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與守靜-易、儒、道“靜”論合說

生生與守靜-易、儒、道“靜”論合說

生生與守靜——易、儒、道“靜”論合說 “生生”是《周易》的精神，“守靜”則是《老子》的宗旨，二者概念上有別，但又
存在著內在的聯系，承載和體現這一聯系最恰當的形式，就是人的生命。

生命二字，在字義上似乎提醒著我們，“命”是由“生”的燥動而來的。隨著新生兒的第一聲啼
哭，一個新的生命來到了世間。自此以往，“動”就伴隨著他走完一生。既然他的一生都是在
“生”，不生即死，故“動”與人的生命密不可分。但是，當我們詳細審視整個的人生時，卻也
發現它與靜有密切的聯系。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生命不僅在于運動，也在于靜
止。這不僅僅是說生命的個體，天地萬物總起來是一個大的生命。
（一）天地之心本靜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的這首《靜夜思》千
年傳唱，不知引起過多少文人墨客的追思遐想。但詩意之美，又不僅僅局限在文學欣賞或審美的
層面，從哲學的意義說，“靜夜”之“思”帶給我們的，是建立在“靜”的意境之上的對“靜”
的價值的深層體驗和追尋。

1、“靜”的意境

“靜”是中國傳統哲學所向往和追求的終極的境界。靜謐的情調是與哲人們生活的環境、哺育他
們的土壤分不開的。

中國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農耕文明的基本特點就是“靜”。人口依附于土地，不能隨便遷移，
農作物收成的好壞則是大自然陽光雨露恩賜的結果。農時也就是天時，不誤農時，因地制宜，可
重復性、可持續性地耕種和開發，是國民經濟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它與游牧民族“打一槍換一個
地方”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農作物都被統歸于“植”物，“植，根生之屬也”。以根
為生命之本者便屬于植物。而根生屬的基本特點就是靜而不動，所以植物也就是“不動”物。家
禽家畜之類雖屬“動”物，但又都是食植物而生，并被圈養在農家的固定場所，故也可以看作為
次級的“植”物。在如此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哲人，他們的思想沒有理由不反映哺育他們的大
地的呼聲。李白雖然是一詩人，但他同樣離不開生他養他的這一方水土。

在詩中，李白所以疑月光為霜，是因為時已至深秋，皎潔的月色很容易使人把它與霜
降聯系在一起。還在梁簡文帝的《玄圃納涼》詩中，就已經有“夜月似秋霜”之句。李白的詩，
則是從秋霜月夜中提煉出“靜”的境界。月靜而日動，夜靜而晝動，秋（冬）靜而春（夏）動。
在這里，日月與晝夜的語義實際上是同一的，它們都是陰陽二氣的具體樣態。陰與陽是講實體、
講屬性，而從活動和狀態上講，那就是動靜。所以，說到底，動靜與陰陽、日月、晝夜都是相互
發明的，這一點似乎并不難理解。而需要進一步加以闡發的，是靜與秋（冬）的關系。

“靜”在中國哲學，是與陰分不開的。而純陰也就是坤卦。坤卦按季節已在十月深秋，時已寒氣
逼人，李白夜半醒來，興許就是被凍醒的，所以朦朧之中將月光誤認成了秋霜。從農時來看，農
歷十月屬于秋收冬藏之際。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廣袤的田野上，繁忙的秋收季節早已過去，蕭瑟秋
風之中已少有人跡，“冬藏”不僅僅意味著人們來年的糧食儲備，也包括了動物的食物貯存和準
備進入冬眠。因而，“靜”是這一時期不同生物的共性的真實寫照。

但是，坤既是純靜之卦，也是生長與活動的邏輯起點。受陰中有陽、靜中有動的天地運動本性的
支配，生生的氣息總是要顯示出來的。所以，坤卦之后便是復卦。坤卦六全為陰，故為純陰。
但一到純陰，則陰的發展已到極端，物極必反，陽氣重又開始生長。在卦象上即是一陽生于下，
成五陰一陽之卦，是為復卦。復卦已是十一月之卦，農歷十一月也就是冬至之月。在北半球，冬
至日日照最短而日影最長，故曰冬之“至”。但至極之后，陽光直射位置便開始向北移動，日照
逐漸延長。所以，《周易》的卦象在這里所反映的，是先民們對自然科學規律的認識。

就復卦卦象自身來看，它本是由兩個三畫卦（下震）和（上坤）重疊而成。震卦卦象為雷，卦義
為動；坤卦卦象為地，卦義為靜。合起來，震一陽動于地下，象征在陰而靜的地下，已開始有陽
氣“復”生，所以名為“復”。而《彖傳》亦據此解釋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卦披露
給我們的，是天地之“心”的范疇。但是，“心”之一字使我們產生的聯想，就如同一團跳動著
的火焰，“動”是它的基本存在特色。那么，這個天地之心以“靜”為標識，又是如何來發明的
呢？

