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言語行為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啟示
論文關鍵詞：言語行為 經典理論 傳統研究 新方向
論文摘要：言語行為是分析思潮中日常學派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強調以言行事。本文首先扼要分析奧斯汀和塞爾的經典言語行為理論框架及研究特點，次之國內外言語行為研究的特點及弊端．最后闡述當前出現的研究新方向。言語行為研究的和傳統告訴人們這已經不再是新生的語用學領域．但是當前出現的新方向反映出言語行為研究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言語行為理論是語用學研究的重要部分，其基本觀點是：說話即做事。在它之前的實證哲學家認定，句子只能用于描述某種情況或陳述某項事實，因此只適用正確或錯誤的價值。然而言語行為理論家卻指出，話語具備在現實中行事的能力，施事句沒有對錯，只有做與不做、恰當與不恰當之分。正是這種以言行事的主張使言語行為理論脫穎而出，并極大地推動了分析哲學的發展步伐。
英國哲學家奧斯汀(JohnL．Austin，191l1960)被公認為是言語行為理論的創始者。在他之后，他的弟子們，尤其是美國哲學家塞爾(JohnR．Searle)，則進一步豐富了他的主張并使言語行為理論系統化。此后，國內外對各式言語行為都做出一定的研究，如請求、道歉、贊美、感激、婉拒邀請、抱怨、拒絕、建議、批評等，其中有單語種下的研究，也有跨語種、跨的比較分析。這些研究往往與語用學關系緊密，尤其是語際語用學，其中直接為教學服務的就不在少數。不過，言語行為研究并沒有局限于語用學，相反地，它在其他領域也得到了應用和發展，如哲學、學、、、神學等等。
一、經典言語行為理論
在經典之作《如何以言行事》一書中，奧斯汀剛開始將話語分為述謂句(constative)和施事句(performative)：述謂句用于描述或陳述事實，具有真假值；施事句則是以言行事，沒有真假值。不過，奧斯汀很快認識到，述謂句也能以言行事。于是，他棄述謂句和施事句的區分而將重心轉至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并抽象出三種行為，依次為說話行為(1ocution)、施事行為(illocution)和取效行為(perlocution)，其中他關注的重點便是施事行為，尤其是顯施事句的施事行為。
塞爾在《言語行為：語言哲學論》中修正并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他只保留奧斯汀提出的施事行為和取效行為，而用命題行為(propositionalact)取代說話行為，認為任何語句都帶有言外之力的特征。塞爾還以“答應”這一具體的言語行為為例，提出了施事行為應該滿足的四條適切條件，從而豐富了言語行為理論。20世紀70年代，塞爾又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言語行為理論，他在《表述和意義：言語行為研究》一書里批評奧斯汀將施事行為的分類等同于對施事動詞的分類，提出應按照適切條件來劃分施事行為。此外，塞爾的另一大理論發展則是他對間接言語行為的闡述和歸類。
奧斯汀和塞爾在建構完善言語行為理論的同時也注重案例的分析，這時他們的研究呈現出以下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以句子為分析單位。奧斯汀和塞爾都傾向于分析實現某項言語行為的句子，并把重心放在句子里的動詞上。不過，他們不是像語法學家或語義學家那樣分析句子中得到普遍約定承認的語法規則或語義類型，事實上，他們關注的是話語，即句子在語境中的具體表現。
第二，研究對象的問題。奧斯汀和塞爾都認為日常生活的言語行為是以間接為主，不過奧斯汀還是以顯施事句為主要研究對象，如“我命令你們開火”，“我答應我會去”。塞爾前期也是主要研究直接言語行為，不過他后期發展了間接言語行為，從而完善了言語行為理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研究所舉的例子并不是來自真實對話。
第三，以適切條件為研究目標。言語行為沒有真假值，只有適切或不適切的問題。奧斯汀和塞爾都強調慣例和習俗對言語行為的巨大約束作用，言語行為必須要滿足一定的約定性條件和規則，于是如何總結言語行為的適切條件就成了他們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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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言語行為研究
在奧斯汀和塞爾之后，學者們開始更加深入地分析言語行為。與奧斯汀和塞爾的經典言語行為研究相比，后來的研究內容更充實，視角更豐富，總體上來說有以下一些新的特點：
第一，還是以句子為研究單位，但不再把重點放在行為動詞上，而是更傾向于研究句法結構，如實現某項言語行為而采用的不同句子類型。
第二，語用禮貌和言語策略被引入研究。研究者開始借鑒利奇(Leech)的禮貌原則以及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的面子理論，并把常見的間接言語行為歸因于說話者是出于禮貌的考慮。同時，他們還研究各種具體的言語策略用于體現語用禮貌。
第三，語料收集方法發生變化。前面也已提到，奧斯汀和塞爾所列舉的話語例子是他們憑主觀提出的，沒有真實的對話作基礎。但現階段的研究開始向說話者收集語料，并且所采用的方法是以問卷為主，其中分為三類：會話完成測試(DCT)、多項選擇問卷(MCQ)和應答分類問卷(SRQ)。值得注意的是，這樣所收集的語料還不是自然對話。除了上述的三個特點，還有一個顯著的情況便是言語行為的研究開始與語際語用學關系緊密。研究者開始關注學習過程的言語行為實現情況，他們一般會通過比較操本族語者和外語學習者來外語學習者的語用錯誤，從而為外語教學服務。
綜觀上述的言語行為研究，不難發現其中呈現出一些矛盾或疏漏之處，如：首先，語境的問題。語用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強調語境，強調在語境下的使用情況。言語行為理論家和研究者們也指出語境的重要性，但觀察言語行為的研究卻可以發現他們研究所依賴的語料是偏離甚至于脫離真實語境的。奧斯汀和塞爾所引用的話語例子是沒有真實對話作依據的，后來的研究者雖然開始通過問卷調查收集語料，問卷里往往會說明語境場合，但這樣的語料更多的是偏向于測試性質，并不是自然對話，也就不能算是日常語言使用完全真實的反映。
