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與古文運動
引導語： 中唐后期，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這場運動在中國古文發(fā)展史上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韓愈與古文運動，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在我們熟悉的唐代文學家中，韓愈或許是最具士大夫品格的一位。我們從“古文運動”的文學史高度理解韓愈，也對韓愈諫迎佛骨、夕貶潮州、祭鱷魚、興邊鄙的掌故耳熟能詳。
但其實韓愈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洞見和行動能力的政治家。而韓愈平叛的事業(yè)，也與其文字生涯互為表里。
眾所周知，藩鎮(zhèn)割據(jù)是導致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韓愈生活的德宗、憲宗、穆宗時代，藩鎮(zhèn)割據(jù)已經(jīng)成為了帝國的癌癥。成德節(jié)度使田弘正，本是叛將田承嗣之侄。
田弘正感于大義，歸降唐朝，被擢升為中書令兼成德節(jié)度使。然其部將王廷湊率部兵變，殺死田弘正及其將士、家人三百余人，自立為節(jié)度使留后兼知兵馬使。王廷湊本是回鶻人。唐朝因藩鎮(zhèn)離心，軍權(quán)松分散，便只好雇傭異族武人以對抗。
然雇傭軍畢竟難以控制，終究離心離德，釀成禍亂。當時韓愈剛剛從潮州謫居任上回京，擔任了短暫的國子祭酒之后轉(zhuǎn)任兵部侍郎。傾危思重臣，而韓愈故友元稹的一句“韓愈可惜”，也讓穆宗皇帝再次想到韓愈。穆宗以河東節(jié)度使裴度充任幽、鎮(zhèn)兩道招撫使，韓愈也臨危受命宣撫，并被授權(quán)便宜行事。韓愈孤身進入王廷湊營地，王廷湊擺開陣勢，以大軍相迎。
當然，王廷湊知道韓愈不好對付，便忙將責任推給士卒，說田弘正之死完全是士卒嘩變的結(jié)果。韓愈不吃這一套，厲聲說：“皇上賞識你的才能，賜你節(jié)仗，你卻辜負皇恩，大逆不道，是何道理?”王廷湊的軍士中也有人站出來說：“先太師(田弘正)曾平定朱滔叛亂，血衣猶在，我們也流血流汗，不負國家，國家為什么以我們?yōu)榉磦?cè)?”這名士兵顯然是在偷換概念，把朝廷鎮(zhèn)壓王廷湊置換成了追究田弘正。
韓愈抓住這一點說：“我以為你不記得先太師了。記得就好。天寶以來，背叛朝廷的節(jié)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都有子孫在嗎?有繼續(xù)為官的嗎?”大家只能回答“沒有”。韓愈又說：“先太師田弘正以魏博六鎮(zhèn)歸順朝廷，這是人所共知的。”軍人忙搶白：“田弘正刻薄少恩，所以我們才不安。”韓愈順勢說：“但你們殺了田太師及其家人，究竟誰更無理?”大家無可置對，只能說“對”。王廷湊害怕眾軍人又反過來倒戈于自己，只好做出讓步：“您想讓我怎么樣呢?”韓愈說：“神策軍將領(lǐng)如牛元翼那樣的雖然不少，但朝廷顧全大局，不忍處置。您擅自圍攻，是何緣由?”神策軍是唐朝的中央軍。然而唐朝中央集權(quán)的松散，使得神策軍復(fù)又成了宦官掌控的私人軍隊。雖然如此，在中央軍與藩鎮(zhèn)之間，朝廷自然要偏袒中央軍。
雖有姑息之嫌，也是無奈之舉。王廷湊忙說：“那我馬上解圍。”韓愈說：“如果真能這樣，你便不會受到追究。”于是王廷湊暫時屈服，鎮(zhèn)州的危機暫時得到紓解。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道“文變?nèi)竞跏狼椋d廢系乎時序”。當然，這并不是說亂世之音便只有怨怒，衰世之音便只有哀思。
相反，亂世中也有不少挽狂瀾于既倒的志士，用文字來對抗時勢的艱危。這是一種對時代的“逆反應(yīng)”。“古文運動”與其說僅是一種文體的焦慮，不如說更是一種政治的焦慮，是唐王朝國運在文學上的反映，也是對唐王朝內(nèi)重外輕的衰微局面的逆挽。駢文與散文表面上是文體的差異，實質(zhì)上則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差異。
梁朝裴子野說“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適。”六朝駢文體現(xiàn)了一種封建化的小共同體的趣味。六朝駢文以門閥政治和偏安王朝的政治形態(tài)為基礎(chǔ)。六朝文體之卑弱，正是因為它們只是沒落貴族小共同體“用以自適”的產(chǎn)物。六朝駢文作為去政治化的“純粹文學”，已脫離大共同體的政治生活，淪為小共同體成員之間汲引應(yīng)酬的玩物。
正是小共同體分利自肥的性質(zhì)阻礙了國家的統(tǒng)一。而韓愈力圖恢復(fù)的三代兩漢古文，則寄托了儒家的大一統(tǒng)理念：“古文”既是“書同文”格局下的“形四方之氣”的“雅言”，是統(tǒng)一的政治生態(tài)的產(chǎn)物，也是先王政典的載體，是公共性對私人性的超越。
由文體而引發(fā)的“古今之爭”不啻是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的意識形態(tài)的交鋒，以期重建唐王朝的大一統(tǒng)秩序。所以韓愈的“文以載道”，所載的也并非腐儒呼天的迂闊之道，而是急用先學的經(jīng)綸之道。而作為平叛有功的士大夫，對于古文的推進，自然也比導其先路的獨孤及、梁肅等古文家高出一個層次，因為這是韓愈自身政治經(jīng)驗的自然指向。
主要影響
文學
韓文
主詞條：古文運動、唐宋八大家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tǒng)，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nèi)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fā)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chuàng)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lǐng)域，糾正了大歷（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tǒng)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fā)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tài)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fā)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nèi)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shù)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fā)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xiàn)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xiàn)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tǒng)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xiàn)。
韓愈文章之“發(fā)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tǒng)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yīng)舉而發(fā)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jīng)，質(zhì)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jīng)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qū)懗觥稁熣f》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fā)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nèi)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fā)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zhì)是抒發(fā)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shù)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fā)賢者不遇之嘆，后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tǒng)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tǒng)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涂《文章精義》）。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chuàng)，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shù)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后綴風景，情致物態(tài)，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shù)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
