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道家生命倫理思想探略
論文摘要：以“道”和“自然”解釋生命起源、本質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堅持“重生輕物”的生命本位觀和“無欲無為”的養(yǎng)生論，注重生命的普遍關懷，超越世俗生活的束縛，追求本真生命和精神自由，并且以放達的態(tài)度對待生死問題。道家生命思想自始至終充滿著超越世俗功利、追求與天地同化的自然主義生命倫理精神和智慧。
論文關鍵詞：道法自然；生命本位；生命關懷；生命超越；生死觀
傳統(tǒng)道家和等人以“道法自然”為立場，從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的關系出發(fā)，深刻地考察了生命的起源與本質，注重淡化名利、重生輕物、返璞歸真的生命關懷意識，具有超越現(xiàn)實、追求自由、平靜對待生死的人生態(tài)度。道家關注生命怎樣才能實現(xiàn)本真價值和意義，顯示出對人的生命的真切關懷，蘊含著深邃的生命倫理思想和生存智慧。
一、“道法自然”的生命起源論和天人關系說
探求生命的韌始、生存依據(jù)、物質形體與精神魂靈的關系，以及個體生命與宇宙自然的關系，是古代與傳統(tǒng)的理論出發(fā)點和價值基礎，也是道家生命倫理思想的追索主題。
在傳統(tǒng)社會關于生命的宗教臆測和蒙昧恐懼中，道家卻把生命的起源歸因于自然以及自然之道。老子以“道”為最高本體范疇，把作為規(guī)律、法則意義上的“道”延展成為萬物本原、本體之道，用以說明世界萬物包括人體生命產(chǎn)生的根源及其成長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問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萬物包括人的生命都是由“道”的作用而產(chǎn)生，從“道”那里獲取自己的形體、生命和性情；同時，“道”是生命活動的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狀態(tài)之“道”周遍地貫注于萬物之中，人的生命從產(chǎn)生到死亡的演變歷程，都與“道”息息相關，生命必須循“道”而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這些觀點以唯物主義精神和自然的“道”表明了生命的起源和存在基礎。在繼承老子“道”生天地萬物和人的基礎上，列子提出：“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他認為包括人在內的天地萬物都本諸自然之氣、天地之精而化生。稷下學派的管子也以精氣說解釋“道”以及與人有關的生命現(xiàn)象：“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合乃生，不合不生。人的生命是由精和形兩部分構成的，精指精氣，比較靈動；形指粗氣，形體比較被動；前者來源于天，后者來源于地，精氣和粗氣結合有了生命，人是精和形的結合，也可以說是天和地交互作用的產(chǎn)物；形體中包含的精氣越多，人的生命力就越旺盛，人也就越聰明和有智慧；如果精氣離開人的形體，生命就會走向死亡。在先秦道家思想集大成者莊子看來，“道”既是無生命的萬物之本，也是生命之本、人之本，人的形體、容貌、精神以及整個生命都是由“道”產(chǎn)生的，所謂“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德充符)漢初黃老道家進一步強調“道”對各種生命形態(tài)的始基作用，《黃老帛書·道原》和《淮南子·原道訓》等作均指出：宇宙萬物，從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陰陽四時到花草樹木、飛禽走獸乃至人類，都是由天地自然之“道”產(chǎn)生和由“道”體規(guī)律所支配的。
在“道法自然”的自然主義宇宙論和生命起源論基礎上，道家主張?zhí)烊巳f物一體、和諧相處。老子排除宗教神設、神預在天人關系中的主宰地位，把人提高到與天、地、道同等的地位，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以自然的“道”闡明“天”不過是客觀存在，消解了“天”的人格神的含義，祛除了傳統(tǒng)關于“天”以及以承載天命自居的“帝”的至高無上、主宰一切的資格，確立了科學的天人關系學說。列子提出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天地萬物與我并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說符，認為天地萬物與人都是自然并生的物類之一，并非相為而生，不過是各憑智力或體能而各取所需，沒有理由厚此而薄彼，貴人而賤物，以此表達“天人合一”的自然生命觀和生態(tài)觀。莊子也認為：“天”與“人”以及自然萬物本質上是融合為一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相對于萬物如九牛一毛，“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人與萬物是平等的，彼此無貴賤之分，所以人類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是順應者，應該做到“順之以天理，應之以自然”，“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人也應當“從天之理”以無為，“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做到尊重自然規(guī)律，順應事物本性，以實現(xiàn)事物自然成長，為此要做到萬物不傷。這種自然生命觀和生態(tài)觀正如羅素所指出的：“如果人類生活要想不變得無聊和索然無趣的話，就得認識到存在著各種其價值完全不依賴于效用的東西。”人類應該“泛愛萬物”、“常寬容于物”，按照自然的規(guī)律讓各種生命存活和成長，不隨意摧殘扼殺，最終才能達至萬物一體、欣欣向榮的“天樂”境界。
