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惺窩的社會倫理教化思想分析
對儒家倫理道德的強調與追求，既是日本近世思想家藤原惺窩“脫佛入儒”的一大要因，又是其立身于世、躬親踐行的人生準則，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關于藤原惺窩思想教化研究方面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引言
藤原惺窩對佛者“棄仁種、滅義理”、儒家“人倫皆為真”的發言,也一直作為人們對其倫教認知的一個基本依據，沿襲至今。近來，有學者在對日本經營倫理思想溯源的追溯中，發現藤原惺窩曾所做的《致安南國書》和《舟中規約》，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了商貿倫理---“信”的經營倫理史史料之一[3].
就其實際而言，由于學界對藤原惺窩思想研究的不足，其倫教思想的豐富內涵，往往得不到彰顯，進而使得其在日本史上最早涉及女性地位、兩性關系等社會倫教認知也鮮受人們關注。對此，本文略作探析，以期于藤原惺窩思想之研究有所小補。
一、基本態度：三綱五常。
對儒家所主張的“三綱五常”倫理規范的尊奉和恪守，乃是藤原惺窩對社會倫理的一個基本態度。對此，他有這么一個基調性發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為五倫，亦為人日日夜夜所行也。”顯然，比起那些所謂正宗儒家強調的“君為臣綱、子為父綱、婦為夫綱”之“三綱”,藤原惺窩將朋友、兄弟的關系也抬高到了與“三綱”相同的位置，可以說他比原生地的中國儒家還更顯“儒家”.
“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自漢代伊始，就對其具體內容和重要意義有較為清楚的說明和規定。至宋明理學，其不僅被作為一種社會倫理制度因襲相循，而且被視為一種宗教性的情感依歸和價值選擇，得到了極度的強化：“行大法，然后可以理天下 …… 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后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后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后天地泰。”[5]《知言》卷五20對于“五倫”,藤原惺窩指出：“君臣，侍君而不惜一命，應盡于忠節，君主亦以我身為勞于臣。
若有絲毫之偽心，則背于天也。父子，子侍于親而盡孝行。父教子之道而施與憫。夫婦，此間如天地，夫憫婦、婦尊夫，彼此而無恨矣。兄弟，兄憫弟、弟敬兄。朋友，與朋友交，若有半點之偽，則離心也。”[4]《假名性理》401-402在這里，藤原惺窩已經完全放棄了只純粹強調“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的做法，而是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不分先后輕重，一視同仁，置于同等位置而進行考量。并且，他又指出 “五倫”乃天道，悖于“五倫”之行者必受天譴、并遭“因果報應”:“五倫為人日夜之所行也。……行五常五倫，吾身成其圣人，與天道為一體。如斯而受天之憫，子孫比榮、后世而歸天之本土。背天者，子孫必亡、死而其心離、無法歸于天，真如鳥獸也�？钟谔於杏谌宓�，此為一大事也。”[4]《假名性理》402在藤原惺窩這里，“五常五倫”,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倫理問題，而由于其“與天道為一體”,本身還成了一個信仰問題。易言之，“五常五倫”,本身是“人道”問題，但又屬于“天道”的范疇，是“人道”與“天道”的疊合。所以，從某種意義而言，它已經不能完全依靠人們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維去把握了，而必須以宗教性的虔誠信仰來直視和面對社會秩序問題。