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文寫作指引：文章如何對話
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乃至工作，大家總少不了接觸論文吧，論文是探討問題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手段。那么你有了解過論文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學術論文寫作指引：文章如何對話，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學術論文寫作指引：文章如何對話
學術生產是一個共同體行為，每一篇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都應該能夠為學術界帶來邊際知識，也就是說，相對于既有的學術研究，文章能夠是所推進或改進。因此，學術生產者必須帶有對話意識，審慎反思現有學術知識，并據此確立自己研究的對話點，只有這樣，文章才能立得住腳，才會有理想的學界反響。
一、為何對話?
文章有不同類型。文章的論述對象既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者。其傳播對象也可以是自己，或是他者，我們分別用“主觀”和“客觀”來表示。那么，兩兩交互，文章就可以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主觀的自我。這種文章以自己為描述對象，并且只給自己看。比如富蘭克林寫日記，三省吾身。
第二，主觀的他者。這文章以他人為描述對象，但卻是給自己看的，比如，寫工作日志等。
第三，客觀的自我。這種文章以自己為描述對象，但卻是給他人看的，比如寫自傳，或者是寫詩，李清照說，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她用婉約的詞句把自己的心事分享給他人。
第四，客觀的他者。這種文章以他人為描述對象，同時也是給他人看的。學術論文就是這種類型的文章。
既然學術論文是研究他人的，又是供他人閱讀、使用，那么，它就是一個公共產品。而生產公共產品，便不能自說自話。你必須明確，與你研究相關的文章，已經有了什么程度的研究積累，如果你發現自己的研究不過是重蹈舊轍，那么，你最好趁早改弦更張。否則，你再重復一遍人家的研究，對于學術界來說，你的邊際貢獻在哪里呢?
學術對話，就是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研究與既有知識進行比照，進而確立自己研究的邊際貢獻。而對話點，其實就是你的研究與既有研究的接榫點。學術界就好比一個互聯網，學者應該有意識地把自己的研究聯接上網，而對話點就是聯網的端口。否則，不與學界對話、不與他人溝通，你的研究就自絕于學術界了，成了局域網游戲，甚至成了單擊游戲。
二、如何對話
學術論文應該力圖進行理論對話。由于學術研究以理論推進為目標，因而，盡管你的研究是在講一個新問題，但是這個問題背后的理論卻很有可能是學術界已有的，這就是所謂的“新問題、舊理論”，盡管在孔飛力之前，并沒有人講過“叫魂”的故事，單純描述叫魂故事就可以稱作“創新”了，但是孔飛力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過叫魂的故事，與韋伯的官僚制理論進行了對話，這才有了這本書的學術價值。
對話點要聚焦，要有針對性，要“正面交鋒”。具體而言，對話點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開創性對話。這種對話是指，研究者發現了一個新問題，但是學術界卻無理論供給，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理論概括。
例如，格蘭諾維特的成名作是《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于1973年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雜志上。他在文章中提出，相對于強關系(strong ties)，弱關系(weak ties)雖然不如前者那樣堅固，但是有著極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傳播效率。比方說，找工作的時候，你同學的同學的同學可能會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工作信息，相比之下，你同學知道的信息，你多半也知道，反而相形見絀。
第二種是接力性對話。這種對話是指，沿著前人既有的研究，繼續推進、深化，或者擴大其理論適用范圍等。
例如，邊燕杰的成名作是《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于1997年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雜志上。在這篇文章中，邊燕杰對格蘭諾維特的弱關系理論進行了一個有趣的對話：弱關系在美國社會找工作比較管用，但是在中國，人們更經常地通過強關系而非弱關系尋找工作。通俗地說，工作是否到位，要看關系是否夠硬。
第三種是駁斥性對話。這種對話是對既有的研究進行批評、反駁，并轉而建立自己的研究理論。
例如，2003年，穆爾在《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Social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Do Contacts Matter?》的文章。文章認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測量的其實只是那些不可觀測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首先，關系具有同質性，通俗地說，即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己牛，才能有牛朋牛友。其次，關系還具有內生性：有關系的人才能夠使用關系，因此，是人力資本而不是社會資本帶來了市場回報。