2、本靜與主靜

最早以“靜”來規定天地之心的性質的，是魏晉哲學家王弼。王弼認為：
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
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
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

天地是以“本”為心的，這個本（根本）就是“無”，也就是“靜”。不過，“本”雖然說自身
是靜，卻可以通過“動息地中”的卦象彰顯出來。就是說，下卦震雖然象征著動，但這“動”卻
止息于靜止的大地之中，“動息則靜”，寂然無為，所以天地之心不屬于動、而屬于靜的范疇。
在這里，王弼并不是否認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他是肯定天地間“雷動風行，運化萬變”的現實
的。但作為一名哲學家，他又想要超越這變化萬千的現象世界，尋找深藏于它們背后的不動的本
體。只有以靜、以無為心，萬物不論類別、親疏和等次，彼此才能相安相融。道理很簡單，你可
以任意設想動物與動物之間的沖突，卻很難設想動物跟不動之物如植物發生沖突。這就如同
“有”與“有”之間可以相互沖突，而“有”跟“無”卻不可能發生沖突一樣。

王弼不只注解《周易》，他也注解《老子》。事實上，他據于復卦的“天地之心本靜”的思想，
也可以看作是從《老子》的“歸根曰靜”中推導出來的。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
作，吾以觀復。夫物云云，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為復命。”就是說，萬物品類雖然眾多，
生態雖然各異，但最后都只有“復”歸到它的根本上才能開始生長。而這個根本也就是“靜”。
所以，老子用了大量的篇幅來宣揚他的靜的思想，要求“守靜”、“觀復”。個中緣由，不論在
老子還是王弼，似乎并不復雜，在日常生活經驗中也是容易證明的。那就是，有（一切具體的存
在物）總是產生于無，動總是產生于靜，從無到有、自靜而動可以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這是從
“順”的方面看。逆向而觀，則是有歸于無、動息則靜。那么，不論從哪一方面看，靜總是占有
著更根本的位置。大至宇宙，小至我們身邊的任一具體存在，只要你能“反本”思考，都不難走
向這樣的結論。

但是，人生在世，又無不是以“動”為特征的，那他如何才能守靜呢？老子提出的基本主張，就
是“不（無）欲以靜”。其道理在于，人生的一切活動都是以利益為基本的支點的，都以滿足自
己的利益需要為活動的目的，這在倫理學上也就叫做欲望。因此，如果人祛除了欲望，完全順從
自然，便會回歸到本始之靜的狀態。

老子的“無欲以靜”的思想在后來影響深遠。北宋周敦頤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主靜”
說。當然，作為理學開山，周敦頤講“靜”也融入了佛教的思想。即“靜”又與“凈”聯系了起
來，既是清“靜”，也是清“凈”。雖然靜的對立面是“動”，凈的對立面是“染”，二者似不
相同；但染污的塵世燥動追逐的是利欲，故去欲既是凈也是靜，二者可以相通。周敦頤本人事實
上就是如此來看的。

周敦頤的名篇《愛蓮說》，歌頌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亭亭凈植”的蓮花
的品格，可以說正是靜、凈的合一。凈者出淤泥而不染，靜者不為富貴妖嬈所動。而“亭亭凈植
（不動）”一句，可謂凈、靜境界的最完美的融合。周氏借以說明的，既是理想中的君子的品
格，也是新儒學所追求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境界。當然，這諸般品格的合一并不會影響到他
“主靜”的中心觀念，因為他要通過靜的境界去實現重新確立儒家最高道德標準——中正仁義
（人極）的目的。

同時，在《愛蓮說》所舉的菊花、牡丹和蓮花三花中，周敦頤雖稱頌的是蓮花，但他對菊花其實
也是有所“愛”的，也因之惋惜陶淵明以后再也沒有人去繼承這份情緣了。所以，盡管周敦頤長
期任職于地方，官宦生涯的依賴性使得他終究不可能去做一名“隱逸者”，但在內心，他始終是
向往仙風道骨的隱逸生活的。他有詩稱：“久厭塵坌樂靜緣，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
去，且寄云房一榻眠。”這也就不難理解，對于“樂靜緣”而“徘徊真境”的周敦頤來說，他自
然要保留道教的“無極”于儒家的“太極”之上，一體構成哲學的本體；又需要將老子的“無
欲”添加進來，以作為“主靜立人極”、確立儒家最高道德標準的基本手段。

不過，作為周敦頤的學生的二程，對“主靜”之方卻并不感興趣。究其原因，一是認為講“靜”
便掉入了佛教的窠臼，故而不取；二則是重新梳理淵源而再談“本靜”的問題。這一淵源，不在
《老子》、更不在王弼，而是先秦儒家典籍《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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