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與曾國藩
“峨峨曾文正，崛起由湘鄉。雄奇隘宇宙，獨與韓公當”。這是劉乃晟在《張廉卿(裕釗)先生壽詩》里的兩句話。曾文正，指的是曾國藩;韓公，即韓愈。這兩句詩意在贊美曾國藩的古文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相提并論，雖不無溢美之嫌，但也大致屬實。
曾國藩何以能與韓愈相提并論?在表面現象的背后是不是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當我冥心追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歲月，漸漸發現，在曾國藩的歷史世界里，韓愈早已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之所以被譽作“獨與韓公當”，并非是一種隨意而牽強的綰合。
據黎庶昌為曾國藩編撰的年譜，曾氏最早對韓愈的文章發生興趣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其二十五歲的時候(這里指的應是韓愈的別集，因為韓愈的部分名篇佳作早已被各種選本反復收錄，而各種選本大都為鄉塾之用，用來指導學童習作，應付科舉考試。因此，曾國藩熟讀韓愈的個別文章應早于此時)。這時他雖中舉，卻在赴京會試中連年不售，不過有一個重要的收獲是從此深嗜韓文，“慨然思躡而從之”。自此，曾國藩對韓愈的追尋一發不可收回，并且從文到道，由學及身，韓愈成為曾國藩成長道路上的精神導師。
道光十八年(1838)，曾國藩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入翰林院供職。在京師，曾國藩拜交了唐鑒等人，在學術上邁進了理學的大門，開始服膺程朱之學。不過，他在宗仰朱子的同時，亦時時將韓愈的教導置于座右，這與宋代之后研治理學的多數人物取徑不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曾氏日記云：“自謂忠于為人，實已重外而輕內，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訓。”同年廿九日日記云：“予又病多言。昌黎云：‘默焉而其意已傳。’嘵嘵胡為者，況其一無真知耶?”我知道，在朱熹眼里，韓愈不能算是知“道”之人，因為韓愈“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因而“終不免于文士浮華放浪之習，世俗富貴利達之求”。所以，后來的文士對韓愈一般只有文章上的景仰和經濟事功上贊許，在人格的修養浸潤上絕少提及。曾國藩雖并未將韓愈作為自己修身養德的最高楷模來朝夕奉拜，但能在這一方面提到韓愈已是與人迥異。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國藩升任禮部侍郎，發現在官署的西北角有一土地祠，里面供奉的正是韓愈。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座小廟里，處于正位的是韓愈，孔子卻屈居旁側了。曾國藩很不解，也很替韓愈感到不安，說先生你曾經非常羨慕顏回能夠依歸侍奉圣人，自己卻沒有機會得到夫子的耳提面命，如今，你們的位置怎么顛倒了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讓韓愈能夠心安理得地成為這里的常住居民，曾國藩在廟前焚香祝禱，將孔子木主焚燒，并寫下了一篇《祭禮部韓公祠文》，其文有曰：
尼山纂經，懸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于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
從祭文可以看出，曾國藩對韓愈的評價如此之高，他自己很早就服膺韓子之學了。在咸豐九年(1859)四月的家書中，他告誡自己的兒子讀書要有所揀擇，又舉韓愈等人作為榜樣，并將韓愈稱為“千古大儒”。對韓愈這樣的態度，顯然和以程、朱為首的宋儒有所參差，曾國藩敢于在理學的門庭之前翻個筋斗的勇氣徹底顯現出來。
韓愈比曾國藩年長一千零四十三歲，對曾國藩的影響主要還是通過“起八代之衰”的文章來實現。
曾國藩一生酷嗜韓愈之文，屢次在其家書、日記、詩文中提到韓文，如曾在家書中說：“余于‘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并且多次談到讀韓文的感受，認為韓文既有近于漢賦處，又有近于《詩經》處，能將孔、孟之義理，融于揚雄、司馬遷之風格，因而，學韓文可以窺得六經之閫奧，得圣人之教于千載之下。
體察曾氏對韓文之鐘情，莫過于讀其《求闕齋讀書錄》。從此書可以看出，經他批閱的經部書籍有八種，史部六種，子部三種，集部二十九種，史部中最重視《史記》、《漢書》，集部中最重視《昌黎集》，評語最多。將紛繁的評語略為梳理，我們可以看出相隔千年之后，曾國藩對韓愈的惺惺之惜。
評《重答張籍書》：“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篇文字斥之，遂爾炳如日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起敬。”評《送王秀才序》：“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偽醇疵，是謂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評《羅池廟碑》：“此文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評《柳子厚墓志銘》“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一段：“此段為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滅。”
重要的是，曾國藩能夠將對韓文的欣賞與自身的學術取向完美地結合，真正做到了學以致用。那么，曾國藩的學術有什么特征呢?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之學”。何謂“士大夫之學”?南宋時期，在湖南為官的胡安國上書皇帝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強調了“士大夫之學”應“言行相稱”、“可濟時用”，積極實踐傳統儒家的經世致用理念。比曾國藩年長一歲的陳澧將“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比較，強調“士大夫之學”以“大義”為主，應該“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是斤斤于饾饤瑣碎。余英時在《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一文中，將“士大夫之學”比作“通識”，“博士之學”比作“專家”，并且說“曾國藩所向往、所實踐的正是‘士大夫之學’”。