這也即是他“天之道，不亂其序為肝要也”[4]《假名性理》403說法的內在依據。其中，君臣，是社會性存在的最高體現;父子，是人類社會生息繁衍、永世長存的象征;夫婦，是生命本能形態結合的集中表達;兄弟和朋友關系，反映了人的存在及人性、人情的真實狀態。這五者，既是現實的、具體的，在歷史和現實中可以被清晰觸摸和感知，同時又是抽象的、超越的，在人倫和生活的世界中，彰顯其中的普遍原則，表達其恒常的價值意義。應該說，此可視為其對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一種高度凝聚和概括，同時，也是他對人與社會存在的根本性看法。
二、對女性問題的關注。
就總體而言，藤原惺窩的“五倫”思考，基本上是沒有溢出傳統儒家的論域范圍。不過，與一般儒學者對“五倫”的思考有所不同的是，他分外關注夫婦及女性問題，且給予了相當多的注意，或許這與他常謂“平日齊家豈顧身，……婦道母儀思古人”[4]《惺窩先生文集》卷三64的身世處地有莫大關聯。而且，據記載，他還專門著“論其母氏者”之《千代茂登草》，敬答“母夫人”,對其宣傳儒學大義，實施“儒化”教育：“有客，袖一冊子來視于予。
曰：‘是惺窩先生述儒學大義。以論其母氏者，藏某家巾箱久矣。’仆乃乞得受梓。名曰《千代茂登草》。千代茂登者，在中郎所答其母夫人之詞。載在誓語。斷章取義，不知果協否乎。”[4]《解題》下14由于該篇文字，對古代女子問題多有論述，所以還被視為關于女性教育的重要資料被《日本教育文庫·女訓篇》所收。
依照現代社會學的解釋，男女生理差異的天然性存在，是決定男女在社會中的角色差異和地位高下的重要因素之一[6]2.在傳統社會，婦女地位不高，普遍處于從屬地位，這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和真實存在狀態。該情形，尤其在東亞傳統社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女性在社會中從屬性角色定位，既有社會輿論訴求，又有習慣法性質的禮制規定。可以說，這構成了藤原惺窩女性論的知識背景和現實基礎，其認知主要表現在“男女有別”和“夫婦有別”兩大方面。
基于東亞傳統社會對男女及女性問題的基本倫常準則，來對藤原惺窩對男女及女性論述作一個評價的話，可以說他的言說也實超不出“男女有別”和“夫婦有別”的儒家倫理原則。對于“夫婦之別”,藤原惺窩以為夫婦關系猶如天地關系，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離;依據“男女有別”的倫理設計，要“男營外，女調內”.
而且在其看來，“男外女內”還是一種道德設定，其關乎國家的大政和社會道德風俗。按照他的說法：“蓋夫婦者，如天地。天包于地之外，地懷于天之中，是故男營外，女調內。……文王營外，太姒調內。此以夫婦之德，天下之政，自閨門內出，萬邦自然風化，納民得其所，此亦夫婦有別之意也。”[4]《惺窩先生倭歌集》卷五243“夫婦有別”,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然。盡管藤原惺窩對其是撫掌首肯，但從他相關的言辭和論述中可以發現，在他的潛意識流中，他還是對“男女有別”、“夫婦有別”、“男外女內”所衍生出來的“女從于男”的男女不平等社會狀況抱有不小的怨言。他認為女子與男子生于同一個世界，乃是一種“不幸”,幼小之時，要從于雙親;年輕嫁人，得隨從夫君;到老，還得奉從兒子;從年幼一直到老死，在女性一生的各個時段，皆缺乏作為人的主體自覺，難有個體意志的自我決斷和隨性肆意的盡情舒展。
