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女性別集》中展現的清代女性文學創作主題論文
明清時期的江南女性中，知書通文的閨秀頗多，然而其作品散佚各處，缺乏系統的整理。在近年來出版的一系列《江南女性別集》匯編中，不少江南閨秀的詩、詞、文章的面貌得以完整而清晰地呈現。從中也可以發現，這些閨秀所關注和重視的題材，不僅僅有吟風弄月、傷春悲秋，除了描繪和感慨她們所熟悉和了解的日常生活之外，她們的思緒也隨著書卷翻飛馳騁。在閱讀和鑒賞前人文學作品過程中，這些總體上都受過良好家庭教育的女子也通過自身的理解和感悟，把目光集中到她們最為欣賞的前代文人身上，并用她們的筆觸表達了對這些文人的仰慕和崇敬，并把他們樹立為文學史上的標桿人物，頻頻在自己的作品中向他們致意。
在清代以前浩如煙海的文學典籍中，蘊藏著千百位文人騷客的智慧精華，他們風格各異，聲名大小也各不相同。縱覽《江南女性別集》中清代江南閨秀的品評文字，卻不難發現她們欣賞的目光其實是較為集中的。若以朝代而論，則她們普遍欣賞的文人基本上出現在宋代以前，若以性別而論，則其中既有聞名于世的男性文人，也有為人熟知的有才女性。
在前代的男性文人中，這些江南閨秀們普遍較為欣賞杜甫、李白、蘇東坡、陸游，也鐘情于陶淵明的詩歌和《離騷》，這在她們的詩文中也屢有提及。當深閨寂寥時，在閑情偶發處，閱讀他們的經典之作成為才女們莫大的精神享受。在風和日麗的一天，江蘇武進女子錢孟鈿(1739—1806)在《泊舟作》一詩中寫道“：白水繞青山，日對篷窗里。高吟杜老句，此日始知美。”
杜甫的佳作成為停舟靜泊的美妙時光中的自然點綴，給遐思中的女子帶來了審美的愉悅。杰出文人的經典作品也打開了閨秀們的審美視野，江蘇常州女子左錫嘉在《讀太白詩》一詩中慨嘆：“偶讀古人詩，略知放眼界。深仰謫仙才，落落引天籟。”
李白精妙絕倫的詩歌藝術和天馬行空的藝術想象力給后世的女子們帶來了震撼。通過閱讀這樣的佳作，女性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閨閣的局限，暫時擺脫家庭瑣事的束縛，她們可以隨著詩人的文筆和思緒，暢游天地，拓寬眼界，領略她們從未了解的世界之美。因此，她們對于詩人的崇拜和景仰也油然而生。對于男性文人而言，他們或許有機會遍覽李白曾經涉足的名山大川，親歷杜甫曾經走過的道路城鎮，但是對于清代的大部分女性而言，這樣的機會卻是遙不可及的，因此她們也尤為珍視李白杜甫等大家所創造的藝術世界和其中所表現的自然世界，并極易為之而深深陶醉。由于很少涉足家庭以外的社會生活，閨秀們也尤為欣賞陶淵明詩歌中所展現的沖淡恬然的世界。江蘇常熟女子歸懋儀在《讀淵明詩》中評價道：“身居義熙心羲皇，一任天真脫塵俗。”陶淵明詩歌中遠離塵囂、恬淡自然的寧靜風格，與閨秀女子嫻雅而出塵的心境不謀而合。無獨有偶，青浦女子陸鳳池也對陶淵明的詩歌青睞有加，她在《午日見菊》中寫道：“澤畔何如籬畔穩，且拋楚些讀陶詩。”
這種安然閱讀的快樂，是不少閨秀女子所追尋的精神生活中豐富滋味的一種。陶淵明的詩歌，也因其自身獨特的魅力而受到不少清代才女的欣賞。另一部深受閨秀青睞的作品是屈原的《離騷》，在才女們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到她們對于這部浪漫主義作品的鐘愛。江蘇昭文女子席佩蘭在《紅蕙圖》一詩中寫道：“讀罷《離騷》愁獨醒，春風吹酒上顏來。”在春風拂面之日，《離騷》成為掃除煩擾、蕩滌心胸的良藥。《離騷》的藝術成就，已經不再受到政治隱喻的內容的局限，而使得遠離政治紛爭的閨秀們也能體會出其中博大而豐厚的藝術之美。甚至在女子們為病痛折磨的時候，也能為其帶來一絲超脫現實苦惱的精神撫慰。江蘇昭文女子江淑則在《秋夜病肝不寐感作》中寫道：“此際孤懷添冷落，小樓燈火讀《離騷》。”
