是其完成每一件事情所基于的內在品德素養在短期內卻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如果將審計重心建立在“人的品德素養—人的動機—人的行為—行為的結果”這條邏輯主線上，那么審計所具有的功能和審計失敗的風險將與傳統審計模式產生根本性的差異。因此，本文將人本審計的概念更具體的界定為：審計師在對被審計單位固有風險判定的基礎上，基于“人的品德素養—人的動機—人的行為—行為的結果”這一行為邏輯機理對關鍵行為人的人品、道德、素質和修養進行審查與評價，在達到選人、塑人、糾錯、防弊、控制風險目的的同時，對反映行為結果的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公允表達發表意見。依據人本審計概念的界定，人本審計的重點審計對象是人的內心、人的行為過程和行為結果，其目標除了完成傳統審計模式對企業財務報告的公允性發表意見外，著重達到選人、塑人、糾錯、防弊、控制風險的目的。鑒于此，人本審計的功能定位不僅僅是一項增信服務，而且是一項增值服務。增信服務體現在增加信息使用者對財務報告公允表達的信賴程度;增值服務則是在提升企業內部所有人員責任意識的同時，促進其能力得到提升，并讓管理層獲得人員管理的決策依據。
三、人本審計以行為為導向的邏輯機理與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風險模型
(一)人本審計以行為為導向的邏輯機理
對于審計來說，審計導向即為審計工作的切入點。基于內、外部環境和審計內在的要求，傳統物本審計模式的切入點，經歷了賬項、制度和風險的演變。那么人本審計模式的切入點是什么呢?本文認為，應該是行為�；具壿嬍牵旱谝唬袨槭侨说钠返滤仞B和動機的外化表現形式，是連接外化的物與人的內在品質的橋梁。對于一個人來說，他的品德和素養是其最內在的東西，是經過兒童、青壯年等成長階段長期沉淀而成。人外化的行為表現，從根本上起源于長期修煉的內在品德和素養。雖然我們很難直接感知人的品德素養，卻可以通過對一個人一系列的行為及行為動機的總結和判斷來實現。行為的結果就是行為作用的對象“物”的變化。因此，審計以行為為導向，既可以對行為結果的真實性進行鑒證，也可以對引起物質流動的行為人的內在品德和素養進行判斷，從而對未來該行為人的行為趨勢有一個合理的推斷與保證，在大大減少傳統審計工作量的情況下實現審計的功能。
第二，行為是價值創造的根本動因。企業內靜態的物質資源并不會自發地創造價值，而只有當人的行為作用于具體的物上時，才能實現物質的價值流轉，實現價值創造。因此，行為是價值創造的根本動因，沒有行為，企業內的“物”始終是靜止的。第三，行為是責任歸屬的依據。企業是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結合體，價值產生的過程就是人力資源運用智慧通過自己的行為作用于具體物的過程。由此“人—行為—行為結果(物)”三者之間，通過行為可以將行為的結果“物”與具體的人關聯起來。審計模式以行為為切入點，也就自然地確定了責任歸屬。當個體要為某一事件的后果承擔較大的責任時，便會有更強烈的動機投入更多的努力。此外，審計不僅是一項增信服務，也是一項增值服務。以行為為導向，通過對行為成本和行為價值的比較可以實現對行為效益的分析與評價，從而給予行為人合理建議，以達到糾偏、糾錯，促進行為人能力提升。因此，以行為為導向的審計模式就是一種確定行為責任的過程，是對以人為本的審計理念的最好詮釋。
(二)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風險模型
審計風險模型是審計師合理設計審計程序的內容、性質、時間和范圍，并有效進行審計程序的依據。1983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提出了傳統風險導向審計的風險模型，該模型的表達公式是“審計風險=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在該模型下，審計風險被認為受到企業固有風險因素、內部控制因素和審計師實施審計程序因素三個部分的影響。由此，傳統風險導向審計通過對財務報表固有風險和控制風險的定量評估來確定實質性測試的性質、時間和范圍。該審計風險模型的優點在于從風險控制的程序上分解審計風險，并用連乘形式表明了審計風險在不同階段的數量關系，但缺點是過分關注內部控制風險，而忽略了戰略風險和經營風險。2003年國際審計和鑒證準則委員會(IAASB)發布新審計風險準則，將傳統審計風險模型修改為“審計風險=重大錯報風險×檢查風險”。其與傳統風險導向審計模型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對“風險”的認識不同。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對“固有風險”的認識除了包括會計報表項目本身的風險外，更多考慮企業的戰略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導向不同。傳統風險導向審計以內部控制為導向，根據內部控制結果來確定審計程序;而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則以被審計單位的重大錯報風險為導向，根據對重大錯報風險的評估確定實質性審計程序�，F代風險導向審計與傳統風險導向審計相比，在審計風險模型上有了較大改進，但是如前文所述，其忽略了在智慧經濟時代擁有智慧、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才是企業最大的風險來源。因此，本文從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要素結構的視角來構建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審計風險模型。