當然，藤原惺窩也明了在傳統等級社會里，女性所處的從屬地位其實是無法改變的，也是不可能改變的。但是，他認為，作為社會的統治者，至少應該知曉女性的身心特點，對其優長要有充分的認識和足夠的重視�；诖�，他還提出為君者要以女子為師，應向女性學習;而且，為了使得作為“師匠”的女性，發揮其“女子之道”與“婦人之道”,還應極力鼓勵女性積極上進：“為人君者，取女子為師，附女之師匠，擇其所，處屋置所，聊亦有人，師傅而受教�；蛴腥嗽唬�‘其師作何，其女子習何?’曰：‘以關雎之篇成矣。’夫關雎乃后妃之德，夫婦和合之至也。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和鳴',男先唱，女后順，是夫婦之別也。彼圣女以何為學，謂女子之道。凡女子嫁，盡父母孝之事，易衰。何樂、何淫，哀而傷乎。因男之愛，易狎者女之情，貌相共和樂敬，以其抱貞而不失守，為婦人之道也。三月桃之夭夭之時，女子行男之家，能親一家之中，作成一家之內之事，其法及國之時，可謂其國治之教訓。此女子能行之法也。”[4]《惺窩先生倭歌集》卷五245-246至于藤原 惺 窩 所 提 出要對女性以《詩經·關雎》實施詩化教育進而提高女子道德素養和人文水平的作法，能否行得通，先置之不論。至少，其從人生而平等的角度來審視男女被政治和社會所擬定好了的現實處境，在十六七世紀的東亞社會，他的這種思考無疑是進步的，可以說還具有相當的“現代性”色彩，可視為東亞文藝復興的先聲。
饒有興味的是，藤原惺窩還對存在于家庭內部女性之間的“妾婦”問題進行了討論。在傳統東亞社會，尤其是受中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影響，依據不同身份地位及經濟狀況，大都可取婦納妾。一般說來，婦指的是正式所娶的妻子，稱正室、正房;妾，指的正妻之外所納之女，稱偏房、側室。由于婦妾關系和睦與否，直接關系到一個家庭的興衰成敗，所以處理好家庭內部的婦妾關系乃士人所追求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決條件。就此，藤原惺窩指出：“蓋大夫者，妾婦二人;士者，一人。然有妾婦之分，不知此理，大人失其國，小人陷其身。周幽王憎其本妻，愛妾婦，廢太子，立庶子，是以犬戎殺之。失子不悔思而持妾，其身陷矣。耳等是也，只以婦為婦，以妾為妾，從其分，合其宜，何而不有?”[4]《惺窩先生倭歌集》卷五246如何處理妻妾關系呢?藤原惺窩指出，應該婦有婦道、妾有妾道，婦按照婦的要求齊家行事，妾以妾的侍女身份做好輔助工作。這種因身份地位所決定了的差別，可以通過“婦”、“妾”兩字的差異進行理解：“見’婦‘字，女篇中’帚‘字，彼嫡婦常常以帚掛于家而齊家，是為婦道也。見’妾‘字，女篇中云’立字‘也。此妾婦有我乃侍女屬類之思，立而侍御之役身，必取’帚‘掛于室家，家必治，不忘子孫永年，乃侍女之意也。得此’婦妾‘二字之意，以固深之良知，變通萬事之良能，天下人之心何而不收?”[4]《惺窩先生倭歌集》卷五246-247從“婦”、“妾”字源學的角度來解釋和說明二者的身份地位與職責分工，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曾做過這方面的工作。對于“婦”,許慎言道：“婦，服 也。 從 女 持 帚，灑 掃 也。”[7]614對 于“妾”,許慎謂之：“妾，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按于君者，從辛從女。”[7]788如果兩相比較的話，就能明顯地感覺到藤原惺窩的拆字解法，意味更加深長。“婦”,以“帚”灑掃應對，處理家務，持家而齊家。
藤原惺窩的這種看法，大致不出許慎就“婦”的解釋;而將“妾”字上下相分，以“立女”來解之，應該說除了中國近代文化怪杰辜鴻銘曾有過將“妾”解為“立女”來為維護“一夫一妻多妾制”的解頤趣談傳聞外，藤原惺窩這種拆字解法確乎獨創。藤原惺窩和辜鴻銘二人前后相差達三四百年，以辜鴻銘精湛的日語功力以及納日本小妾吉田貞子的便利條件，若讀《千代茂登草》，受藤原惺窩說法的啟發也未嘗沒有這種可能。
婦對家庭內部事務通盤籌劃、把握大局，妾參謀輔助，予以支持。這種有婦妾地位所決定了的家族內部的分工，實乃儒家禮制的規定，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言：“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由此觀之，藤原惺窩對婦妾有別及各自職守分工的強調，自然是他恪守儒家之道、以儒家禮制為修身踐行并以之來衡評社會現實的必然行為。其基本態度雖然大體不出儒家的基本禮儀規范，但其關于“夫婦有別”、“妾婦有別”的邏輯思維和思考問題方式，卻是特別的。
三、教刑結合：“明刑弼教”.