駁斥性對話并不是說，駁斥的就一定是對的。你駁斥了人家，人家也可以反過來再駁斥你。針對這篇駁斥，梁玉成在《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5期發表了《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無用嗎?》，又做了一個對駁斥的駁斥。
梁玉成認為，穆爾的批評是不成立的，從發生學原理來說，人們構建自己的關系網絡并不總是希望發展同質性關系，也希望建構一些異質性關系(比如說，認識一些圈外的人，說不定還有求著人家的地方)，只是維持異質性關系的成本特別高(比如說，話不投機啊，跟一幫不熟的人喝酒，累啊!)，所以，最后朋友圈就變成同質性的了。內生性理論也不對，即使用內生轉換模型加以統計控制，社會資本的市場回報仍然是顯著的，而且內生性原理只是在關系具有正功能的時候才是如此，當關系出現負功能時，有關系的人也選擇不使用關系。
從學術生產的歷史看，學術生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步步推進，在不斷對話的過程中逐步成長、成熟起來的。學術對話的過程，也就是學術進步、學科完善的過程。
三、確立對話點
好的理論研究大多具有一個非常堅實的對話點。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桑巴特指出，資本主義精神起源于猶太教，由猶太教的理性主義觀點、猶太教的條文主義、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允許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存在不同道德原則的訓誡等要素催化而成，在猶太教的影響下，遠在 16世紀就形成了資本主義精神。清教教義不是資本主義背后的道德力量，相反，資本主義是推動清教教義形成的力量。韋伯的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實就是在與桑巴特進行對話，韋伯在書中提出，新教倫理才是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源頭動力。
正常來說，應該是先有對話點，然后才有文章出爐。本來文以載道，文章就是表達理論的工具。有了學術對話點，作者才有行文表達的動力;沒有對話著力點，文章就容易走空，甚至“無病呻吟”。而反過來說，只有作者抓住了一個學術界亟需的對話點，他的文章才會被閱讀、贊同和引用。
對話點是否有效，一個人說了不算，需要學術同仁的普遍認可。大家都說好，才是真的好。冥思不得的時候，不妨約上幾個同仁，頭腦風暴一番，讓大家“踩一踩”，檢驗一下你的對話點是否扎實可靠。如果你通過了檢驗，接下來也就更容易“順理成章”。
學術論文寫作指引：如何發問
一、提一個真問題
學術靈感多如牛毛，但并非每個發問都值得深入的、系統的后續研究跟進。研究者必須對這些研究問題進行篩選，選出那些最重要的問題，繼續研究。
一篇好的研究，一定建基于一個真問題。什么是真問題呢?所謂真問題，就是指它能夠對應一個真實的社會疑問。
人們什么時候才有疑問呢?人們行走在路上，如果大路通天，那么，人們盡管直行即可。但是，假如有一天，人們發現，前面的路堵上了，行不通了，或者人們發現，前面有兩條路，不知道哪條路更好。這時，人們就有了疑問，就需要理論來幫助人們繼續前行。
蘇聯為什么倒臺?社會主義道路為什么在東歐和蘇聯行不通了?伊萬·塞勒尼(Ivan Szelenyi)的一系列研究實際上都在回答這個問題。
向左右，還是向右走?就像哈姆雷特的經典問題：To be or not to be，it is a question!要不要土地私有化?到底是要自由主義還是激進主義?要宏觀調控多一些，還是自由放任多一些?
假如你仔細梳理學術史，你會發現，所謂的學術門派，不過是他們共同關注近似的問題，或者就某幾種問題得出類似的答案。而這些問題，一定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對應著人類社會的永恒追問。
二、研究問題學術化
很多作者不太懂得學術研究與橫向課題之間的區別，往往直接將課題結項書拿來投稿，結果當然很不理想。
橫向課題研究提問題時，通常會非常關注現實問題，喜歡使用政策性問題作為研究發問，比如，怎么才能讓“釘子戶”不上訪?
這個問題問得很有現實意義，但是如果放在學術語境下，這還算不上一個好的學術問題，因為它沒有及時將現實問題轉化為理論問題。學術研究不能停留于就事論事，而必須能夠揭示一個社會因果機制。
那么，如何才能揭示一個社會因果機制呢?答案就是類型化。
學術讀者不是為了聽你的故事，才看你的文章，他們是為了獲得一類問題的學術答案，他們還希望聽聽你如何解讀這個故事，如何回答這個故事代表的那類問題。所以，上面的問題可以這樣問：“釘子戶”上訪的社會動力機制是什么?
研究發問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事實層面，還要能夠追問這個問題背后的類型學意義。只有通過這個類型學的考察，你的故事才不僅僅是一個故事，而真正成為理論的“論據”。
實際上，你應該暫時擱置你的現實問題，而專注于現實問題背后的理論回答。假如你能夠將這一類型的問題做一個理論性的系統回答，解決對策也就自然而然，浮出水面了。如果你已經探尋出“釘子戶”上訪背后的社會因果機制了，難道還不知道怎樣防止他們上訪嗎?
三、學術發問的幾個原則
第一，發問必須直抵要害。發問如殺雞，要找對血管，一刀封喉。
有一次，跟一個朋友喝完酒，他找了代駕。這個朋友有一個規模不小的公司，且已經財務自由，因此我好奇：為什么你不請一個司機，而是找代駕?
