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科普教育運動述評

時間：2024-08-23 08:40:56 論文范文

關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科普教育運動述評

　　[論文關鍵詞]科學大眾化；科普教育實體；科學報刊雜志；科學小說；科學教師

　　[論文摘要]在當前科學教育普及熱潮之際，對興起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科普教育運動作必要的回顧與梳理，從中汲取其普及科學教育的有效措施和方式對當前的科學教育普及將不無裨益。這些措施主要有：(1)創辦科普教育實體，使之成為推進科學教育普及的主要陣地；(2)發行通俗的科學報刊雜志，刊載通俗的科學作品；(3)翻譯和創作科學小說；(4)培養科學教師。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內興起了一場科學教育普及熱潮，又稱科普教育運動。主要表現為:以魯迅、陶行知為代表的科普教育思潮的形成。受其思想的感召與指引，一批教育界、科學界的個體和團體紛紛投人到科學教育的普及中來，遂在實踐領域導引了一場聲勢頗為浩大的科普教育運動。其影響一直流衍于四十年代末期，對抗日戰爭的勝利、戰后的民主建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可以說，其在實踐領域卓有成效的業績不僅得益于科普教育思想的指導，更得益于一系列有效的科普教育舉措。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科普教育運動進行回顧和梳理，重溫其實施的具體手段與措施，對今天科普教育實踐的順利開展將不無裨益。

一、創辦科普教育實體，建立普及科學教育的陣地

科普教育實體多是由熱衷于科學(教育)普及的教育家或科學家匯聚在一起，相約創立的科普教育機構。在科學大眾化運動中，這些來自民間的科普教育實體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些機構往往集結了一批熱心科普教育事業的專家和學者，在發行通俗科學報刊雜志、翻譯和創作科學小說以及培養科學教師等方面發揮著中堅作用，成為科學教育普及的主要陣地。

這一時期的科普教育實體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教育家創辦的致力于科學教育普及的教育機構，另一類是由科學家創辦的注重科學宣傳和普及的科學團體或組織。前者以陶行知等人創立的自然學園、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等為代表，后者則以中國科學社和中華自然科學社及其附設機構為主流。

1.陶行知創辦的科普教育實體

1931年從日本流亡歸來的陶行知，一方面有感于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強在科學之發達”，另一方面鑒于中國當時科學教育的諸多弊端，開始發起科學下嫁運動，倡導把“科學”嫁給人民大眾，與農民“喜結良緣”。是年夏，在《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的資助下，陶行知與戴伯韜等人創辦“自然學園”，專門從事科學實驗、科普創作和科學普及工作。1932年，陶行知又與上海兒童書局合辦兒童科學通訊學校。在他看來，“兒童科學通訊學校，是普遍下層科學訓練之發端”。其后，伴隨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日臻成熟，他開始著手創辦與民眾生活融為一體的科普教育實體。如1932年以后相繼創辦山海、更晨、蕭場、報童、棉花等工學團，力圖實現“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目的。此外，為使更多的下層民眾，如老媽子、拾垃圾的孩子能了解現代科學成果，陶行知還與廣播電臺共同創辦“空中學校”。由陶曉光每天用大眾能聽懂的語言，在科學園地節目中演播20分鐘的科普知識，內容包括“老少通千字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等。抗戰爆發后，陶行知的科普教育努力也未就此停歇。1938年11月，在香港創立中華業余補習學校。1939年7月，在重慶北磅創建育才學校，專事科學人才的培養工作，并希望將他們培養成“抗戰建國之人才”。

2.中國科學社的科普教育機構及其主要活動

有鑒于中國科學落后，“知科學者有如鳳毛麟角”的現狀，中國科學社自其成立之初即負起“傳播科學，紹介新知”的啟蒙之責。1915年，創辦《科學》雜志，“專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幟志”。三十年代以后，在科普教育思潮的激蕩下該社進一步加大科普教育的力度，通過設立科學咨詢處、建立圖書館等多種方式來推動科學的普及。

(1)設立科學咨詢處。有感于時人有科學難題卻無處咨詢的情況，中國科學社于1930年7月設立科學咨詢處。他們申明:“凡實業團體以及青年學子遇有科學上疑問無處解答者，可經函本社，由本社專家社員詳為解答”。起初，所有問題和答案都刊載于《科學》月刊。后來，科普雜志《科學畫報》創刊以后，科學咨詢遂移至該刊。據悉，由于《科學畫報》發行量較大，來信咨詢者也逐漸增多，有時每月來信詢問者達50余件。針對這種情況，科學社還成立了以竺可禎、韓組康等人為首的專門委員會負責解答。

(2)設立圖書館。自科學社遷回中國以后，即開始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籌建圖書館。經過積極而緊張的籌措，1931年1月上海明復圖書館正式開館，其中館藏中西圖書2萬余冊，雜志200余種。圖書館除向本社社員開放以外，經過一定的手續辦理也可以向非社員的一般民眾開放，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科學的普及。

此外，科學社還成立了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專門負責科學圖書的發行和科學儀器的制作，并通過舉辦各種科學展覽等形式推動科學的大眾化和社會化。該社生物所于1934年1月29日舉行的生物學展覽會取得很好的社會反響。展覽會原擬展覽十天，由于觀看展覽的人絡繹不絕，又臨時決定延長了六天。參觀人員除本社社員、科技工作者之外，還有大量的社會民眾，各類人員達1萬人以上。

3.中華自然科學社的科普教育機構及其主要活動

“九·一八”事變之后，中華自然科學社的同仁們認識到“我國科學之不發達，是由于懂得科學的人太少，以致國家的科學文化很難提高;要提高必須作好普及工作;科學普及了，廣大人民就掌握著科學，能利用科學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從而提高社會的科學文化和生產水平。因此決定走科學大眾化的道路，從事普及科學運動。”特別是抗戰爆發后，中華自然科學社還設立社會服務部，主持科學普及工作和科學生產事業，舉辦戰時技術訓練班、通俗軍事科學講習班，組織戰時科學問題討論會和戰時科學服務團，利用中央廣播電臺和各地民眾教育館等處所，舉行通俗科學講演，實行科學電影教育，還編纂了《國防科學叢書》，在《科學世界》中充實有關抗戰的科普資料，努力使科普教育工作服務于民族抗戰的時代主題。

二、發行通俗的科學報刊雜志，鑄造科學教育的喉舌

作為科普教育的先驅，魯迅十分推崇通俗科學報刊雜志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即指出，“單為在校的青年計，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志，要淺顯而且有趣的。”然而，時至二十年代末期，科普報刊奇缺的狀況并無多大改觀。為此，陶行知呼吁作一家及出版界“編輯出版一種真正的大眾畫報”，倡議投稿的人用新文字(拼音文字)寫大眾文，出版社編輯大眾能看得懂的科普雜志。

響應于這些倡議，在科普教育熱潮興起后，主要的科普教育推進個體和團體或撰著通俗的科普作品，或發行科普報刊雜志，或利用原有期刊登載大量的科普作品，一時間，面向大眾的科普讀物如雨后春筍般撲面而來。

作為科普教育的主要推進個體，魯迅、陶行知、茅以升等大批的教育家和科學家開始積極參與到科普作品的撰作中來。此外，陶行知還親自創刊《生活教育》刊載大量的科普作品，并于1934年5月，在《生活教育》月刊上專門開辟“科學新知”、“科學生活”和“大眾科學”等欄目，開展科學普及教育，先后登載丁柱中等十余人的科普作品達1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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