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主義”抑或“整體主義”
【提要】雖然學論的個體主義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方法論原則，但是它始終受到了非主流經濟學的批判，并且隨著與經濟學結合的日益加深，整體主義方法論越來越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其實經濟學方法論的兩種對立只存在于之中，而在驗證的角度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對立。事實上，片面強調一種方法論都會造成嚴重的局限性，因此，經濟學應該把兩種方法論有機地結合起來。
【摘要】although the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 is always aprinciple in main stream western economics,it is continuouslycriticized by some branches of economics.with the fusion ofmodern science and economics,the wholism methodology is paid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economists.indeed,the conflict ofthese two methodologies exists only in theory, empiricallythey are not substantially conflicting.actually, to emphasizeonly one methodology is very limited. to combine these twomethodologies organically is a correct way of economicresearch.
【關 鍵 詞】個體主義/整體主義/經濟人/方法論
individualism/wholism/economic man/methodology
【 正 文 】
一、經濟學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
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極力追求“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他們以“經濟人”為基本假設，試圖建立公理化的演繹邏輯體系，因此個體主義方法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方法論原則。
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以還原法為基礎，通過對“經濟人”的分析奠定了古典經濟學個人利己主義的方法論基礎。斯密認為勞動分工、貨幣發明、經濟機制等都是在個人追求自由利益的過程中自發地形成和起來的。那么個人的追求又如何形成的共同利益呢？斯密認為，社會是個人的加總，社會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個人利益的加總。這是個體主義的一個典型特征，即個體的線性疊加就是整體的性質。為了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下分析經濟現象，古典經濟學采取了物中最常用的分析方法——隔離法，通過一系列的假定，排除了一切干擾因素，把個人從社會中抽象出來，得到了一個“理想類型”（ideal type）——“經濟人”。這樣，古典經濟學就得到了一個不與外界發關系的、嚴格遵循各種戒律的、會并能獲取最大利益的“理性傻瓜”，這個“理性傻瓜”在傳統經濟學中一直扮演著基石的角色，支撐著整個分析大廈。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基礎是“對個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其方法論從本質上講也可以概括為個體主義方法。其理論中的“個體”就是其關于“經濟人”的假定，它不僅構成了整個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為新古典宏觀大廈提供了基石。無論艾倫—希克斯、薩繆爾森的消費者行為理論，馬歇爾、拉特斯的廠商理論，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理論，還是希克斯的邊際生產力理論，貝克爾的人力資本理論，都是以“經濟人”假定為研究核心或出發點的。在經過“加里·貝克爾革命”、新經濟學運動、盧卡斯和薩金特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后，“經濟人”內容得到了更新：一方面對原來使用的某些關鍵概念賦予新的廣義解釋，把“經濟人”模式擴展到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而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另一方面，結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預期等新的學術成果修改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的那種苛刻的“標準理性選擇”和“完全信息”假定，從而既能增強“經濟人”模式的解釋能力，又能夠發掘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但是不管怎樣修改，他們的認識論基礎是相同的：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視為在交換過程中彼此會發生沖突的無數個人愿望和追求的結果。于是，從認識論中引申出來的方法論原則就是：從個人的經濟行為出發來理解整體的市場行為。在這種原則中，個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行為被視為是理論分析的最終基礎，而社會經濟則被視為一種無數的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意識的產物。