二、重生輕物的生命本位觀和無欲無爭的養(yǎng)生論
“道”和自然賦予生命的是生與死的統(tǒng)一，天命固然，無法絕對控制。人應該做的是順其自然保持生命的本來面目，不可為追求外物迷失自我甚或失去生命。、等人宣揚重身、貴生的生命意識，珍重人的自然生命力和生命特質。
從自然生命的價值觀出發(fā)，老子提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的命題，“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沒有生命本身，還談何憂患榮辱?在他看來，與生命相比，一切聲名、貨利都是身外之物，生命才是最寶貴的和無價的，不要為追求聲名、財利而損害甚至喪失自己的生命。遠離聲色貨利的縱欲生活，安于順應自然的自足生活，是真正的貴身和重生。以自然、無為的觀點，認為在原初里，人們非常淳樸；而在現(xiàn)實社會中，人們被自私多欲的思想誘惑，使本來純樸的人性受到損害，現(xiàn)實的人要獲取寧靜，應該“見素抱撲，少私寡欲”，復歸到無知無欲的嬰孩狀和自然純樸狀態(tài)；提倡“不尚閑，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外物和過分的感官追求會傷性害生，損害人的樸素本性，使人迷失方向，也會造成社會追逐爭奪和混亂傷殘，“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告誡人們應當“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只有常常保持“知足”、善于柔弱處下的心境，不隨物遷和沉溺，才能守護生命的本真和“道”體。老子指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章水甘居下流，其性柔弱，而攻堅時莫之能比，能懷山襄陵，穿石銷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憂。”…“章純真的德性就像水一樣，柔弱處下，與萬物不爭，所以能泰然自若。“江海之所以能為百古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少私寡欲、柔弱不爭的修養(yǎng)論提誡為官者應該尊重普通百姓，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百姓的利益之后，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通達生命久遠之道。
莊子等人繼承并發(fā)展了老子的生命本位和“重生輕物”思想，確立了貴生、尊生的人生價值取向。莊子認為名利、家國、天下均是身外之物，真正內在于人的、人能真正擁有并應該珍重的只有生命本身，而不是身外之物。在《養(yǎng)生主》篇中，提出“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jīng)，可以保全生，可以養(yǎng)親，可以盡年”的養(yǎng)生方法和目標，是要在人世間“遵循自然之中道而安其常法”，這樣才可以保全天性，保全生命，享盡天年。在《讓王篇》中，莊子借用寓言故事批評“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今世之人，居高官厚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禍哉!”主張以生命為貴、以名位利祿為輕的人生，“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yǎng)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莊子繼承了老子守柔處弱的思想，在《天下篇》中指出：“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柔弱不爭的思想，是調節(jié)人我、個人和社會關系的重要原則，是保存力量因而成為剛強的方法，是道家獨特的取勝之道和生存之道；“不爭”是以退為進，養(yǎng)精蓄銳，厚積薄發(fā)，后發(fā)制人。莊子提出了“無用之用”的全生法，“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人間世"。“無用之用”便是“順物自然”。不刻意追求功名利祿，以善待生命，盡其天年，達到生命“大用”。為實現(xiàn)貴生、養(yǎng)身，維護生命的大全價值，莊子提出了包括養(yǎng)形、養(yǎng)神、節(jié)食、寡欲等一整套養(yǎng)生方法。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而著名的楊朱也提出過“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思想，兩者結合起來看，楊朱的思想是將個體生命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真正值得珍重的僅僅是生命本身，天下雖大，與生命本身若無相關故不取。生命本身是目的，而天下是用來保養(yǎng)生命的手段和憑借，相對于外在事物而言，雖爵為天子、富有天下，仍不足以與吾生相比，貴賤、輕重、安危，均應以生命為評判標準，應該重生而輕物、輕利。黃老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繼承了先秦道家看重個體生命價值這一思想傳統(tǒng)，提出“大己而小天下”、“身得則萬物備”、“生尊于天下”等觀點，認為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最值得珍貴的，主張全其身、盡天年。