現(xiàn)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并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后，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chuàng)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guān)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jīng)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yè)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wù)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韓詩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后代有較大的影響。韓愈多長篇古詩，其中不乏揭露現(xiàn)實矛盾、表現(xiàn)個人失意的佳作，如《歸彭城》《齪齪》《縣齋有懷》等，大都寫得平實順暢。他也有寫得清新、富于神韻、近似盛唐人的詩，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但是，韓愈最具獨創(chuàng)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那些以雄大氣勢見長和怪奇意象著稱的詩作。他“少小尚奇?zhèn)ァ保ā犊h齋有懷》）、“搜奇日有富”（《答張徹》），天生一種雄強豪放的資質(zhì)，性格中充溢著對新鮮奇異、雄奇壯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沖動，而他一再提倡的“養(yǎng)氣”說，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養(yǎng)的同時增添了一股敢作敢為、睥睨萬物的氣概，發(fā)而為詩，便是氣豪勢猛，聲宏調(diào)激，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場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審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現(xiàn)出一種怨憤郁躁、情激調(diào)變的怪奇特征。韓愈詩風向怪奇一路發(fā)展，大致始于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經(jīng)定型。貞元、元和之際的陽山之貶，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壓力極大地加劇了韓愈的心理沖突，另一方面將荒僻險怪的南國景觀推到詩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韓愈詩風大變的重要條件。他在這一時期寫的《宿龍宮灘》《郴口又贈二首》《龍移》《岳陽樓別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等詩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蕩、驚怖、幽險、兇怪的詞語，諸如“激電”、“驚雷”、“怒濤”、“大波”以及出沒的“蛟龍”、悲號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輻湊筆端，構(gòu)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意象。
在詩歌表現(xiàn)手法上，韓愈也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用寫賦的方法作詩，鋪張羅列，濃彩涂抹，窮形盡相，力盡而后止。《南山》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全詩102韻，長達一千多字，連用七聯(lián)疊字句和51個帶“或”字的詩句，鋪寫終南山的高峻，四時景象的變幻。令人讀來，雖覺十分詳盡，卻又頗為煩瑣。再如那首著名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極寫一場山火的強猛酷烈。這是一種超乎常情的創(chuàng)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獨造，乃是韓愈在詩歌藝術(shù)上的主要追求目標。
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xiàn)于這類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對于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后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原詩》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
教育
韓愈三進國子監(jiān)，任博士一職，后又任國子監(jiān)祭酒。他力改恥為人師之風，廣招后學，親授學業(yè)，留下了論說師道激勵后世和提攜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論文中，他強調(diào)了求師的重要性，認為只要是有學問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
思想
韓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韓愈。他在儒學式微，釋、道盛行之際，力辟佛、老，致力于復(fù)興儒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其實就是復(fù)興儒學的重要手段。
政治
韓愈在政治上，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對于韓愈對待藩鎮(zhèn)割據(jù)的態(tài)度，學者郭預(yù)衡指出：韓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傾向是“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而歌頌平叛的勝利；贊揚主戰(zhàn)派，而批評主和派”，認為“韓愈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的堅定立場，不應(yīng)因為碑文少寫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貶低”，而且他“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的主張，還不僅表現(xiàn)在平定淮西的一時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貫穿著這個思想。”
史學
唐人稱韓愈有史家的筆力，他撰有《順宗實錄》5卷，是韓愈在韋處厚所撰3卷《順宗實錄》基礎(chǔ)上改寫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備書，茍關(guān)于時，無所不錄。” 從實錄可看出他對宮市之斥責，對鹽鐵使進奉的批判，對京兆尹李實罪行的揭露等等，說明表狀所言，符合實情。
《順宗實錄》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對，原因是“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nèi)官惡之，二人上前屢言不實。” 于是“累朝有詔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寫，幾經(jīng)曲折，終于遵照旨意，將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詳正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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