就企業價值創造的過程來說，它是由客觀存在的“物”與擁有智慧、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相互作用而成的。據此，企業經營所引起的審計風險可以分為兩部分：一個是客觀存在的物所帶來的“固有風險”;一個是擁有智慧、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所具有的“行為人風險”。這里的“固有風險”與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中對“固有風險”的理解一致;“行為人風險”是指由于行為人的人格特質對企業價值創造活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所引起的審計風險。行為人的人格特質，一般包含人品、道德、素質和修養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在一個勞動者成年后的一定時期內是相對穩定的。因此，人本審計模式的審計風險模型可以構建為：
審計風險=固有風險×行為人的品德素養風險×檢查風險
依據行為科學理論，“行為結果”的產生是由人的行為作用出來的，而人的行為是由人的動機觸發的，動機的純粹性又基于一個人的品德素養，且行為作用過程的質量也依賴于該行為人的品德素養。因此，“人的品德素養”通過“人的動機”和“人的行為”與“行為的結果”連接起來。從數學邏輯的角度，行為人的“品德素養風險”可以通過“人的動機風險”和“人的行為風險”進行表達。當行為人的人品、道德不高時，其行為動機就易出現不純粹，在價值創造過程中未能盡全力的可能性就高;當行為人的人品、道德很高時，行為動機就比較純粹，但如果素質和修養偏低，則價值創造過程品質不高的可能性就大。因此，行為人的“品德素養風險”可以進一步表達為“人的動機風險+人的行為風險”。據此，行為導向人本審計的審計風險模型可以進一步構建為：
審計風險=固有風險×(行為動機風險+行為風險)×檢查風險
在該模型下，當固有風險、行為人的品德素養風險(行為動機風險+行為風險)比較高時，則需要降低檢查風險，以便于將審計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反之，亦然。模型中相關風險要素，可以從定量的角度描述，也可以用“高、中、低”等非量化名詞與文字描述。從審計資源分配的角度看，審計無法對所有人員都進行審計;從審計追求合理保證的特征看，審計也沒有必要對所有人員都進行審計。因此，在人本審計模式下必須抓住企業業務活動當中的關鍵人員。何為關鍵人員?本文認為，無外乎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對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具有一定決策權的管理者;第二種是對企業年度經營成果具有重要影響的經濟業務活動的參與者;第三種是其消極行為會對企業造成巨大危害的崗位人員。對于具體企業來說，關鍵行為人的確定有賴于審計師的職業判斷，其根本標準是該行為人對一項經濟事項的結果具有顯著影響。這三種類型的劃分是幫助審計師進行思考和判斷的依據。在對關鍵行為人進行審計之后，企業的整體人員和經營狀況就可以合理保證。
四、基于新風險審計模型的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構建
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審計目標、審計假設與審計原則
目前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將審計目標定位為對財務報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錯報提供合理保證，以積極方法提出意見，增強除管理層以外的預期使用者對財務報表的信賴程度。這種定位與傳統審計模式的審計對象、審計方法體系相一致。它的訴求是審計應該具有增信的功能，但是審計目標不能僅限于此。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不僅追求“增信”，而且將“增值”同樣作為審計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下，審計對象的重點從具體的“物”轉向“物”背后的施動者(經辦人)。通過對施動者行為的審查將具體的“人”與“行為結果”有效地結合起來，在對行為結果的真實性進行鑒證的同時，自然、清晰地確定了責任歸屬。因此，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審計目標，本文將其確定為對反映被審計單位人員過去經營狀況的財務報告的公允表達發表意見的同時，達到選人、塑人、糾錯、防弊、控制風險的目的，從而將增信服務功能和增值服務功能融為一體。