在孤單痛苦時，《離騷》中作者孤獨苦悶而矢志不屈的精神力量，點燃了女子心中的生命之火，使其不至于過早地在現實的寒冷中熄滅。對于這些在關鍵時刻能給予人力量的經典之作，女性是極易產生精神上的依賴感的。從此之后，這部作品在她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與眾不同。《離騷》所展現的世界，也讓女子們對于楚地心馳神往，歸懋儀在《題瀟湘夜泛圖即步翁大人韻》一詩中題道：“為讀《離騷》愛楚游，十年前此泛扁舟。”一首詩為閨中女子打開的世界，絕不僅僅是一首詩而已。這些杰出的男性文人，因其出眾的才華和顯赫的聲名贏得了在閨秀女子心目中“文學偶像”般的地位，當這些女子在評判或稱頌他人的文學才能時，也時不時將其與杜甫、李白、蘇東坡等人的才華作比。如浙江錢塘女子徐德音在《祝云儀夫人》一詩中，就這樣稱頌她的友人：“彭城吾友字云儀，匠手文心最擅奇。秋興賦成追杜甫，寫生墨妙逼徐熙。”杜甫作為文壇泰斗，徐熙作為畫壇圣手，在這首詩歌中成為了杰出文學家和畫家的代稱。且不論云儀夫人本人才華究竟高低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到杜甫作為詩人在徐德音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位置。袁枚的女弟子席佩蘭在《夫子報罷歸詩以慰之》中寫道：“君不見杜陵野老詩中豪，謫仙才子聲價高。能為騷壇千古推巨手，不得制科一代名為標。……或逞揮毫逸興飛，太白至今猶未死。”
她以杜甫、李白為例證標桿，在他們驚世之才和曲折仕途中尋找和挖掘用以激勵和寬慰人的能量。另一才女董寶鴻在《謝芝軒鄧嘉禾公子題詩冊》一詩中則簡練地評價道：“律追老杜，氣比青蓮。”唐代以后，杜甫與李白儼然已成為文壇的雙子星，受到此后歷代文人的追捧。而清代的閨秀才女們也不例外，樂于將他們作為達到文學至高境界的象征。在宋代的文學巨匠中，蘇東坡、秦少游、陸游等人也常被閨秀們提及并稱頌。如席佩蘭在《海棠曲代夫子有贈》中寫道：“東坡薄醉興顛狂，蘸露金盤制新曲。……寧隨秦少游，潑墨題黃州，海橋一柱傳千秋。寧從陸放翁，入蜀歌詩工，客袍歲染猩猩紅。不然寧向樊亭老，茅舍竹籬自娟好。”
在她的筆下，這些文壇巨子個性鮮明，瀟灑風流，栩栩如生。陸游的才情也打動了江蘇丹徒女子包蘭瑛，她在《讀陸放翁集》中寫道：“一卷放翁集，古秀照眉宇。平易似香山，忠愛匹老杜。……九州幾時同，寸心千載許。馀情狎花草，亦與《離騷》伍。”在這些才華橫溢的詩人手中，文學精神一以貫之，深深打動了閨閣中的女子們。除了以上幾位前代男性文人獲得了清代閨秀女子的普遍贊譽之外，還有如韓愈、賈島、孟郊等人的一些作品也獲得了個別才女的青睞，這些體現了不同女子在文學審美上的個性差異。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性別本身的原因，清代的閨秀女子也給予了前代才女高度的關注。班昭、謝道韞等才華與婦德兼備的女性，成為清代閨秀女子作品中常常出現的才女表率。歸懋儀在《題梅卿夫人詩集》中肯定道：“班謝同時成合璧，閨中佳話足千秋。”班昭和謝道韞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文學的范疇，而成為后世才女的理想范型，成為了值得廣為傳頌的傳奇。她們在歷史中的真實存在，也讓后世女子找到了自信，她們甚至認為，二人完全可以與杰出的男子比肩。浙江海寧女子葛宜(1635—1671)在身后留下了《玉窗遺稿》，她的丈夫朱爾邁在《行略》中記載了葛宜曾說過的一句話，她說：“無何，讀《彤管遺編》，慨然曰：‘班姑、謝女，先后掩映，豈遽不如男子耶?’”
