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審判哲學范式初論
[內容提要]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法治建設要求法官建立一種職業(yè)共同體，而共同體的靈魂就是某種范式。司法范式規(guī)定了法官處理糾紛的共同的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影響著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熟悉、思考和行動。應該從范式的角度，對審判解決糾紛的基本過程進行分析。通過重點分析審判在本體論、方***和熟悉論等方面的特性，可以看出在審判過程中司法范式是如何指導法官熟悉事實和法律題目的，從而探索出審判的新范式。�。坳P鍵詞］司法范式；審判；調解
“范式”一詞來自希臘文，含有“共同顯示”之義，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義。該詞詞源久遠，在不同時代，在不同領域，詞義多有流變。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庫恩使其獲得了社會學的含義，變成了“一個特定社團的成員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認的價值和技術的總和”①。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以為，個人根據(jù)文化銘刻在自己身上的范式來熟悉、思考和行動。它指導、統(tǒng)治、控制著個人推理的組織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觀念系統(tǒng)地組織。②我國理論界以為，范式就是某一科學家團體在某一專業(yè)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guī)定了他們共同的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型和解決題目的框架，從而形成為該學科的一種共同的傳統(tǒng)，并為該學科的發(fā)展規(guī)定了共同的方向。③限于文章篇幅和認知水平，我們在兼顧“范式”一詞的上述含義的同時，又立足于中國的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從本體論、方***和熟悉論等方面來界定法官職業(yè)共同體的司法范式的外延，并以此為指導，對審判過程進行一次嘗試性的探索。
一、本體論：審判中的主客關系——以事實為依據(jù)
德國哲學家康德將人的理性稱為“追溯本原的能力”，而本原，就是“放在第一的事物”。④對作為典型的理性人的法官來說，“案件事實”就是所謂的本原即“放在第一位的事物”，而追溯“案件事實”的能力，就是審判法官的理性。因此，在本體論上，審判重視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把客體看成是外在于人的，主體憑借熟悉客體以征服客體，使客體為我所用。這里的“主體”不僅包括原告、被告，更重要的是法官；這里的“客體”，就是案件事實，也可以說，審判客體就是導致審判活動發(fā)生的那些糾紛⑤。
審判中的主客關系，集中體現(xiàn)在一個動態(tài)的推理過程中。不管是職權主義模式，還是當事人主義模式，訴訟在法官和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的參與下，按照法定程序展開。雙方當事人及其雇用的法律專家——律師在其自身利益的驅動下，尋找法律提供的對其最有利的證據(jù)，做出對己方最有利的解釋。法官按照庭審程序從事實調查到法庭辯論完成一個形式推理過程：法律規(guī)范的適用是以法律規(guī)范為大條件，案件事實為小條件的三段論邏輯推理過程，法院的判決就是這個推理過程的結論。
需要說明的是，法律規(guī)范不僅是邏輯命題，而且是一個據(jù)對權威的價值判定。同時，由于案件事實的發(fā)生與法庭陳述之間不僅存在著時間的間距，并且存在著現(xiàn)實與語言的意義差距。更為重要的是，法官作為第三者與案件事實的制造者之間具有不同的認知背景。這一切都可能導致形式推理功能的失靈，結果就是結論與客觀事實相往甚遠，也有可能與當事人（甚至包括勝訴方）的期待相往甚遠。
我們全部思辨都本能地對那些最不可解決的題目、對那些最無法進行任何根本性探索的題目，表現(xiàn)出特殊的偏愛。⑥那些癡迷于用審判方式處理案件的法官的“特殊的偏愛”值得懷疑：（1）法定真實能無窮接近于客觀真實嗎？假如承認案件的客觀事實是已經(jīng)發(fā)生的，過往的事實是不可能重建的，那么，何以知道一個認定究竟是接近還是闊別了客觀事實呢？實在，法院對一個案件的審理次數(shù)是有限的，因此，法院對案件審理所作的認定也是有限的，有限的審理所作的有限的認定，怎么可能無窮地接近“客觀事實”呢？（2）法官的內心確信值得信賴嗎？面對當事人積極對立的訴訟活動，法官的內心確信，不僅萬一有誤本人難以察覺，而且也為裁判的忽然性埋下了伏筆，同時更難以排除民眾的公道懷疑。法官的說理，僅僅體現(xiàn)在裁判文書字里行間的話，作為結論的理由，具有終結性和不容爭辯的特點。
二、方***：審判中的科學形而上學——從命題出發(fā)
法庭調查——法庭辯論——適用法律的過程，就是法官對科學形而上學的科學探究方法的運用過程⑦。那么，法院的判決就不是以事實為根據(jù)，由于在一個推理過程中，結論的條件是一個或幾個己知的命題而非一件或幾件實際發(fā)生的事實。邏輯學上所稱的命題在訴訟中就是當事人的事實主張。假如說法院判決是三段論邏輯推理的過程的話，那么，其根據(jù)只能是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當然，是一方當事人真實的事實主張，即真命題。命題與事實、當事人的事實主張與特定案件事實有緊密的聯(lián)系，即命題總是關于事實的命題，當事人的主張總是關于案件事實的主張，甚至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與事實是否相符，即當且僅當被告欠錢不還時，原告“被告欠錢不還”的訴訟請求才是真的，才能作為判決的根據(jù)。