審計假設為發展符合邏輯的、完整的審計理論提供了必要的基礎。目前關于審計假設的代表性觀點主要有莫茨和夏拉夫的8項審計假設觀、托馬斯·李的3類13項審計假設觀和戴維·費林特的7項審計假設觀。這些審計觀從不同角度詮釋了傳統審計模式的前提或審計實踐中不證自明的公理。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是在傳統審計模式基礎上的進一步演進，因此它除了繼承傳統審計模式的假設外，還具有一些獨特的體現其邏輯機理的公理性假設。本文認為至少包含如下5項假設：第一，人及其行為是物質流轉與價值創造的本源。原因在于：企業是物質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共同締約的組織形式。在該組織形式當中，物質資源是靜止的，人運用智慧通過行為作用于它時，則觸發該物質發生流轉形成價值。如果沒有人及其行為，物質資源的價值不會發生變化。第二，人的品德素養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人品、道德、素質和修養，是一個人經過長期的學習、歷練而沉淀、固化下來的，這個過程非常緩慢，但是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一般來說，一個成年人讀完大學或者年齡到25歲之后，其基本的人品、道德、素質和修養就相對穩定了。因此，審計過程中通過對行為人的品德素養進行判斷，就可以對該行為人的所有過去產生的行為和未來將要產生的行為有一個合理的推斷。第三，一系列行為動機的純粹性根植于人的品德素養。行為動機存在純粹、灰色、不純粹三個層次。純粹，是指一個人的行為發出完全是以組織目標的實現為目的的;灰色，是指外在形式上符合組織目標實現的方向，但是存在自利或者其他意圖的嫌疑;不純粹，則是指不符合組織目標實現的方向，明顯具有自利或者其他意圖。一個人可以有意識地讓自己的一些行為表現為灰色，但是一系列的行為都要保持純粹性則依賴于人的品德素養，因為品德素養是一個人長期沉淀、固化下來的。因此，審計過程中通過對一系列行為動機的純粹性的測試和分析可以對該人的品德素養做一個合理的判斷。第四，行為過程的質量根植于人的品德素養。對行為過程質量的評價，主要從三個方面來確定：一是行為動機是否純粹。不純粹的行為動機產生的行為一定不是高質量的。二是行為人是否竭盡自己的所能。行為人如果不是盡自己的所能去完成行為目標，那么行為過程的質量也不是最高的。三是行為的結果是否達到預定的目標。
如果一個行為人的行為動機是純粹的，也竭盡自己的所能去實現目標，但是由于自己素質和修養的不足，無法達到預定的行為目標，那么這個行為過程的質量也不是最高的。以上三個方面綜合反映了行為過程的質量，但是不管哪個方面，從根本上來說，都源于人的品德素養，人的品德素養最終決定了行為過程的質量。第五，行為動機是人行為發出的直接原因。根據行為科學理論，行為的產生是由行為的動機觸發的。因此，審計過程中對行為的審查，關鍵是對行為動機的分析。
審計原則與審計假設一樣，是支撐審計理論大廈的基礎，是對審計過程的根本性要求，是制定審計準則的基本依據。在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下，審計原則主要有：獨立性原則、以人為本原則、行為導向原則、客觀公正原則、職業謹慎原則、責任溯源原則等。其中，獨立性原則、客觀公正原則、職業謹慎原則是傳統審計模式中就存在的，也是得到大家普遍認可的原則，因此不再贅述。顯著體現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原則主要有以人為本原則、行為導向原則、責任溯源原則三項。以人為本原則，是指審計過程應該拋開紛繁復雜的事物，抓住事物背后的施動者———“人”，將“人”放置在最核心的地位;行為導向原則，是指審計模式在以人為中心、為根本這一基本立場下，要將審計過程的切入點放在行為上;責任溯源原則，是指審計的過程和審計的結果都要以責任的確認為依據。這三項原則，凸顯了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區別于傳統審計模式的特性.
五、總結
本文從歷史的縱向和現實環境的橫向兩個維度對審計模式展開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審計質量是審計工作的生命，當遵循舊有審計模式的審計工作量大到無法合理保證審計質量時，審計模式就必須進行變革，而變革的方向就是抓住影響審計質量的最核心因素。
第二，傳統審計模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基于“物本中心”的審計理念，這在“物質資本決定論”主導下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具有一定的適應性，但是在“人的智慧”成為企業最核心生產要素的智慧經濟時代就顯現出諸多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根源于傳統審計模式“以物為中心”，將審計過程浮于事物的表面而忽略了事物背后的“人”，但事實上人才是被審計對象最核心的關鍵部分。因此，智慧經濟時代審計模式應變革為“人本審計模式”。
第三，人本審計模式以行為為導向將具體的“人”與“行為結果”有效地結合起來，從而自然、清晰地確定了責任歸屬。因此，其功能定位不僅僅是一項增信服務，而且是一項增值服務。增信服務體現在增加信息使用者對財務報告公允表達的信賴程度;增值服務則是在提升企業內部所有人員責任意識的同時，促進其能力得到提升，并讓管理層獲得人員管理的決策依據。
第四，本文從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要素結構的視角，依據行為科學理論將行為導向人本審計模式的審計風險模型構建為“審計風險=固有風險×(行為動機風險+行為風險)×檢查風險”，從而從根本上修訂了傳統審計模式的程序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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