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的發展
鐘泰在《凡例》中就明確指出他是以史傳的體裁書寫的中國哲學史，略論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的發展綜述。
鐘泰(1888—1979)，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字 齋，號鐘山，別號待庵。江蘇南京人。師從太谷學派中期宗師黃葆年，曾攻讀于江南格致書院，繼而留學日本，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歸國后任兩江師范學堂日文譯教。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爾后歷任安徽高等學堂教師，南京法政專門學校(后改法政大學)日文教席，并開老莊講座，又任《共和雜志》社社長。1924年轉任杭州之江大學國學系教授、系主任。1939年任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教授。1943年任貴陽大夏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與熊十力并任書院主講兼協纂。1948年任光華大學教授。新中國成立后入華東師范大學。后轉入上海文史館。1962年應長春東北文史研究所禮聘講學。1966年返回上海文史館。1979年病逝于家。
鐘泰畢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學，博采眾長，成一家之言。著有《中國哲學史》、《荀注訂補》、《國學概論》、《莊子發微》、《春秋正言斷詞三傳參》、《顧詩箋校訂》、《管子侈靡篇》等。其中，192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是鐘泰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國哲學這門學科創立之時，該書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領域產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
不同于胡適、馮友蘭等“以西釋中”的研究模式，鐘泰采用了中國化的哲學研究方法。鐘泰在書中完全運用中國本土的話語方式，在傳統的領域內對哲學進行梳理，較為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鐘泰并不是簡單重復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而是具有了明顯的方法論意識。
鐘泰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全書分為四編，分別為上古哲學史、中古哲學史、近古哲學史、近世哲學史，共分為上下兩卷，八十二章，單列人物117位。上古哲學史由周代至先秦，中古哲學史涵括漢唐時期，近古哲學史包含宋明哲學，近世哲學史則涵蓋了清代哲學。鐘泰以客觀的筆觸，盡可能真實地介紹各家思想，以龐大完整的體系奠定了“以中釋中”的中國哲學史詮釋框架。
縱觀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具有如下主要特點。
1.敘述了上古哲學思想的淵源
在第一編上古哲學史中，鐘泰提出了他對中國哲學總體特征的認識。中國哲學的特點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鞏固、發展，貫穿了整個中國哲學史。在第一章中，鐘泰將中國的哲學思想追溯至周代，認為中國哲學“至周代始有統系可言。”[1]4他從上古思想中提煉出“本天”、“盡人”、“首孝”、“用中”、“上民”、“大天下”六個方面，認為人應以天為萬物之本，“人者托體于天，則當以天為父”[1]4，同時充分發揮人的本性，進行能動地創造，“盡人之性，則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1]4，從而實現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盡人之性的具體行為是什么呢?鐘泰隨即提出了“首孝”，強調孝的重要性。自上古時代孝道思想就產生和流傳下來，擴充為五倫關系所應遵守的標準。“用中”即是以中道的方式處世，而后重視民意，以保民、愛民的思想治理國家，最終實現天下統一的政治理想。這些方面涵蓋了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等方面的內容，涉及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論述。第二章“王官六藝之學”，鐘泰認為“周公集前王之大成”[1]9，著述了以禮樂文化為中心，六藝之學為內容的典章。百家諸子之學皆源于六藝，而六藝之學則始于周公。因此鐘泰指出，“中國哲學，必當斷自周公為始。”[1]4鐘泰運用富于中國特色的語言歸納出中國哲學的特點，追溯了中國哲學思想的本源。
2.采用史傳體例書寫哲學史
鐘泰在《凡例》中就明確指出他是以史傳的體裁書寫的中國哲學史，以客觀的視角敘述各家基本思想。鐘泰秉承古文經學派的解釋學方式，抱著“述而不作”、“我注六經”的學術態度著述，他所整理的中國哲學史內容翔實，語言古樸，態度誠懇。值得一提的是，鐘泰在梳理哲學史時堅持了“上下則詳其源流，彼是亦辨其同異”的原則，對不同時期的人物、流派、思想以及同一時期的不同人物、流派、思想等進行對比，研究他們的源流和發展，探討他們的異同之處。對于不同時期，鐘泰通過介紹主要人物以歸納其核心思想及其學派的特點。例如在介紹孔子時，通過“仁”、“忠恕”、“孝弟”、“五倫”、“成己成物”、“富教”、“小康大同”、“知命之學”等方面來講解，介紹墨子以“兼愛”、“非攻”、“節用”、“天志”、“墨經”為特點來概括，介紹朱子從“理氣”、“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居敬窮理”幾個方面進行總結。對于同一時期，鐘泰則以事件為焦點進行論述，如“兩漢儒學之盛”、“魏晉談玄之風”、“宋儒之道學”、“元明諸儒之繼起”、“清儒之標榜漢學”，對某一時期的特點進行集中的闡釋和總結。“史家之例，或以事為題，或以人為目。此書述一家之言，則著其人;總一代之變，則標其事。”1這些正體現了鐘泰的這一寫作原則。
