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蝶戀花》原文翻譯及賞析
導語：《蝶戀花·春景》，是由北宋時期著名詩人、文學家蘇軾所寫的一首詞作。小編整理蘇軾《蝶戀花》原文翻譯及詩意賞析，歡迎閱讀和參考!
蝶戀花·春景
作者：蘇軾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譯文
春日將盡，百花凋零，杏樹之上已長出了小小的青澀果實。
不時還有燕子掠過天空，這里的清澈河流圍繞著村落人家。
眼見著柳枝上的柳絮被吹得越來越少，(但是請不要擔心)
不久天涯到處又會再長滿茂盛的芳草。(春天還會到來的)
圍墻之內，有一位少女正在蕩著秋千，她發出動聽的笑聲。
圍墻之外的行人聽到那動聽的笑聲，(忍不住去想象少女蕩秋千的歡樂場面)。
慢慢的，墻里笑聲不再，行人惘然若失。仿佛自己的多情被少女的無情所傷害。
詩意賞析
《蝶戀花·春景》，是由北宋時期著名詩人、文學家蘇軾所寫的一首詞作。其作于何時，各方莫衷一是，有蘇軾密州、黃州、定州、惠州時期等諸多說法，然皆苦無證據明示，故今日已不可詳考。作為宋詞豪放派先驅的蘇軾，一生之中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豪放派詞作，這容易讓人誤以為蘇詞盡皆豪放之作，但從蘇詞的總體來看，其婉約之作反而是占大多數的，此詞便是其一。在此詞中，作者通過對殘紅退盡、春意闌珊的暮春景色的描寫和遠行途中的失意心境的描繪，借惜春傷情之名，表達出作者對韶光流逝的惋惜、宦海沉浮的悲嘆和浮生顛沛的無可奈何。
這是一首描繪晚春的感懷之作。上闋寫暮春自然風光，春去夏來，自然界發生了許多變化。視角由小到大，由近漸遠地展開，極富色彩感和運動感。“天涯何處無芳草”，是對暮春景色的描述，又點化游春少年的惆悵。下闋寫春游途中的見聞和感想：一道短墻將少年與佳人隔開，佳人笑聲牽動少年的芳心，也引起少年之煩惱。“多情卻被無情惱”，寄寓著作者自己的失意。有聲有色而又婉媚綽約。
這首詞將傷春之情表達得既深情纏綿又空靈蘊藉，情景交融，哀婉動人。清人王士《花草蒙拾》稱贊道：“'枝上柳綿’，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這個評價是中肯的。蘇軾除寫豪放風格的詞以外，還寫了大量的婉約詞。他的婉約詞同樣有勁氣流動，不同于花間詞的軟弱。詞中包蘊的意趣亦為詞家推重。《古今詞話》說此詞寫行人多情與佳人無情，“極有理趣”。正所謂“物自無情而人自多情”，這是人生中非常普遍的現象。還有人評價它富有“禪趣”，那阻隔有情與無情溝通的，不僅僅是綠水環繞的圍墻，而更是人們的“心墻”。作者的一生雖歷經坎坷，仍“多情”地追求理想，執著人生，可是卻總被“無情”所惱。這正說明他對待生活的態度——不忘情于現實世界。他在這首詞中所流露出的傷感，正是基于對現實人生的熱愛。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
詞一開篇即呈現出暮春景色。作者的視線是從一棵杏樹開始的：花兒已經凋謝，所余不多的紅色也正在一點一點褪去，樹枝上開始結出了幼小的青杏。“殘紅”，是說紅花已所剩無幾。著一“褪”字就深了一層，不但花少，且已褪色，感傷之情更濃。睹暮春景色，抒傷春之情，是古詩詞中常有之意。不過一般人寫傷春意緒，總會把那種凄迷寥落之感表達到極致。蘇軾則更多了一些曠達。有繁華就有衰落，有凋謝就有新生。他特別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語氣中透出憐惜和喜愛，有意識地沖淡了先前濃郁的傷感之情。
接著，作者將目光從一花一枝上移開，轉向不遠處更加開闊的地方。只見燕子掠著水面低飛，綠水環繞著人家的墻院。寥寥幾筆，便勾畫出春意未盡的鄉村圖景。飛動的燕子為畫面增添了動態之美;“綠水人家”則帶來了生活的氣息，并為后文“墻里佳人”的出現作好了鋪墊。“綠水人家繞”一句中的“繞”字，曾有人以為應是“曉”。通讀全詞，并沒有突出的景物表明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顯得沒有著落。而燕子繞舍而飛，綠水繞舍而流，行人繞舍而走，著一“繞”字，則非常真切。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這是詞中最為人稱道的兩句。枝頭上的柳絮隨風遠去，愈來愈少;普天之下，哪里沒有青青芳草呢。
“柳綿”，即柳絮。柳絮紛飛，春色將盡，固然讓人傷感;而芳草青綠，又自是一番境界。蘇軾的曠達于此可見。“天涯”一句，語本屈原《離騷》“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是卜者靈氛勸屈原的話，其思想與蘇軾在《定風波》中所說的“此心安處是吾鄉”一致。即便如此，這兩句還是蘊含著許多辛酸和悲哀。據《詞林紀事》卷五引《林下詞談》記載：“子瞻在惠州，與朝云閑坐。時青女(霜神)初至，落木蕭蕭，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云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聯系當時蘇軾的遭遇，是頗耐人思索的。蘇軾一生漂泊，最后竟被遠謫到萬里之遙的嶺南。此時，他已人到晚年，遙望故鄉，幾近天涯。這境遇和隨風飄飛的柳絮何其相似!