“士大夫之學”的特征在曾國藩的韓文評論中頗為鮮明。他從哲學、政治、文學、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對韓文進行了解說分析。評《原性》，他從心性論來談;評《送浮屠文暢師序》，他從儒、佛之辨來談;評《論變鹽法事宜狀》，他從經濟利算來談;評《馬說》，他從人才薦拔來談;評《論淮西事宜狀》，他從軍事策略來談。從文學角度評論的則更多，不能一一枚舉，讀者可自去揀閱。他在評《答侯繼書》時有一段話，我們似乎可以拿來作為他的韓文評論具有“士大夫之學”特色的一個注腳，他說：“‘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所陳數事，皆專家之學，鹵莽者多棄置不講。觀韓公此書，然后知儒者須通曉各門，乃可語道。孔氏所謂博學于文，亦此義也。” 頗可寶貴的是，曾國藩對韓愈的為人和為文，不僅有崇仰，亦有嚴肅的批評。他評韓文《潮州刺史謝上表》曰：“‘茍非陛下哀而念之’節，求哀君父，不乞援奧灶，有節概人固應如此……‘東巡泰山’，此則阿世取悅。韓公于此等處，多信道不篤。”對韓愈不能處窮的軟弱進行了指責。另外，對《諱辨》、《送孟東野序》、《上宰相書》等文亦提出了文學上的批評，可稱得上是韓愈之諍友。
如果說以上的種種評論證明了曾國藩是韓愈文與道的知賞者的話，那么曾氏的古文寫作也完全可以證明他是韓愈文與道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曾國藩曾有詩言“述作窺韓愈”，又言“文筆昌黎百世師”，并“私淑韓公二十霜”，心摹手追，冥冥造往，曾國藩以韓愈詩文為重要的文學營養。
我們知道，曾國藩詩文皆當行，文又優于詩。曾詩學杜甫、韓愈、黃庭堅等人，廣取博采，融會百家。文則明顯偏重于韓愈，其雄偉峻拔、酣恣淋漓之氣象甚得韓文之諦。他曾對兒子曾紀澤說：“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為第一，揚子云次之。”在他編選的《古文四象》中，將古文分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類。太陽之文指的是那些具有噴薄跌宕氣勢的文章，是曾國藩的最愛。在這本書里，唐宋八大家中，幾乎都是韓愈之文，其他七家只占了極小的比例。他還在給友人的一封書信中檢討自己近來所作之文“率傷平直”，與揚雄、韓愈的瑰瑋奇崛之風相距甚遠，因而“不稱鄙意”。
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發布了征討太平軍的動員令——《討粵匪檄》，這篇檄文即頗具韓風。開首曰：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于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余萬，蹂躪州縣五千余里，所過之境，船只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筑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尸以示眾船。粵匪自處于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拋開太平天國運動和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意義不談，僅從文章學的角度來說，這篇檄文是非常成功的。而之所以成功，重要的一點便是其氣盛。韓愈早就說過“氣盛言宜”的話，一旦“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以，盡管這篇文章里也有曾國藩為污蔑太平軍而耍的小手段，但在其洶涌排宕的氣勢遮蔽中，泥沙與洪濤俱下，已經影響不了文章的煽動性了。于是，有人就將它與駱賓王的《討武曌檄》相提并論，或許大致不差。
正是由于曾國藩對韓文的沉浸濡染，才造成了文章史上的他雖出之于桐城，又不囿于桐城，拔戟自成一隊，巋然獨立的歷史地位。熟悉中國文章史的人都知道，桐城派自方苞、姚鼐以來，論文主張雅潔謹細，講求義法，以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但如此以來，文風不免萎靡。桐城學人方東樹《書〈望溪先生集〉后》云：“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墜之聲。”指出了方苞的文章缺乏飛揚之姿、輾轉之勢和雄壯之力。姚鼐的文章，在曾國藩看來，又是“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明顯缺乏對社會民生的關注。而韓文形式上的雄邁之氣與內容上的不平則鳴給了曾國藩以改造桐城古文的勇氣和力量，最終造就了他桐城古文“中興大將”的地位。正如錢基博所說：“(曾國藩古文)大抵以定氣為主，以影響為輔，力矯桐城懦緩之失。探源揚、馬，專宗韓愈。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字單誼，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異軍突起而自成湘鄉派。”
曾國藩為何會如此欽慕一千多年前的韓愈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韓愈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他的文章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他要通過文章來改造社會生活，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曾國藩亦不以文人自限，他在年輕時即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加之近代湖湘文化經世之風的影響，他對歷史上那些既有事功、又有學問的人物自然十分向往。曾國藩曾有一篇《圣哲畫像記》，歷數了歷史上的三十二位賢哲，令兒子畫下他們的圖像，時時瞻仰以砥礪自己。現在看來，三十二位賢哲中，韓愈的影響確實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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