奧地利學派則更進一步，他們把“經濟人”抽象成“極端”的個體主義方法論，把個人變為孤立于世的不屬于社會的“原子”，把個人看成是生活在“孤島上的魯賓遜”，認為分析“魯賓遜”，就可以尋求社會經濟發展，所以經濟研究的根本點就應放在孤立的的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這種欲望的條件上。現代奧地利學派如默萊伊·羅思巴德 （h·n·rothbard）、伊斯雷爾·科涅爾（i·m·kirzner）和路德威格·拉赫曼（l·lachman）不但絕對堅持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認為它是一個先驗的有啟發的假設，而且對諸如國民收入和總的價格指數等所有宏觀經濟總量表示深深的懷疑，并排除了所有不能簡化為微觀經濟學命題的全部宏觀經濟學命題。哈耶克甚至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里，不存在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實體，像“社會”、“市場”、“制度”等詞匯并不代表直接觀察到的實體，而是用來解釋人們行動的理論概念，社會科學的“事實”充其量不過是我們所做的關于個體行為的假設。
個體主義方法論經過長期的發展，其內容不斷得到完善，在西方經濟學占據了主流位置，盡管如此，個體主義方法論還是一直受到非主流經濟學中整體主義方法論的批判。
首先，德國學派對個體主義方法論提出了質疑。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bruno hildebrand）認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基礎，就是“把經濟學變成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歷史”。“經濟人”抽象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其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總是相同的。地理著他們，歷史改變他們，而的進步可以完全改造他們”。新歷史學派中的杰文斯、門格爾等人在批評“經濟人”抽象時，說它是“孤獨的人”、“原始的個人”，以至于不能不使人們認為“經濟人”似乎是超越于社會和歷史之外的“虛假的人”。
其次，制度學派對“經濟人”也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在凡勃倫看來，新古典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瑕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像的功績，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新古典理論不僅本身不能有效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這種社會真象的探討。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在于那種非歷史的、簡單化的“經濟人”人性觀和以個體主義作為出發點的方法論。制度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會地位等等社會性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選擇，并不僅僅以他的內在的效用函數為基礎，而且還建立在他個人的社會經驗、不斷的過程以及構成其日常生活組成部分的個人之間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因此，人的行為是直接依賴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因此，要從每個人的現實存在和他與環境的關系、制度結構、組織模式、文化和社會規模去理解人的經濟行為。新制度主義認為，個人首先是一種“社會人”和“組織人”而不是“經濟人”，因此，單獨考察個人的動機來發現經濟規律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做法。
當然，歷史學派、制度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對“經濟人”的批判，并沒有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產生動搖，也沒有在批駁的過程中真正建立“社會人”模式和整體主義方法論。相反，這種批評促使信奉“經濟人”的理論家不斷彌補原有的某些嚴重缺陷，修正傳統的某些表述，使“經濟人”更加豐富。
但是，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爭論并沒有停止。30年代后，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產生，整體主義方法論逐漸受到重視。瑞典學派首先采用總量分析方法，為建立宏觀經濟理論體系打下了基礎。隨后凱恩斯克服了傳統經濟學的個體主義分析方法，也采用了總量分析方法分析了總供給、總需求、總生產、總收入、總消費、總投資、總儲蓄、總就業等一系列總量。另外，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彈性分析方法從數量上說明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打破了過去那種以個量分析為基礎的線性方程的局限。當凱恩斯把乘數于投資增加對推動收入、就業量成倍增長的投資乘數分析中時，已接近于非線性中的“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而這一特征也是整體主義方法的典型特征。
但是“凱恩斯革命”不徹底，隨著后凱恩斯的來臨，其總量分析方法也逐漸遭到了冷落。六十年代后，方法論的整體主義改變方向，個體主義受到三個方面的挑戰。
