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作者的文學成就
導語：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斗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xiàn)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創(chuàng)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jù)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jù)《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jù)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jù)，有義可陳，重在表現(xiàn)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chuàng)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jù)神話、傳說材料創(chuàng)作的詩篇，著重表現(xiàn)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jīng)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fā)和環(huán)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tǒng)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fā)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xiàn)實的詩人，作品里反映了現(xiàn)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jīng)》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xiàn)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jīng)》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fā)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現(xiàn)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xiàn)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xiàn)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jīng)》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xié)調音節(jié)，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chuàng)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后，便產(chǎn)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fā)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后“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fā)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fā)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shù)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jīng)》)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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