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漢譯英文本中音譯詞的作用
摘要：音譯與一般翻譯不同，它保留源語讀音而不傳達源語意義。音譯詞在漢譯英過程中被廣泛應用。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陌生的形式．使讀者免受譯語文化的干擾，再通過解釋或注釋等補償手段，向譯語讀者輸入源語文化信息。這是漢語文化傳播的一個有效方法。然而，在譯語文化中，音譯詞的作用是雙重的。在保留和傳播漢語文化的同時，它又對這個過程有所限制。在漢語文化傳播過程中，必須謹慎使用音譯詞。關鍵詞：音譯；源語文化；譯語文化；文化傳播
音譯是一種特殊的翻譯。它是指用譯語的文字保留源語文字讀音的方法。如用漢字“帕金森”來模擬英語單詞Parkinson的讀音，用Peking或拼音BEijing來表示“北京”等。從譯意的角度來說，音譯并不是一種翻譯，而是對語音的簡單模仿。但音譯卻是翻譯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音譯詞大量存在于翻譯文本中，許多詞已經(jīng)成為一些語言的一部分。
翻譯是漢語文化傳播的一種重要手段。近百年來，中外學者紛紛將漢語文本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漢語文化也隨之流傳。然而，由于語言、文化以及政治、經(jīng)濟等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文化傳播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如何讓目標文化接受漢語文化，如何避免譯文中的漢語文化喪失自身特色，已成為一個難題。
音譯是一種偏向于源語文化的翻譯方法，有著悠久的歷史，近年來尤其受某些譯者的偏愛。因此，音譯詞在許多漢譯外的文本中已屢見不鮮。不過，音譯詞的作用并不是單方面的。運用音譯手段傳播漢語文化之前，需要對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本文將以漢譯英為例，對漢語音譯詞進行介紹和分析，揭示它們在漢語文化傳播中所起的雙重作用。
一、漢譯英文本中的五類音譯詞
在翻譯理論研究領域，音譯并不是一個新話題，我國很早以前就有關于音譯的論述。早在唐代，玄奘就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多含義不翻、秘密不翻、尊重不翻、順古不翻、此方無不翻)。這是早期對音譯的適用范圍較為系統(tǒng)的歸納。
在近年來的漢譯英活動中，譯者(尤其是中國譯者)有意大量使用音譯詞，希望借此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特有”的文化。其應用范圍大大超過了人名和地名的限制。雖然現(xiàn)在還不能判定這種努力是否取得成功，但是使用音譯詞進行文化傳播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目前我國譯界對于音譯的理論探討，大多集中在“人名，地名”兩方面。這兩類專有名詞的確是音譯詞的主體，卻不能代表整個音譯現(xiàn)象。
筆者認為，音譯詞至少有五類，除了人名和地名，還有物名、稱謂語、文化習俗語三類。
(1)人名：對于漢語人名的翻譯，音譯居多。以前譯者根據(jù)漢語讀音翻譯，如“李白”翻譯為“LiPo”；目前以漢語拼音翻譯為主，“李白”譯為“IiBai”，“冰心”譯為“BingXin”，“惜春”譯為“XiChun”等。
(2)地名：地名和人名同屬于專有名詞，翻譯方法也相同。以長江為例，從前是根據(jù)它另一個名字“揚子江”譯為“YangtzeRiver”，現(xiàn)在也改用拼音“ChangjiangRiver”。
(3)物名：張培基先生在翻譯老舍的“想北平”一文時，用拼音加注的形式翻譯“牌樓”為Pailou(decoratedarchway)]，目的是為了體現(xiàn)中國建筑與其他國家類似建筑的區(qū)別。在英文中已經(jīng)有許多表示漢語文化圈里特有事物的音譯詞，像“豆腐”(doufu)乃至“麻婆豆腐”(mapodoufu)等等。
(4)稱謂語：在很多漢譯英的文本中，都把“老爺”譯成Laoye而不是Lord或是Master。JockHoe所譯巴金的《憩園》l3在遇到“老爺”的稱呼時，有的地方用master，有的地方用laoye，說明有些場合下master不能表達laoye的含義。更有甚者如林語堂，在他的半著半譯的作品《京華煙云》中，不但把從前漢語中對于大戶人家的女主人的稱呼“太太”直接用Taitai表示。還把“哥”、“妹”直接音譯成“ko”、“mEI”，如“平哥”為“Pingko”等。
(5)文化習俗語：英語中極具漢語文化特色的音譯詞有增多的趨勢，這和漢語中不斷出現(xiàn)的英語音譯詞成正比例。兩者都是文化交流的結果。有的表示漢語文化與習俗的音譯詞已經(jīng)成了英語的一部分。諸如“Kungfu”(功夫)、“kowtow”(叩頭)等。