“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
墻里有人蕩秋千，墻外有條小道。墻外小道上走著行人，墻里飄來佳人清脆的歡笑。
作者在藝術處理上十分講究藏與露的關系。這里，他只寫露出墻頭的秋千和佳人的笑聲，其它則全部隱藏起來，讓“行人”與讀者去想象，在想象中產生無窮意味。小詞最忌詞語重復，但這三句總共十六字，“墻里”、“墻外”分別重復，竟占去一半。而讀來錯落有致，耐人尋味。墻內是家，墻外是路;墻內有歡快的生活，年輕而富有朝氣的生命;墻外是趕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態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過，在這無語之中，我們已感受到一種冷落寂寞。
“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也許是行人佇立良久，墻內佳人已經回到房間;也許是佳人玩樂依舊，而行人已漸漸走遠。總之，佳人的笑聲漸漸聽不到了，四周顯得靜悄悄。但是行人的心卻怎么也平靜不下來。
這里的“多情”與“無情”常被當愛情來解釋，認為是行人心存愛慕之情，而佳人卻根本不知。行人的“有情”遭遇佳人的“無情”，心中無可奈何，故十分煩惱。這儼然是一個單相思式的喜劇。倘若這是作者目睹他人的遭遇，或許可以說是借愛情來寫人生普遍存在的這樣一種矛盾。但詞中“行人”更接近作者自己的寫照，其中“情”的內涵也是極其豐富的，絕不僅限于愛情。作者飽經滄桑，有惜春遲暮之情，有感懷身世之情，有思鄉之情，有對年輕生命的向往之情，有報國之情，等等，的確可謂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輕單純、無憂無慮，既沒有傷春感時，也沒有為人生際遇而煩惱，真可以說是“無情”。
作者發出如此深長的感慨，那“無情”之人究竟會撩撥起他什么樣的思緒呢?也許是勾起他對美好年華的向往，也許是對君臣關系的類比和聯想，也許倍增華年不再的感慨，也許是對人生哲理的一種思索和領悟……作者并未言明，卻留下了豐富的空白，讓讀者去回味，去想象。
創作背景
此詞朱祖謀本、龍榆生本未編年。其后諸家編年有異，而主要觀點有以下四種：
曹樹銘本云：“細玩此詞上片之意境，與本集《滿江紅》之上片相似。而這首詞下片之意境，復與本集《蝶戀花》之下片相似。以上二詞，俱作于熙寧九年丙辰密州任內。銘頗疑此詞亦系在密州所作，志以待考。”
薛瑞生本、鄒同慶、王宗堂本均據《冷齋夜話》所載王朝云在惠州貶所曾唱此詞及蘇軾惠州時期的詩文里慣用此詞中出現的“天涯”一詞而系于紹圣二年（1095）春，作于惠州。陳邇冬《蘇軾詞選》也懷疑這首詞是“謫嶺南時期的作品”。
張志烈《蘇詞二首系年略考》，認為蘇軾打擊定州流亡稍微了解英語國家希望他離開南邵勝元年（1094）閏四月從接觸Dingnan路發布現場。
李世忠《蘇軾〈蝶戀花·春景〉作時考》則據詞中“青杏”、“燕子”、“柳綿”意象斷定此詞必不作于蘇軾貶惠期間，據其所表述的思想情感看，當作于蘇軾貶謫黃州時期，但沒有具體編年。
拓展閱讀：
蘇軾生平
公元1037年1月8日，蘇軾生于眉州眉山。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其母在家鄉病故，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于是蘇東坡終于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所謂舊黨與新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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