三、普遍的社會生命關懷
人的生命往往表現(xiàn)為在某種特定社會關系中的存在。道家諸子認為，個體生命的持存和完善需要社會的安寧、平等和公平，需要社會成員共同遵守自然之道，和平相處。老莊等人懷著深切的救世心情，設計了無為而治的救世之方，表現(xiàn)出普世化的生命關懷。
對現(xiàn)實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批判，是對現(xiàn)實生命關切的一種表達方式。老子主張“愛民治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他斷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鄉(xiāng)，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在實踐中因循著“道”的自然本性，伴隨著“德”的擴充和完備，從自我到家庭、鄉(xiāng)里、國族乃至天下，由自然生命走向生命，使社會成為和諧安泰的共同一體，“道”的功用也通過生命的擴充而得到顯現(xiàn)。“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儉，三日不敢為天下先。”老子以慈愛為人生處事的第一“寶”，以慈愛之心對待天下萬物和社會他者。作為老子理想人格典范的圣人，處處心懷天下，善濟救人、善接救物，“圣人無恒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章’圣人有一種仁愛之心，他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圣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圣人不自私自利，越幫助別人越充足；越給予別人，自己越能得道多助。正是有了這種無私的愛，圣人與百姓之間、人與人之問才能保證一種和諧的社會關系，這種無私的愛也是把個體生命擴充為社會生命的根本原則。以慈愛之心體盡天下萬物帶來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以慈愛之心審視與人所處的共在之物，人與各種存在(包括人、社會和自然)之間成為共生共榮的相互依賴、互相需要、互相支持的和諧發(fā)展關系。老子提出“和”是生命本身所固有的精神，是自然和社會的必然態(tài)勢。在人的原初形態(tài)——自然生命那里，“和”的生命精神表現(xiàn)為本真和理想的極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日明。”“和”是萬物生衍的本性、依據(jù)和生機所在，知道“和”的規(guī)律也就是明白事理，并且以慈愛之心營造和推動社會生命的和諧。追求“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的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國，主張“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為主，以無為為常”，“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告誡統(tǒng)治者應該尊重人民常性，“在宥(寬)天下”而不是“治天下”，由此實現(xiàn)“與人和”、“人樂”的天下和諧，“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著，謂之天樂”(‘天道。追求自我與他人、社會之間的關愛與和諧。以“至和”、“人和”的精神充分體現(xiàn)了對生命的普遍關懷和理想社會的向往。
四、生命的理想境界和超越意識
道家追求人性自然，以柔弱不爭的處世態(tài)度，鄙棄名利，通過對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和世俗的價值取向進行批判和超越，體現(xiàn)出對生命本質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老子深刻揭示了仁義道德的虛偽性及為統(tǒng)治者服務的本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對于建立在“有為”、“人治”的基礎上的禮治，違背了“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原則，制造繁瑣的禮儀制度、設施、道德規(guī)范，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天道的失落，老子主張拋棄儒家的仁義道德。生命的理想境界體現(xiàn)為對現(xiàn)象世界和世俗智慧的超越，實現(xiàn)對本體世界的回歸和對道的智慧的執(zhí)著。它能超越時間，能“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能超越空間，得“道”的圣人能“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能超越個體，走向永恒，執(zhí)“道”久遠，“道乃久，沒身不殆”。圣人與“道”合一，按“道”行事，依“道”而為，掙脫了本性的異化和人為物役的枷鎖，返璞歸真；能意識到個體生命與宇宙自然的相通相合、同質同構和互含互動，將個體生命融于宇宙的大生命，超越了個體生命的局限，真正達到了自由無待的理想境界。圣人不居功自大，沒有一己之成心和偏見，沒有親疏等級的區(qū)分，一視同仁；沒有貴賤高低之別，對一切物皆尊其性、任其生、由其成。圣人有顆赤子之心，既有古樸的平等思想，又有虛懷若谷的博大胸襟；既簡單真實卻又精妙深邃，通達高深，能夠包容天下萬物，體盡自然而自由自在，回到了生命的素樸、真實之境，去除了雜心煩惱，實現(xiàn)著對現(xiàn)實名利、財物、權勢和禮制的超然灑脫。
