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現代詩歌的發展與革新過程

時間：2024-08-28 22:00:52 現當代文學畢業論文

探析現代詩歌的發展與革新過程

　　近代詩歌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難以突破的古典規范，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現代詩歌發展與革新過程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探析現代詩歌的發展與革新過程

　　前言

　　中國作為一個詩的國度，各個時期的詩歌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發展階段，凝結過去，連接未來，共同反映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學發展趨勢。近代以來的中國進入一個特殊的發展時期，近代詩歌作為溝通古典詩歌與現代新詩的紐帶和橋梁，在整個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后的重要過渡作用。中國現代詩歌從“五四”時期開始走向輝煌，與此同時，文學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詩歌革命也應運而生。可以說，中國詩歌從古典詩歌發展到近代詩歌，再到現代新詩時期。縱觀其整個發展階段，也只有到了現代新詩階段，中國文學才得以真正突破了幾千年的經典模式，走向現代化階段，并且吸納、融合了世界文學的優秀成果，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局面。仔細探析現代詩歌的發展與革新過程，其每一步都是在近代詩歌的基礎上的繼承和突破。

　　一、現代詩歌承繼了近代詩歌創作內容的紀實性、抒情的時代性

　　清末以來，社會震蕩不安，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瀕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清朝末年也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如鴉x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海戰、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這些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也強烈地激發了晚清詩人們的愛國熱情，他們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筆，用文字、用詩歌來抒寫歷史云煙，刻畫時代軌跡，于是這一時期就出現了描寫鴉x戰爭的《三元里》(張維屏)、反映太平天國之事的《痛定篇十三日》(金和)、記述甲午中日戰爭的《遼東哀》(成本璞)等等典范詩作。

　　這些近代詩人雖然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理應代表不同階級的心聲，表達不同的層次欲求和呼聲，但他們在反擊列強侵略、倡導國富民強等諸多問題方面，各詩派的進步詩人卻表達著共同的胸懷家國、憂國憂民的強烈愛國之情。在愛國情感的表達上，他們是完全同步的。

　　可以說，近代詩歌共同發出了特定時代的最強音，被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這烙印正是近代詩歌之魂，也是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愛國主義傳統，同時又閃耀著時代光輝的精華所在。

　　與此類似，“五四”前后的白話新詩也同樣具有了新的內容和時代精神。這一時期的新詩不再只是以往意義上的直面社會人生，控訴封建禮教，詛咒殘酷的黑暗現實，而是更多地張揚個性，共同表達中華兒女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感情。尤其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盧溝橋的一聲炮火，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全面打響，全國各民族同胞共同掀起了激昂的抗日熱情，與此同時，詩歌民族化、群眾化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在這種特殊的境遇中，幾乎所有的詩人再一次站到時代最統一的戰線，來共同鼓起愛國斗志，高唱民族解放的戰歌。如以郭沫若的《戰聲集》、馮乃超的《宣言》、臧克家的《從軍行》等為代表的一大批詩歌，充滿了強烈的現實戰斗情緒。這些詩歌最大的特征仍然是洋溢著全民族集中全力抗戰的昂揚與樂觀，這種全民大奮起的激越與昂揚的特殊印記，也被深深地定格在了這個特殊的時代。

　　二、現代詩歌承續了近代詩歌深受外國詩歌的刺激和影響

　　甲午中日戰爭后，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資產階級維新派在文學領域也發出各種改良的呼號，一些先進的國人也開始認識到“要救國,只有維新,只有學外國”的重要性,主張將歐美文學引進到中國來。與此同時，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等維新派先進人士也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提倡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進行詩歌創作，主張按照當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開辟詩的境界。

　　到了“五四”期間,主張和倡導文學革命的有志之士，為反對舊文學的迫切需要，提倡新文學，將大量國外的思想和詩歌介紹到國內，并把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同新詩歌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借鑒外國經驗,豐富自己。通過國人對外國詩歌的譯介以及出國留學生對外國詩歌的直接接觸和對其精華的學習吸收等兩種主要途徑，外國詩歌對“五四”新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茅盾就曾表明，外國文學的譯入對中國文學來說是“一個新運動的導線”，產生了不可磨滅的重要影響。根據茅盾的觀點我們可以得知，外國文學的移入，尤其是對詩歌的翻譯，對新文學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學的崛起顯得特別重要，有著非凡意義。

　　三、現代詩歌突破近代詩歌的范疇，徹底破壞了古典詩歌體制

　　近代詩歌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難以突破的古典規范。如黃遵憲詩歌中大量舊體詩,語言古雅,用典尤多。從其詩歌兼具淵雅的古典風格和通俗的現代風格兩個方面可以得知，黃遵憲在兩者之間的一些矛盾，也表現了近代詩歌的過渡性特征。從總體上來看，近代詩歌沒有擺脫舊體詩的框架，都是在舊形式中翻新，由內而外地趨向蛻變與轉換，這種介乎古典和新詩之間的位置，必然是新舊雜處、文白參半的，而其基本的發展趨向也就必然是由舊趨新、由文趨白的。