于是，他跟我講起養一個司機的各種附帶問題，包括你要處理與司機的關系，承擔司機的其他支出，而且司機還不一定隨時有空，等等，但是代駕不僅能夠解決即時性問題，而且還沒有那些額外的成本。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請代駕還是請司機的問題，實際上，這背后是一個組織與市場的選擇問題：請司機是一個組織手段，而請代駕則是市場手段。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科斯(Ronald Coase)，科斯精辟地指出：假如市場可以有效地解決人們的經濟問題，我們為什么還需要組織呢?就好比如說，假如你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鮮的牛奶，何必非得自己養一頭奶牛呢?
威廉姆森后來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實際上也是在回答這個問題。按照威廉姆斯的說法，由于有限理性、不確定性、投機性傾向和小數現象，交易雙方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當市場的交易成本過大時，人們可能就會考慮市場，比如，很多大型公司會采取吞并自己的交易伙伴;而反過來，如果組織的交易成本過高的話，人們就會考慮市場外包的方式，比如，現在很多公司都采取服務外包的方式。
參考文獻：Williamson，Oliver E.，Market and Hierarchies，New York：Free Press，1975。
第二，一次只問一個問題。論文與散文的區別在于：論文是高度提煉過的，必須高度聚合。一篇文章只能有一個中心，就像一個軍隊只能令出一門，君命甚至都可以不從。
比如，王寧：《壓力化生存：“時間荒”解析》，《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這篇文章的研究問題異常凝練，翻譯得通俗一點就是：時間去哪兒了?通篇文章干凈利落，高度整合，一直圍繞著研究發問組織行文。摘要如下：
時間荒是生活壓力的一種體現，是一種令人不適的日常體驗，并構成一個社會問題，但國內卻鮮有關于時間荒的研究。美國學者斯戈關于時間荒的理論具有借鑒價值，但卻難以充分解釋中國人的時間荒的根源。有鑒于此，時間荒理論有必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加以擴展。事實上，除了斯戈所說的勞動制度和消費主義文化，中國人的時間荒還有三個根源：第一，城市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飆升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脫節;第二，制度無效率導致無效時間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國的產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使得時間荒現象成為一種發展中國家的勞工階層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價。
第三，研究問題小中見大。很多作者喜歡高大全的提問方式，這樣的提問方式很有抱負，也很誘人，但是卻讓研究難于聚焦，通常的結果就是空對空，通篇論述都懸浮在空中，并不能提出有效的社會因果機制，更不能打動讀者。好的研究問題一定是能大能小、能上能下的。
比如，羅伯特·帕特南有一本經典著作《獨自打保齡》。這本書的研究議題很宏大，講美國的民主狀況，但是他的研究切入卻很窄，與托克維爾大相徑庭。
帕特南認為，民主質量的好壞與公民社會的狀況密切相關，如果一個社會的民主運作出了問題，那么，從根本上說，一定是公民社會先行出現了不良癥狀。帕特南獨辟蹊徑，通過觀察人們的社區行為，比如打保齡球，來審視公民社會的狀況。他發現，托克維爾當年觀察到的社區生活正在逐步衰落，公民參與的熱情度下降了，投票率也下降了，那些喜歡結社、過組織生活、熱心公益的美國人不見了，今天的美國人不再愿意走進俱樂部從事集體生活，而是寧愿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或者獨自去打保齡球。獨自打保齡，就意味著美國社會資本的流逝，因此，其結果就是美國人的民主參與正在日趨衰落。
參考文獻：[美]羅伯特·帕特南：《獨自打保齡：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與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第四，發問要敢于質疑。學術無禁忌，一定要敢于打破常識，敢于挑戰定論。只有如此，才有學術進步與理論創新。
比如，謝宇等人在2010年在AS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質疑了人們的一個常識。人們通常認為，那些更有可能進入大學的人，讀大學會獲得更高的教育回報，也就是正選擇(positive selection)過程。但是，謝宇等人卻發現，讀大學恰恰是一個負選擇(negative selection)過程，也就是說，那些更不容易受到大學教育的人，其實從讀大學本身獲得的教育回報反而更大。
為什么呢?這是因為社會過程是高度選擇性的，那些沒有通過社會選擇門檻的人，實際上反而是最需要進入大學，那些輕松邁過門檻的人，其實不讀大學，照樣可以有一個替代性的社會上升途徑。
就拿發文章來說，那些更容易發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有了教授、博導頭銜的作者)，恰恰反而更不需要發文章，而那些發不到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年輕的學者、博士生)，其實恰恰更需要這些文章(評職稱、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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