其次，語料為主的問題。言語行為理論起源并發展于西方世界，歐者在英語語料的基礎上建立了理論框架和研究模板。非英語國家的學者，尤其是東方學者，直接研究本族語的情況很少，更多的是比較英語與自己母語的不同情況。國內言語行為研究的現狀也呈現出這樣的情況，如劉國輝研究的是英漢兩種語言請求策略的理論和實證對比，朱坷涉及到的“建議”言語行為也是英漢的比較。
最后，適用性的問題。西方學者建立理論框架的時候多半是以自己的本族語為語料基礎，但他們同時又試圖使自己的研究結論具有普通適用性。塞爾就相信任何一種語言原則上都可以體現唯一的言語行為真理，他說：“因此，沒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語義研究，只有一種句子意義的研究，只有一種言語行為的研究。”西方學者相信通過研究本族語能總結出適用于所有的根本規律。然而，文化的差異給這個普遍適用性帶來了問題。例如，在英語文化中，“建議”這一言語行為往往會被視為一種威脅面子的行為，建議給予者因此會出于禮貌的考慮運用不同的策略來減少可能的威脅因素。但Bayraktaroglu發現“建議”在土耳其文化里遠沒有西方學者所謂的威脅性，相反地，土耳其文化把“建議”視為團結的象征，促使團體一起解決某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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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語行為研究的新方向
鑒于上述提到的問題，言語行為研究的發展需要有新的突破。事實上，語用學研究和言語行為研究現階段已經出現了針對上述問題的新方向。本文將介紹其中的兩個新方向，并分別稱之為特定(culture—specifc)以及特定環境(1anguage—speciifco一方面，特定文化環境是說研究者要以研究對象的文化為本，尤其是當東方學者采納西方傳統理論框架的時候，要從自身的文化出發，要以被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世界為基礎。SachikoIde，YasuhiroKatagiri，willi鋤Hanks和ScottSaft等人近年提出“解放語用學”(“emancipatory pragmatics”)的概念，旨在“打破已建立模式的束縛并使理論來源多樣化”。他們指出，基于歐美語言和思維方式的語用學研究傳統，傾向于“不加鑒別地依賴于操現代西方語言者的常識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主義、理性和”。于是他們鼓勵研究者們“將本族語者的生活世界融進該語言的語用描述中”。顯而易見，“解放語用學”的主要觀點就是要研究者基于具體的研究對象文化，而不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理論。
具體到研究方法，“解放語用學”則要求研究者融合不同的學科，將語言看成是“嵌入的活動，由豐富的認知組成，由語法構造，是實踐的一部分”。此外，研究者還需構建概念框架，其中包括語言形式與言語活動及社會常識的融合、語言和非語言的融合、相對非任意性(即社會理據)、社會中心性、歷史嵌入性、一般與具體、規則與啟發式以及簡化論之外。《語用學雜志)(JournalofPragmatics)2009年第4l卷還出版了一系列“解放語用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其中涉及的課題包括指稱、語言在社會關系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語法概念的日語語言分析等等。言語行為研究若是吸收“解放語用學”具體到文化的觀點，相信可以為非語種的研究帶來極大的啟發，改善英語語料占主導作用的現象，從而可以更真實地反映研究對象，并使研究成果多樣化。
另一方面，特定語言環境則涉及到言語行為研究的語料問題。前面也已經提到，傳統的言語行為研究所采用的語料要么是研究者靠自己直接編造的句子，要么是研究者通過問卷收集，很少有研究的語用學研究大多數是依賴基于操本族語者的直接而編造的例子。這些研究的大體目標是描述那些可能阻礙聽者理解說話者意圖的不明確處，然后一系列當說話者和聽者面臨這些不明確處可能會依照的規則和條件”。但是阿道夫斯發現，“當我們研究語料庫所體現的真實的語言使用情況時，這些不明確之處大部分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強調語用學研究應該基于語料庫，基于真實的語言語料。
阿道夫斯就以劍橋——諾丁漢英語話語語料庫(CANCODE)為基礎，研究了英語“建議”言語行為。有別于局限于句法結構的傳統研究，他則是從具體的“建議”表達式出發，從語料庫中搜尋這一表達式的運用情況，其中包括搭配、功能分布和語境分布三個方面。阿道夫斯具體到語言層面研究言語行為，發現了許多傳統研究方法忽視的情況，為言語行為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以上提到的兩個新方向并不是相互獨立，而是相輔相成的。特定語言環境的研究需要具體的語境，那勢必要求研究者關注研究對象所在的文化本身，深入挖掘該文化所蘊含的特殊品質。特定文化環境的觀點若有該文化具體語言語料的支持那會有更大的事實說服力。這些新的發展同時也體現出當前語言學研究的一些轉變：首先，普遍規律性不再受到追捧，個體的具體特性逐漸受到關注；其次，語言使用的真實具體語境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言語行為理論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發展至今，已不再是一個新生的研究領域，學者們深入地分析了言語行為的歸類、實現模式、語用禮貌和策略問題，為言語行為研究積累了充足的理論支持和實證框架。但是隨著語料庫的興起以及文化多樣性的關注，言語行為的研究傳統遭到質疑，并且產生了新的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注重特定的文化環境，另一方面關注特定的語言環境，兩者相輔相成，極大地推進了傳統言語行為研究。總結研究歷史，把握這些新方向，相信可以為新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論依據和研究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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