3.以同情理解的態度介紹各家學說
鐘泰在著述過程中，并沒有對各家之言持褒貶不一的態度，而是以真實的姿態還原諸子思想的本來面貌，客觀、全面地一一展示其哲學思想內容。“門戶之爭，自古不免。然言各有宜，理無相悖。此書于各家同異，時附平亭。既欲見學術之全，亦以為溝通之助。”[1]1鐘泰在書中充分 地體現了作為一名哲學史家的客觀態度。鐘泰在評價宋儒時寫道：“宋儒于經，不主訓詁而主義理，不主師傳而主心得。惟主義理主心得，故以經為求理之階梯，而不認經為可以盡天下之理;又以為理雖在經中，而亦非專于守經所可得。”[1]185-186而后他又將宋儒與漢儒進行了對比：“由是觀之，宋儒與漢儒，其有取于孔子之經雖一，而其所以取于孔子之經者則有間矣。是故譬之于谷，孔子植之，漢人收獲之，而宋儒則播之礱之，淅之炊之，且以自食之者也。”[1]186作為太谷學派的繼承者，鐘泰并沒有一味褒揚儒家學說，而是對比分析了儒學不同時期的特點，以同情理解的態度分別評述各家學說，這種中肯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以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舊文化，以西方哲學的邏輯方法重新梳理中國哲學。馮友蘭又進一步深化了“以西釋中”的哲學研究方法，成為新理學的先驅。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鐘泰堅持“以中釋中”，以表明自己的文化觀。他指出：“中西學術，各有統系，強為比附，轉失其真。此書命名釋義，一用舊文。近人影響牽扯之談，多為葛藤，不敢妄和。”[1]1鐘泰認為中西學術各成體系，正是因為兩者的差異性，才使它們具有了各自的獨特性。他反對將中西哲學牽強比附，尤其反對胡適用西方進化論的觀點來審視中國哲學。如“近人摭拾其‘萬物以不同形相禪’之一言，又取與達爾文之《天演論》相比附，去莊子之真意益遠。”[1]46鐘泰對胡適提出了直接的質疑：“胡適之《哲學史大綱》創為此說，然‘萬物以不同形相禪’句下，即繼之以‘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夫言天演，言進化，有始卒若環者乎?胡氏之說不攻自破。”[1]46由此可見，鐘泰拒絕用西方化的研究模式來整理中國哲學史，他力圖通過運用中國哲學獨有的方式，進行自我更新和自我揚棄。在多種哲學研究方法并存的五四時期，鐘泰堅持回歸中國本位的敘事方式，為捍衛中國哲學的獨立性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環境下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西哲學的融合與發展。
鐘泰在書中并沒有對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進行明確的定義和解釋，其觀點只能被后人所揣測。他闡釋了117位人物之多，其中有不少人物在其他哲學史書中并不多見，如魏伯陽、牟融、徐干、陶淵明、陳止齋、唐說齋、蔡西山、蔡九峰、蔡節齋、真西山、魏鶴山、吳草廬、鄭師山、劉伯溫、曹月川、吳康齋、張楊園、唐鑄萬、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洪北江等。這一方面說明鐘泰學識淵博、博覽群書，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學術、思想和哲學的把握不甚分明。鐘泰對哲學、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概念沒有清晰的認識，因此他所列舉的諸位人物中，包含了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而這些學者和思想家并不完全是哲學家，哲學史也不盡等同于思想史、學術史。這種“還原論”的敘述視角和方式在當時可能是落伍的，但在今天又受到了學界的重視。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形成了“以中釋中”、“以西釋中”、“以馬釋中”等詮釋方式，而后的幾十年里，“以西釋中”、“以馬釋中”逐漸成為主流的研究方法，它們以較新的途徑和科學的方法，重新挖掘了中國哲學的價值，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視野，取得了豐厚的成果。然而，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并沒有持續下去。在西方的話語系統之下，學界出現了一味追求西方化的形式主義、過度依賴西方文化的情況。能否真正詮釋出中國哲學的思想精髓，揭示中國傳統文化。而鐘泰中國本位的敘事方式，對諸子各家同情理解的態度，在這種現狀下顯現出其獨特的價值，給現代人以反思和啟發。鐘泰書寫中國哲學史持有的謹慎、中肯的態度，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尊重與還原，值得當代中國哲學建構者們借鑒。
在現今大陸兩種社會制度并存、多種文化類型同在、多維價值體系共生的社會環境下，文化的發展必然多元的，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哲學史建構也必定是多維度的[3]。以鐘泰為代表的中國化研究模式，在多元化的文化觀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能夠幫助整合中國哲學史的建構，重新審視和調整中西哲學思想的關系，傳承和發揚中國哲學的內在精神，為使中國哲學史學科更好地建立自身的話語系統和書寫范式而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鐘泰.中國哲學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2]康宇.20世紀中國哲學史學科建構歷程及其現代進路[J].江漢論壇，2009，(1).
[3]柴文華.論“中國哲學史”的建構[J].深圳大學學報，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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