一是來自公共選擇學派的挑戰。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證明，在嚴格堅持經濟學關于人及其行為的假定條件下，“經濟人”或理性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動。也就是說，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潤最大化的結論。奧爾森直言不諱地說，在經濟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中，實際存在兩個基本“定律”。所謂“第一定律”是指：在某種情況下，當個人僅僅考慮其自身利益時，集體的理性結果會自動產生。這種情況下，個體主義的方法是有效的，個人利益的疊加就是全體利益。這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不管個人如何精明地追逐個人利益，社會的理性結果不會自動地發現，此時此刻，只有借助于“引導之后”（a guiding hand）或者是適當的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集體結果。這就是所謂的“第二定律”。這種情況下，研究集體行動是研究經濟組織的一個出發點。布坎南（j·buchanan）對于奧地利學派的“魯賓遜”模式也提出了質疑，認為在經濟交往中需要通過不同的社會組織來獲得相同的利益。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對個體主義方法論的批判并不是基于整體主義方法論，相反，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經濟人”這個基本假設，把它擴展到公共領域，因此它對個體主義方法論的批評是來自內部的聲音。
二是來自新派別的挑戰。首先是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強調不僅要從事物的個別成分去認識它，而且要從結構的整體去認識。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應用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從經濟整體性及結構分解的角度分析經濟的發展，認為發展家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體系，而是持續的不均衡狀態，這種不均衡的主要根源是部門間的結構上的差異。因此，必須把經濟分解成幾個構成部分，從結構聯系的角度去分析經濟發展的過程。其次是后弗洛伊德心理學。后弗洛伊德心理學發現，對于任何一個確定的情形，個人的反應永遠不可能準確地預言。所以經濟學研究的目標應當是對社會群體，而不是對個人行為進行預測和解釋。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要描述的不是個人反應，而是個作為一個大的社會體系中的一員的反應，也就是社會群體的經濟行為。顯然，流行的經濟學中的理論強調“理性經濟人”和無視社會組織的重要性，容易形成錯誤的結論，即經濟學能夠解釋個人的行為。
三是來自的挑戰。首先是系統論專家，然后是家，最后是學家利用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以整體的經濟系統。他們認為，經濟組織每一種整體性功能幾乎都能用功能耦合系統來刻畫，而具有許許多多功能的整個市場經濟組織就是這許許多多互相作用、互相關聯的功能耦合網的總和。各式各樣的經濟和模型實際上都是對這一巨大經濟關系的功能耦合網的簡化處理得到的結果。混沌經濟學認為，經濟系統由百萬計的個和組織的相互作用所決定，而每一個人和組織又涉及到數以千計的商品和數以萬計的生產過程，因此，個體行為并非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僅僅完備地認識個體的行為并不能使我們掌握整個經濟系統的演化狀態。事實上，整體內的每一個個體都受整體的約束，整體規律決定著整體的特征和每一個個體的特征，整體規律在整體內賦予每一個個體的屬性要遠比這些個體在整體之外單獨獲得的屬性大得多。因此，經濟學研究要強調對經濟現象的整體把握，注意在整體規律約束下的個體行為。
近年來，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論爭的重點又有所轉向。隨著博弈論進入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原則得到了加強，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在維護傳統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適應經濟科學的需要，放棄了一些沒有微觀基礎的假定，一切從個人效用函數及其約束條件開始解釋約束條件下的個人效用最大化而導出行為及均衡結果。而與此同時，隨著非均衡、非對稱、非理性現象的出現，經濟個體主義的信仰和方法再次受到整體主義方法論的質疑。他們不斷地追問：每個關于經濟現象的陳述能否可以還原為關于個人經濟行為的陳述；經濟行為本質上能否屬于單純的個人理性的；在信息非對稱的經濟世界里，個人最大化目標能否完整地實現；個人的經濟自由度究竟有多大；在決定經濟的各種因素中有無非經濟因素的存在等等。可以預見，個體主義方法論與整體主義方法論的論爭將繼續下去。
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爭論的實質
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關于兩種方法論的形而上學的基礎問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認為，構成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唯一真實的基礎是個體的人；而整體主義認為，社會整體大于社會個體的總和。隨著爭論的深入，爭論的焦點集中于是否存在不可還原為個體特性的經濟規律這個問題上。（二）關于認識論問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指出，即使我們可以用整體主義的方法去預測、描述和控制經濟活動，但是如果不把這些經濟活動視為個體活動的集合，我們依然不能恰當地“理解”它們（依據個人的傾向）；整體主義則認為，如果能夠發現說明社會的獨立的經濟規律就等于在科學研究的意義上獲得了對人的經濟活動的理解。（三）有關邏輯學、語義學問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認為，有關整體的概念、術語是不可直接觀測的虛幻之物，即使真實存在，都將通過“翻譯”而被消去，還原為有關個體的概念秫語；而整體主義則認為，像這樣語義意義上“消去”、“翻譯”或簡化和還原是做不到的。例如把“蕭條之后是繁榮”這類陳述還原為個體主義的語言就很困難。