藤原惺窩將兄弟關系和朋友關系，提高到與“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同等位置，并將“五常五倫”視為關乎家國興衰的重要國策，是他“德治”思想的重要體現。當然，其對道德、禮制的分外關注也并不意味著他對與之相關的社會法制建設不重視。事實上，他是極力主張實施刑罰的。不過，在他看來，刑罰的實施，乃萬不得已之策，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行“五常五倫”之倫理道德建設。倘若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那就是“德主刑輔”或“明刑弼教”.
對于“刑”的思考，藤原惺窩曾為紀州太守淺野幸長所宣講的《存鐵錄》中開篇即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且對此進一步解釋道：“五教，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理。不知其所教而教之于五刑。五刑，墨、劓、刖、宮、大辟也。以五刑賞罰設其刑，刑罰之失之能成也。其刑，以期無刑。
然刑而弼教、進而治于政。刑與教，以其中道理，誠心協民。”[4]《寸鐵錄》319顯而易見，藤原惺窩所宣講的“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的措辭，來自《尚書·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
期于予 治，刑 期 于 無 刑，民 協 于 中，時 乃 功，懋哉。”唐孔穎達疏為：“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之道。”[8]82-83這種說法，也即是影響東亞社會甚深的“明刑弼教”之淵藪，也即藤原惺窩“刑教”論述的知識論背景。
在藤原惺窩看來，即便迫不得已而實施刑罰，那么也盡可能地做到簡約寬厚，這也即是他申述到的“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4]《寸鐵錄》319這句話的出處，同樣是來自 于《尚書·大禹謨》：“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藤原惺窩的認識依據是，“過失、遺忘、不知”之三大過失，常因“心”而致，所以還不能視其為“罪”,應該給予寬容;即便是困于有罪或無罪之無法決斷時，也應該從當事人的角度和立場，給予充分的理解[4]《寸鐵錄》319-320.這種思考，依據現代法學理論，可稱為最早的無罪推定原則。
當然，無論藤原惺窩對“刑罰”抱有怎么的理解與激賞態 度，他 的 基 本 主 張 還 是 傾 向 于 “德治”,“法制”與“法治”固然重要，但充其量也只能是“德治”和“禮治”的輔助物，而非國泰民安的大政方針。
四、結語。
藤原惺窩對社會倫理教化的基本思考，大體上不出東亞儒學的基本倫理道德范圍。其所主張和恪守的“五常五倫”原則與“德主刑輔”或“明刑弼教”思想，也是東亞儒家修齊治平論者們共同的精神綱領和踐行指針。但是，從日本思想史的發展脈絡觀之，藤原惺窩將兄弟關系、朋友關系提至與“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同等位置，且更加力求“男女有別”、“夫婦有別”與“婦妾有別”的社會性別角色規定，應該說在近世日本儒者中，誠屬鳳毛麟角。依據現代社會倫理和法制思想，藤原惺窩的倫教思想無疑是保守和傳統的。倘若考慮到日本當時社會“游手者十，浮屠為者五六”[4]《惺窩問答》395這樣一種佛教思想占居于主流的現實情況，就能知曉藤原惺窩高倡儒家倫教所具有的沖破長期受佛教倫理所禁錮的理論革新和社會現實意義。易言之，藤原惺窩對儒家倫理思想的宣揚和傳布，就學理而論，有助于沖破受佛教思想所統治著的社會信仰體系;從社會現實而言，對于拯救和整合剛從戰爭泥淖擺脫出來的社會混亂秩序，乃應時應世之需。從藤原惺窩受執政者德川家康以及紀州大名淺野幸長講授資政國策的個人現實情形來看，其主張還是當時資政治世的妙藥良方。
[參 考 文 獻]
[1]王明兵。江戶初期禪僧對“朱子學”的皈依與“脫佛入儒”[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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