這其中透露出的一股女性的豪邁，對于生活在古代的女子來說，是十分可貴的。當然，班昭和謝道韞的才華，也為后世的才女們樹立了在她們心目中幾乎難以超越的高度。浙江長興女子沈彩在《論婦人詩絕句四十九首》中評價道：“千秋艷說回文錦，何似登山道韞篇。”另一女子江珠則在《酬朱翠娟女史寄贈原韻》中寫道：“班姬文賦左姬詞，酒壘詩壇妙一時。”她們的才華與婦德，在后世才女心目中穩固地占據了幾乎至高無上的位置，讓詞人李清照等皆望塵莫及。浙江錢塘女子汪端(1793—1838)給后世留下了較為豐富的詩論與文論，在路過朱淑真的故居時，她想到了李清照，在這首《寶康巷訪朱淑真故居》中她嘆道：“風鬟憔悴吳江冷，一樣傷心李易安。”
對于李清照，她并沒有一味地崇仰，而是懷抱著同情和悲憫的心情，發掘出女性心底里共通的傷心之感。相形之下，謝道韞的在閨秀們心中的地位就要高出許多，她是不少閨秀心目中想要成為的那個人。席佩蘭在《與侄婦謝翠霞論詩》中贊嘆道：吾家有道蘊，明慧世無匹。”
言語中透露著對自女子才華的驕傲與期待。在清代女子的詩文中，那些才華卓絕的女性偶像，和聞名于世的男性文人，已經可以同時出現、相提并論了。錢孟鈿在《春雪用東坡聚星堂韻》一詩中寫道：“謝女清才愧未能，坡公白戰心先折。”才女典范謝道韞和文壇巨子蘇東坡的才華，都讓錢孟鈿深深折服而自愧弗如。無獨有偶，江蘇吳江女子袁希謝也在《自題繡馀吟卷》一詩中感嘆：“有恨難成蘇氏錦，無才羞學謝家吟。”雖然也有感憤愁思，但袁希謝自覺在藝術修為上與蘇、謝讓有天壤之別。她在自謙的同時，也再次確認了她心目中文學偶像的地位。這種將男女文學家并舉的例子屢見不鮮，當然具體的人可能會有變化。如陽湖女子張綸英在《紫畦二十生日作此贈之》一詩中，就同時提到了白居易和謝道韞：“香山清興贈詩篇，謝女才多集錦箋。慨我衰年無好句，聊將吉語寫楹聯。”
張綸英在此處也是懷著高山仰止的心態聊作自謙，同時也足見才女謝道韞在她心中的地位并不亞于大名鼎鼎的男性文學家白居易。浙江錢塘女子徐德音在她的文章《墨莊集后序》中也同時提到了李白和班昭：“卿如李白，宜施七寶之床……誦西征之賦，須知著自班姑;續東觀之書，行見需之漢代也。”徐德音認為，班昭和李白一樣，在論及文學時，其地位舉足輕重。有時閨秀們在腦海中同時想起某位才女和某位才子，也并不僅僅是出于景仰，江蘇江陰女子陳蘊蓮在《外子將北上作此贈之》一詩中寫道：“半生多病憐徐淑，一往深情感杜陵。”東漢女詩人徐淑，盡管才名不如班昭、謝道韞出眾，但也是前代女子中情深而多才的一位了，陳蘊蓮將徐淑與杜甫聯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出自對他們命運和詩歌情感的感慨。由于在傳統觀念中，男性始終是文學發展史上的主角，因此將才女與才子相提并論的表述，實際上是抬高了女性在文學史中的位置，使其與男性的貢獻對等起來，站在了相對平等的位置，這樣的表達在潛意識中也是對“巾幗不讓男兒”的觀念的肯定，是對女性開展文學創作的一種信心上的激勵。
清代的江南閨秀多出自官宦、書香門第，她們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受到家庭文化氛圍的熏陶，她們研讀詩書、從事創作大多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勵。清代藏書之風風行一時，一些女子所在家族本身即有豐富浩瀚的私家藏書。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閨秀們不僅能夠飽覽前代男性文人的經典之作，也能對女性的創作有所涉獵。開闊的閱讀視野、豐富的詩文資料為她們找尋到自身的“文學偶像”提供了可能。對于才子們的欣賞，她們中的多數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宋代以前的一些聲名顯赫的大家身上，在觀點的鮮明度和見解的深刻性上并非超越同時期的男性學者和文人。但是她們也以女性與生俱來的細膩與敏銳，為品評增添了細微的情感力量。
當然也有如汪端者，視野開闊至可以將明三十家男性詩人的詩歌一一評來。而對于才女的欣賞和景仰，則更加鮮明地體現在閨秀的評論中，她們以此為標桿和榜樣，對自己的才情頗為自謙，同時也不放棄向“偶像”們靠攏的努力。在有著“崇古”傳統觀念的古代中國，這些前代才女的曾經存在和備受肯定，為清代閨秀開展和堅持文學創作提供了具體而具有說服力的例證。而在以男性話語體系為主的社會中，前代女性對于后世女性的激勵力量，是尤為可貴的，同時也是十分強大的。當閨秀們在詩文中將前代才子與才女相提并論時，實際上反映了她們的內心訴求，即希望女性可以在文壇上與男性共領風騷，希望女性對于文學的貢獻可以得到和男性同樣的承認。在這方面，盡管清代的江南閨秀們并未形成系統的獨立的評判體系，但是她們在閱讀中所自然體悟到的、在寫作中真情流露出的，正是這樣一種可貴的意識。它逐步沖擊著“閨閣無人”的男性中心主義意識，同時也得到了同時代的一些開明的男性文人的呼應和支持，從而為清代女性文學創作的發展、為男女兩性文學創作的相互扶持與肯定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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