這五類詞的共同特征是：它們體現(xiàn)了漢、英兩種文化在許多方面的不對等，而音譯作為一種翻譯方法，力求在英語承載目標文化中讓讀者意識到這種不同，并進一步了解漢語文化。
二、漢譯英音譯詞在漢語文化傳播中的雙重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成為全世界的主題。近百年來，中國都在尋求世界的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中外許多有識之士把大量的漢語作品譯成其他語言，用譯文的形式介紹漢語文化。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譯本如何才能進入目標文化，又如何才能保留并推介自己的文化特色?多元系統(tǒng)論者認為，文化是一個多元系統(tǒng)。其中，各種文學形式的地位不同，根據(jù)它們的重要性和穩(wěn)定性，在系統(tǒng)中按從中心到邊緣的次序分布。比如最能體現(xiàn)文化特點的詩歌處于中心位置；而通俗小說則次之。翻譯文本作為外來文化，處于邊緣地位。
從多元系統(tǒng)論的角度，漢語文化傳播要解決兩個問題：(1)如何才能進入目標文化?或者說如何才能從目標文化系統(tǒng)的邊緣位置向中心靠攏，獲得更多的目標讀者?(2)如何在目標文化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的異質性不被同化?
翻譯文本在目標文化系統(tǒng)中爭取地位的過程是一個力量和策略的斗爭過程。一種文化進入另一種文化的力量與文化自身沒有太大關系，反而取決于該文化所在國所在圈里的政治、經(jīng)濟力量。英語在全世界風行便是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文化的交流也有助于擴大該文化圈國家的政治和經(jīng)濟影響力。相對而言，漢語文化尚處于弱勢地位，很難在英語文化中搏得重要的位置，因而往往做出讓步和變形，被強勢文化同化。音譯，是一種抗拒同化的方法。
(一)音譯詞的積極作用
在文化意義上，漢、英兩種語言很多時候都沒有相對稱的表達方式，即玄奘歸納的意義完全缺失(秘密故、此方無故)，或是部分缺失(多義故、尊重故)。如果勉強用譯語中意義相似或相近的表達方式，就會抹殺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不同。以“嗲”字為例。據(jù)說“嗲”是中國特有的東西，更有甚者，說它是上海女人才有的特質。在英語中，它既有pretending的意思，也有affected、spoiled的意思，還有charming的意思，要說它是“撒嬌”，英語中更沒有對應詞了。在這種情況下，若譯者將它簡單譯為“affected”，英語讀者就只會根據(jù)自己對于affected這個詞的理解來想象一個英語文化中成長的“af—fectedgirl”，并且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就是譯文塑造的“嗲女人”。這種現(xiàn)象我們姑且稱為“文化干擾”。也許是為了避免這種干擾，MinJie在翻譯楊東平的文章《上海女郎》時，就將“嗲”譯成了“dia”。
音譯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消除譯語文化的干擾方面。譯語讀者只有在消除其自身文化干擾的情況下，才能正確認識和理解譯文中包含的源語文化。借用語言學中“信息”的概念，這個過程可以分為兩步來講：信息清空與信息重新輸入。
1．信息清空
音譯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陌生化。為了明確告訴讀者音譯詞的存在，譯者會有意避免使用常用詞以免產生歧義。漢譯英的音譯詞由于使用的拼音和英語的拼寫大相徑庭，譯語讀者一眼就能辨出與英語的不同。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利用陌生感，使譯語讀者與其文化隔絕。
例如，譯文中采用dia這種拼寫，就創(chuàng)造了一種陌生感。因為英文中除了那些縮略結構之外，沒有dia這個詞。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也就是漢語文化輸出的目標人群)讀到這個詞時，無法進行回憶或聯(lián)想。讀者和目標語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就被隔斷了。
如果讀者想要了解這個詞的含義，他必須按照譯者提供的線索去尋找。在這個尋找過程中，譯者往往就把源語文化灌輸給了讀者，完成了信息(譯文所要傳達的源語文化)的重新輸入。
2．信息重新輸入
譯者通過音譯詞僅僅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空殼——一個沒有意義的語言形式。因而音譯詞并不能夠起到文化傳播的作用。譯者通常采用在音譯詞后直接加解釋性文字、文中加注或是利用上下文提示的方式，以輸入源語文化信息。