莊子將對人生的關懷發(fā)展為對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表現(xiàn)出心靈和境界的特征。他從人的本性出發(fā)，把自然作為價值取向，把過于繁瑣的仁義道德看成是對人性的束縛、摧殘，探求人性之自然、真實和自由。“性者，生之質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是自然所賦予的，是與生俱來的個體獨有的特質。人性在自然狀態(tài)下會真實地流露和釋放，身心就表現(xiàn)出舒暢與自由，這叫做“適性”；反之，人性如果遭到抑壓或扭曲，不能得到應有的伸展，身心就會產(chǎn)生焦灼和沖突，就叫做“失性”。生命的自由和價值即在“適性”，做到不隨物遷，游乎塵外；而“失性”則是對人性的摧殘，對自由的桎梏，失性的生命是痛苦的，或者說是沒有價值的。莊子在其前代表人物子華子“全生為上”的基礎上，提出以“全性”(適性)為其理想的人生狀態(tài)，才是生命最高的品質和價值所在。莊子重視心齋和坐忘，忘記仁義禮樂，做到喜怒哀樂不入胸次，消除人與外物的界限，超越是非對立，使心靈達到虛靜空明、萬物一體、身心與道體合一的境地；向往“至人”，其與“道”為一，進入絕對自由的逍遙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通過對外在束縛的自我超脫，倡導無待、無累、無愚、逍遙的人生態(tài)度和生命超越境界。
五、曠達的生死觀
人的生死命運的變化也同日升月墜、晝夜更替一樣，是自然界中普遍現(xiàn)象，都遵從于“道”，終有一死是人的命運。看到了生死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轉化，認為生命現(xiàn)象在“生”出現(xiàn)的同時就已經(jīng)包含了“死”的潛在因素，而在“死”到來的同時也向著新的生命形態(tài)轉化。他們以積極態(tài)度面對死亡，尋求精神超越途徑。
道家以自然主義的眼光還原了人生的本質，認為死生只是天地之氣流行的兩種形態(tài)，彼此相依相存，生死不僅像自然現(xiàn)象一樣普遍平常，而且又是相通和融為一體的。說：“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因為生死只是氣的聚散離合，生死如此平常，生之不能拒，死亦不能止，并且生死是相通的，死生本是同體。生一死為一過程、輪回、循環(huán)，以其客觀辯證觀點表達超然的生死觀。老子提出“歸根日靜，是謂復命，復命日常”…(章)，是說萬物最終回到了它的根本，這就是靜，靜就是回復本性，回復本性也就達到了永恒。“死而不亡者壽”，再高的壽年也是有限的，身體死亡的必然性不可抗拒，但人生如果有道的精神貫注其中，就會獲得超越肉體生命有限性的意義，做到“(肉體)死而(精神)不亡”。也認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人的生死是由自然天地來安排的，“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輿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的生命是氣的聚合，氣聚合為生，離散為死；生死之變化本質是氣聚散之變化，氣化的過程也就是人的生命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無限循環(huán)的過程，死亡乃是人回歸到宇宙的真氣之中。莊子將這充塞于天地問的大道形象地比作“大塊”，人只是這個大塊的一種載體，所謂“大塊載我以形，務我以生，扶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師))。人的生命只是大道的一種假托，“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死生之間沒有根本令人困惑、痛苦、難以跨越的鴻溝。無論是生還是死，生命都將是一個和諧的整體，死亡更不會構成對生存的威脅。深刻了解生死的本質，莊子對于自己妻子的死，由原來的痛哭傷心到鼓盆而歌，就是看到妻子的死亡是“儼然寢于巨室”，不應再傷心不止，否則是“不通乎命”。道家把生死看作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是必然如此，無法改變的，消除了生死的神秘性。既然生死變化像其他事物一樣都遵循著一定的自然規(guī)律，“道”既是世界萬物的根本，也是萬物發(fā)展變化的根據(jù)，生死也一樣遵從于道，是“大道”運行于宇宙萬物必然規(guī)律的體現(xiàn)。要求隨順自然之道，居柔、處下、不爭、無私無為，主張“恬于生而靜于死”，使一己的生命依循著天地的自然流行，而提升了的精神將化人大道中，成為永恒存在的一部分，這樣才是善生又善死、善也善終。
道家老子、莊子等人深刻地指明了生命的起源、天人關系以及人的生命本質等問題，以“道法自然”為主旨，提倡虛靜恬淡、無欲無為，珍重個體生命并關懷他人生命，以超脫世俗的眼光追求生命超越和精神自由，以曠達的態(tài)度對待生死，追求人生不朽。道家的生命思想和智慧，對于處于當下被物質和世俗生活包圍的人如何看待生命本真和實現(xiàn)生命價值，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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