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對的實質就在于，是從個人、個體出發去說明、解釋經濟現象，還是從社會的整體即社會制度、組織、群體等出發去說明經濟社會現象。對立的焦點在于，在說明、解釋經濟社會現象時，經濟和社會的整體現象是可還原為個體的，還是不可還原的、獨立的和自成一格的現象，哪一種說明是更帶有根本性質的說明。哲學家德雷（w·h·dray）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了這個問題，他說，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在方法論上的對立在于，我們是否應該把大規模的社會事件和狀態僅僅視為由個體男人或女人參予的行動、具有的態度和面臨的關系和環境等等所組合或聚合起來的東西。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者說，我們應該這樣看，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者則聲稱，應該將社會現象放在它們自主的、宏觀的層次上來研究。
然而，正如羅賓斯所說，“在某種程度上，二者的對立只是語義的而非實質性的”。從驗證的邏輯角度看，要驗證整體主義所發現的理論假說，不論所發現的是經濟事實本身，還是經濟事實間的關系，都需要從考察這些理論所論斷的事實或關系所涉及的個體或情境的數量入手。如果這些數量是無限的，那么這些理論假說同樣是不可能得到驗證的。對于這些數量有限的情形，則相應的假說在理論上有可能獲得嚴格的檢驗（一般在操作上是不可能）或概率性檢驗（一般在操作上是可能的）。所有這一切邏輯分析的結論都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情形完全相同，因此，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在驗證的邏輯上并不存在本質的對立。
事實上，二者都有其優勢和局限。
還原論的局限正如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ludwing vonbertalanffy）所說，考察各自孤立的部分， 是不能理解各級系統的。正是這種局限性，經濟學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對于解決那些具有復雜聯系的、不可分割的經濟系統時顯得力從不心。當他們分析了每個個體的特征時，如何過渡到整體便成了最關鍵的問題。其實，經典作家早已洞察到這種個體與整體的內在矛盾。馬克思正是從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這一體現在一切商品經濟活動中的基本矛盾出發，推演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兩個基本矛盾：（一）個別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二）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社會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阿羅定理”也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總和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可見要跨越個人，或個人單位與“社會”、“集體”之間的橋當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合成推理謬誤”（由于某一原因對個體說來是對的，便據此而認為對整體說來也是對的）的深淵。新古典經濟學家企圖將個人效用加總計算即為社會效用的辦法來過橋，最終還是掉下橋來。由于整體不等于局部的簡單加總，而“經濟人”假定又使每一個個體具有同質特征，因此，在新古典體系內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人”行為悖論（個體“經濟人”的最大化行為在集體行動中導致非最大化結果）、偏好系統悖論（反映個體“經濟人”對不同商品進行效用排序和不同消費的偏好系統僅能推出同質性商品的效用排序和一致性消費行為）等難題。
同樣，整體主義方法論也存在明顯的局限。首先，整體方法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在模型化、定量化、形式化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在涉及變動性領域的問題如人的發展、市場、價格等，它的弱點明顯地暴露出來。其次，整體主義擺脫不了所謂“整體性悖論”：只有從整體出發才能認識個體，只有認識了個體才能認識整體。整體確實不能歸結為個體的總和，但是任何整體又不能脫離個體。經濟現象如果脫離開個人的活動，那就會成為一種先驗的、神秘的東西。再次，如何界定整體也是整體主義方法論者面臨的一個問題。小至家庭、企業，大至利益集團、國家，它們也都有自己的個性、特點、自主性，也就是說，它們也是“個體”，特別是相對于更大的整體而言，更是如此。同樣，任何個體也不是一種單獨存在的部分，是諸多“關系”的總和，所以個人也就是一個“小宇宙”，從這個意義上說，個體就是一個整體。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溫和的個體主義（以傳統的個體主義為出發點，吸收整體主義的某些原則）和“妥協的整體主義”（以傳統的整體主義為出發點，容納個體主義的某些原則），以調和兩者的對立，當然這兩種形式都是不徹底的，因為它們都沒有觸動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相對立的基礎。盡管如此，“綜合”已形成了一種趨勢。正如一位著名物家所說：“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絕對的部分或整體并不存在。”因此，“還原論和整體論，分析法和綜合法是互補的理論方法，兩者并行。”在經濟學方法論中，這種趨勢表現為從60年代開始的由薩繆爾森等人掀起了“新古典綜合”和70 年代由盧卡斯、 薩金特和華萊士（henry wallace）等人掀起的“理性預期革命”， 他們試圖把凱恩斯的總量分析同馬歇爾的個量分析綜合起來，嚴格根據微觀假設和微觀行為來推演出宏觀行為，用微觀規律來解釋宏觀現象。可見，經濟學方法論的兩派是互補的，兩派的對立只是雙方在側重點所區別而造成的。
其實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出發點應是：“從整體著眼，從個體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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