林語堂在提到“臘八粥”時用的是直接加解釋的方法：lapacho，agrueleatenontheEighthdayofDecembe。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紅樓夢》時，把“甄士隱”音譯為“ZhenShiyin”，然后在文末加注為“Homophonefor‘truefactsconcealed”。而在MinJie翻譯《上海女郎》的譯文中，雖然沒有前兩種文字，但讀者可以根據(jù)上下文去理解dia的意思。譯文以這三種補償方式將源語文化的信息完整地帶給譯語讀者，凸顯了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不同。
從以上兩個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出，音譯詞成功地抗拒了譯語文化的同化。它在保留源語文化特色方面，其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音譯就是漢語文化傳播的最佳手段。實際上，音譯的應用受到的限制頗多。因為音譯詞還要解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它是不是能被譯語文化所接受。
(二)音譯詞的消極作用
音譯詞的消極作用也有兩個方面：一是音譯詞本身并不能反映源語文化的特質；二是音譯詞降低了譯文的可讀性。正是這兩者的存在，才限制了音譯詞在譯文中的大量使用。
1．源語文化的缺失
很多人因為音譯詞的拼寫和讀音不同于目標語言，就認為它具有“異國情調”。這是一種誤解。
這里有一個英譯漢的例子。傅東華翻譯的《飄》(Gonewiththewind)，因其音譯名太漢化、失了“洋味”而廣受批評。如男主人公RhettButler的漢名譯為“白瑞德”，許多人都覺得失去了英語的味道，不如后來譯成的“瑞德·巴特勒”。事實上，“瑞德·巴特勒”較“白瑞德”而言，只起到了陌生化的作用，卻不能體現(xiàn)英語和英語文化的特點。前面我們已經(jīng)分析了，音譯詞只是一個“陌生化”的空殼，它告訴讀者，它與目標語言與文化不同，卻不能說明不同之處在哪里。若沒有解釋或注釋等補償措施，它的作用十分有限。
以漢語人名的英譯為例。英語名字的命名是一個封閉系統(tǒng)，人們總是沿用前人的名字，不會有太多創(chuàng)新，以至于世界上有數(shù)不清的Bill和Mary。因此英語名字以指稱意義為主，用音譯也能體現(xiàn)其指稱或紀念意義。漢語人名則不同，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一個名字既可以紀念先人，也可以紀念事件，還可以表達志向或祝愿。基本上所有的字都可以用來命名，音譯不足以表達這么多復雜含義。
鐵凝小說《哦，香雪》的主人公香雪的名字就體現(xiàn)了取名人的意愿：希望她“象白雪一樣純潔，還要有怡人的芬芳”。音譯詞“Xiangxue”無法體現(xiàn)出這種意愿，所以譯者將它譯為“FragrantSnow”。這樣至少可以讓英語讀者明白，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這個名字包含了取名人對這個女孩子怎樣的期望。林語堂的《京華煙云》也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說“RedJade”，她的原名應該是“紅玉”。
在體現(xiàn)民族思維、民族文化這一點上，音譯遠遜于意譯。
2．可讀性降低
大量音譯詞的存在，增加了理解譯文的難度；同時伴隨音譯詞而來的解釋或注釋時時插入文中，又影響了譯文的流暢性，不免讓普通讀者失去耐心。這樣，譯文在目標語文化系統(tǒng)中的地位便會邊緣化。例如張培基先生翻譯茅盾的文章《白楊禮贊》時，將其中的“麥浪”處理為“mailangmeaning“ripplingwheat”又將郁達夫《故都的秋》里的一句話“不過在中國，文字里有一個‘秋士’的成語”中的“秋士”譯成“Qiushi(antumn scholar，meaninganagedscholargrievingoverfrustrationsinhislife)．。這兩處的音譯顯得沒有必要，而且這種解釋型的句子讓譯文句式僵化。
埃文·佐哈指出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如果外來文本的形式太極端或太陌生，那么譯文就有無法融入接收(目標)文化的危險。”
很明顯，過多的或是不恰當?shù)囊糇g詞會讓譯文過于陌生，從而無法進入目標文化系統(tǒng)的主流位置。相對而言，譯文被接受的要求比它保留源語文化的要求更基本，更重要。“可讀性”是任何文本獲得大量讀者的前提，而音譯詞在很多時候恰恰會破壞譯文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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