　　晚清“詩界革命”以來，“五四”前后和“新詩”運動前后，可稱之為一個破壞古典詩歌系統的階段，或是詩歌語言和風格的解放時期。那時，白話新詩人們認定白話可以完全入詩，尤其是胡適自誓要作白話新詩，努力嘗試，且有成果《嘗試集》，顯示出從傳統詩詞中脫胎、蛻變、轉型的艱難過程。

　　除此之外，沈伊默、劉半農、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都大膽嘗試運用白話入詩，寫出了許多用白話入詩的成功詩作，如《他》(魯迅)、《月夜》(沈伊默)、《相隔一層紙》(劉半農)、《小河》(周作人)、《草兒》(康白情)等，充分反映出詩歌語言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偉大變革，并且取得了豐碩成果。在中國詩歌史上，白話終于替代文言而成為正宗。

　　同時，白話新詩打破舊體詩的格律，揚棄舊詩體制的程式與平仄，而注重詩的自然音節。胡適指出：“白話新詩的這種自然的音節，全靠兩個重要分子：一是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胡適的這一理論為當時《新青年》的詩人們所共信;《少年中國》《新潮》《星期評論》的詩人們也基本上遵從這樣的規則來作詩。以沈尹默的《三弦》為例，因其詩歌節奏的音樂美而聞名于詩壇。如節奏很長句子的詩句，“一低墻，擋住了子彈三人，但不能隔離三弦鼓蕩的聲音”，仍然能達到詩的韻律美，給人以豐富的音樂美感，和諧自然，字字有聲。

　　可以說，從“白話詩”到“新詩”運動徹底動搖了古典詩歌賴以存在的基礎的延續，改變了自中國詩壇在封閉的語言形式中的千百年來的模式，讓詩歌寫作又回到了長期被遺忘的語言資源和陌生的西方語言資源。

　　四、現代詩歌實現了詩體大解放，開創自由局面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指出“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這一點與晚清的“詩界革命”和南社革命詩派有所不同。龍泉明在《中國新詩流變論》中指出：“晚清的詩歌改良和南社的詩歌革新大都側重于內容上的突破、意境的創新，而在詩歌形式上沒有進行大的改革，更沒有創造出完美的詩歌格式，基本上還是沿用著古體詩或格律體”。

　　而“五四”新詩運動則把重點放在了詩體的解放上，同時也沒有忽視內容的革新，沖破五七言等舊詩體制的束縛，涌現出自由體詩、無韻詩、散文詩、民歌體詩、長詩，以及類似絕句與小令的小詩等多種白話新詩體。正由于實現了詩體的解放，白話新詩才能更好地反映既紛繁廣闊又瞬間萬變的現實生活，抒發出反映“五四”時代精神的詩意詩情。在同一時間，主要是因為舊體詩受各個方面的限制，無論是內容和精神的表達以及形式上的自由張揚，都不能得以充分體現。于是，到了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階段，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為宣傳與鼓吹“民主”與“科學”等新思想、新內容與新精神，便不能不首先倡導打破那束縛人們思想精神的舊形式，大膽創造新的詩體。

　　同時，受時代精神的影響，各種詩體交替更新。中國現代詩歌的藝術形式產生于“五四”文學革命的轉型時期，這種用現代白話語言材料的新詩人們繼承和發揚了優秀的古典詩歌的精華，同時吸收了外國詩歌中的有益成分，表現出濃郁的時代特色。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戰地體驗使現代新詩獲得了長足進展,新詩運動的重心加速由沿海移向內地,由前期的留學生詩歌、校園詩歌、都市詩歌延伸到后期的鄉土詩歌、戰地詩歌,而且從都市到鄉土的詩歌藝術轉換,詩體形式也由前期的自由詩體、格律詩體、象征詩體,轉到戰地文化時代特有的朗誦詩體、民歌敘事體、政治抒情體，活躍于以延安為中心的西北詩壇和以西南聯大為重鎮的西南詩壇,并且綻放出更加美麗的花朵,催化出以九葉派詩人穆旦的《穆旦詩選》為代表的又一個新詩藝術高峰。

　　綜合分析，中國現代詩歌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的產物，新詩人們以現代白話為語言材料，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詩歌優秀傳統，吸收了外國詩歌的有益成分，鑄造了一種不同于古典詩歌新的詩歌形式，首創了一種獨特的兼具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融合的一代詩風。并且伴隨著中國社會變革的發展，中國現代詩歌反映并服務于中國人民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成為時代的民族解放的號角，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歷史階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這些共同點構成了中國現代詩歌的主流與基本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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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5]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6]龍泉明.中國新詩的現代性[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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