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知識：淺談表象抑或建構
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觀；表象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
論文摘要：白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知識便以其普遍性、客觀性、價值中立性為標榜。正是在這種“標準”的視角之下，科學知識被看作是對自然的精確表象，是一種去情境化和去局域化的理論體系。然而，隨著科學知識自身發展的日益復雜化，科學知識現便逐漸從傳統的“標準”形象進而轉向為一種涉及歷史的、社會的廣泛情景。其中，科學知識社會學以社會建構論為綱領對傳統的科學知識觀進行了深刻地解構，相對性、境域性、多元性成為審視科學知識的一個有益的新視角。
科學觀問題是科學哲學領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它是科學哲學的發展主脈，它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由邏輯實證主義者所創立的科學哲學基于“科學邏輯”的定位提出了表象主義的科學觀。然而，隨著科學知識自身發展所日益顯露出來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的日趨社會化，這似乎都在向我們表明科學并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種理性知識。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中，科學知識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擅變。
一、“標準”的表象主義
從科學哲學的發展來看，傳統科學哲學的研究任務在于搞清科學究竟是什么?科學知識的起點、發展動力及其進程是什么?科學知識的構成及其辯護方式是怎樣的?以及判斷科學知識真偽的標準是什么?等問題。面對這些問題,20世紀50 - 60年代兩個重要的哲學方法，邏輯實證主義、批判理性主義(證偽主義)相繼出現。盡管他們在理論上存在差別，但他們的工作實際上都是在主張一種與數理邏輯相結合的，靜態地分析、研究自然科學的邏輯方法，并由此給出了一種規范性的科學概念:“科學是一種規范的行為”，“科學的特征就是理論和數據間的形式關系”，進而表達了與此相對應的表象主義的(representa-tionalist )科學觀，即“科學知識是已證明了的知識。科學理論是嚴格地從用觀察和實驗得來的經驗事實中推導出來的。……個人的意見或愛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學中沒有地位。科學是客觀的。
這就是說，在這種“標準”的視角之下，科學知識被看作是對自然的精確表象，是一種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和去局域化(delocalized)的理論體系。換言之，這種“標準”的科學知識觀“無非就是一種把科學及科學活動理解為非社會的、非人類活動的‘既有觀念’—一副實證主義的、甚至是機械論的圖景:科學自己決定自己的邏輯與發展，決定自己的價值與目標。
二、危機:“自然之鏡”表述的終結
盡管這種抽象地、非歷史地，能與社會相分離的科學知識觀把科學知識表述為“自然之鏡”，即科學知識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但是，隨著小科學向大科學的過渡，科學知識自身的發展日益顯露出其完整性，科學技術的發展也越來越社會化、政治化。這似乎都向我們表明科學并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種理性知識。
與此同時，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史上出現了十分吊詭的現象，這就是作為人類文明象征的現代科學最終受到了文明社會的懷疑和批判。這也意味著一個科學反思時代的來臨。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率先將現代科學和技術理性推上了“社會批判”的祭壇。隨后，對科學的深刻懷疑情緒不斷蔓延且愈演愈烈。這種懷疑首先針對的是科學技術的社會應用，然后就是科學知識本身。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在繼承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對現代工具理性、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進行了意識形態上的批判。然而，這僅僅只是對科技質疑的開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遍及西方的社會運動和文化反叛運動中，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激進主義者更進一步地對各種理論提出了普遍質疑。在他們看來，整個西方傳統文化和各種傳統理論對于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總觀點和研究方法，都是令人懷疑的，因而都值得給予徹底的批判。其中，他們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尤為用心，因為理性與科學畢竟是西方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些趨勢的后果之一“就是使知識真理的標準喪失了客觀性”，“普遍主義的形而上學受到解構，知識變成了非知識，真理變成了非真理”。
除了來自社會理論領域的懷疑主義傾向，科學自身的邏輯限度也受到了來自科學實踐的挑戰。一方面，科學自身發展的事實表明，科學總有某些錯誤的東西。換言之，科學知識并不能夠被證明為真，盡管我們希望科學家建構的知識能夠確定為真理。另一方面，盡管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它本身仍屬于人文社會學科。因此，就其研究方法來說，若是按照傳統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密學科，顯然是成問題的。因為科學活動說到底是并且無可抗拒地是一項人的(社會的)公共性的事業，它始終無法脫離社會文化情境，因而僅僅從靜態的、理性的角度來研究科學也是遠遠不夠的。
毋庸置疑，這不僅對傳統“自然之鏡”的科學表述形成了巨大挑戰，而且更使人們感到了20世紀科學表述上的某種“世紀末”情結。人們不斷地開始質詢:那種普適的惟一的科學存在嗎?科學知識的性質是什么?社會因素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在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等等。伴隨著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質疑和探尋，對傳統科學知識觀進行反思和批判并重新審視科學的地位和形象就成為了一件勢在必行的事情。可以說，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科學知識出現了認識論上的社會學轉向，即科學知識觀從傳統的“標準”形象，進而逐漸轉向一種生動活潑的多面形象。這里涉及了科學更為廣泛的情景，也就引起了諸如歷史的、社會的等多重視角的研究。
三、它山之石:認識論的社會學轉向
提到科學認識的轉換，不能不地提及庫恩( T. Kuhn )的功勞。因為自從庫恩的經典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發表以來，盡管對庫恩的不同解讀造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但庫恩開啟了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視角仿佛是沒有爭議的。可以說，庫恩是一個分水嶺，他的出現徹底打破了傳統科學哲學的“科學邏輯”的定位，使科學哲學進人到T“解釋學”( hermeneutics)階段。其革命性思想告訴我們，“我們都關心獲得科學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于關心科學產品的邏輯結構”，并由此展開了對傳統認識論和科學觀的集中清算，堅持對那種將邏輯和證據看作是科學有效性的理性主義和客觀主義進行強烈質疑，進而把相對主義公開引人了科學哲學。這樣，經驗性的社會學研究也就順理成章地在這種考察中扮演核心和基礎性的角色。同時，維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后期哲學影響日盛，在后期代表作《哲學研究》(1953)中，維氏試圖擺脫傳統哲學思想定勢的左右，甚至還試圖對他前期思想中所反映的一直統治西方思想領域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本質主義作出徹底清算。我們看到，他完全放棄了前期那種視邏輯分析為哲學主要任務的本質主義的哲學觀，拋棄了用邏輯分析手段建構世界和命題的理想，轉而考察了日常語言的用法，提出了“語言游戲”理論。他告訴我們，傳統科學哲學其實都犯了簡單化的毛病，即把生活中豐富的語言用法都納人到狹窄的意義框架中去了，事實上語言并非像邏輯實證主義所描述的那樣，是靜態反映世界的鏡子，而是一種活動或一種生活形式的組成部分。
總之，庫恩、維特根斯坦等人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改造以及由此帶來的新的思維方式，已經為科學的社會學轉向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不過，至此真正科學的社會學研究還尚未最終形成，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傳統的(“標準的”)科學知識觀所產生的思想禁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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