在不同的時間發(fā)生過無數(shù)的事實，在同一時間不同的空間也發(fā)生了無數(shù)的事實，這些經(jīng)過分割的事實都是特定的、唯一的，而且，事實在發(fā)生的同時也就永久地、不可逆轉地消滅了，比如，原告借給被告100元，這一事實一定發(fā)生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某個特定的場所，借錢這個事實以及借錢的每個細節(jié)，諸如商談、簽約、點鈔、出具欠條等，一邊發(fā)生著，同時也一邊消失著。而命題，則是指符合一定規(guī)范的句子，也有人把它理解為指這樣句子的意義，但無論怎樣理解，命題都與我們的語言陳述有關，是我們關于事實的描述，一個命題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都不失其同一性。
事實本身卻談不上真假。所謂“客觀事實”，實在是對事實客觀性的夸大，并不意味著還有相對應的“主觀事實”。命題表述的是我們對客觀事實的熟悉、判定，而我們的熟悉、判定既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因此，命題才有真假之分。命題與事實相符，是真命題，反之為假命題，關于命題的真假，同樣的道理，案件事實本身無所謂真假，只有當事人的主張才有真假可言，因此，在訴訟中，需要證據(jù)加以證實的是當事人的事實主張而不是案件事實，當事人為了獲得有利于自己的判決，需要證據(jù)證實自己的主張或證偽對方的主張。
一切確切的知識都屬于科學。⑧科學作為對象化的理論體系，由于它總是把整體分成部分來研究，便總是具有不可完全消除的片面性即形而上學性。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lián)系往進行考察，因此，就不從運動的狀態(tài)，而是從靜止的狀態(tài)往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做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tài)，而是從死的狀態(tài)往考察。這種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往，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⑨法律顯然是確切的知識，屬于科學范疇。審判則是把案件事實孤立起來，捉住法律適用一條主線，把糾紛看作從靜止的、永恒不變的、死的東西，這樣就不可能避免形而上學性。
三、熟悉論：審判中的證據(jù)規(guī)則——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
訴訟活動的主要構成部分是熟悉活動，對于熟悉活動，熟悉論具有理論支持和指導作用，因此，堅持正確的真理觀意義重大。當前的審判基本是適用符合論真理觀作指導。所謂符合論真理觀，是從命題與客觀事實的關系來定義真理的，它以為：熟悉、信念、判定、語句等是否與實在、事實、事物、對象等相符合是判定真理的標準。凡是與客觀事實相符合的命題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謬誤。符合論又稱圖像理論，真理指圖像與描繪對象的一致，是實在與思想的一致，語義形式與語義對象之間，也是逐一對應的關系。⑩
在我國，“以事實為依據(jù)”在三大訴訟法中是以基本原則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因此，符合論真理觀是有法律依據(jù)的，是主流的觀點。符合論真理觀貫串在現(xiàn)代訴訟法的兩大基本題目：（1）事實題目。例如，當事人舉證“張三違約”的事實，法官確認后便說：“這個’事實’與合同法規(guī)定的違約的事實彼此是符合一致的”。兩者由于外觀上的一致而相符合。（2）法律題目。在上例中，進一步，法官就張三的行為做出裁判：“根據(jù)《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guī)定，張三應當承擔繼續(xù)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這里也提到到了符合（根據(jù)）。這里的符合是評價與事實相符合。確切的說，其中的關系并不是事實與事實之間的，而是評價與事實之間的。 對案件事實的界定，在理論和實踐中走過了兩個階段：一是客觀真實階段，二是法律真實階段。法律真實是指，裁判者運用證據(jù)認定的案件事實，達到了法律規(guī)定的視為真實的標準。11客觀真實以為在司法活動中人們對案件事實的熟悉能夠“完全符合”客觀的實際情況。而法律真實以為在司法活動中人們對案件事實的熟悉能夠“符合”客觀的實際情況。這里要留意的是，“完全符合”和“符合”是需要作一下區(qū)分�！巴耆稀币环N盡對的沒有任何偏差的符合，它是個盡對概念；而“符合”本身是個程度概念，它本身就隱含著誤差的可能性�！巴耆稀碑斎皇且环N符合，只不過是“符合”的一種特殊狀態(tài)。這就是證實標準的法律規(guī)定題目。因此就理念的層次，可以概括地說，它們都貫徹了一般意義上的符合論真理觀。但是，嚴格意義上的符合或謂完全符合，只是司法證實活動追求的終縱目標。換句話說，嚴格意義上的符合論真理觀，只能作為一種理想。
那么，西方發(fā)達國家是法官是如何追求理想的證實標準呢？縱觀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有關證據(jù)標準設定的法律制度，似乎都承認證實活動的蓋然性特征，都是通過較為嚴密的程序設定來追求案件事實。其裁判結果他們都會以為是“客觀事實”，并沒有像我們一樣對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產(chǎn)生如此熱烈的爭辯。12其原因可以回結為這些國家司法的高度職業(yè)化特征和法律制度的高度技術性特征。職業(yè)化特征保證了法官的職業(yè)倫理素質，技術性特征意味著通過程序（制度）追求案件真實的可能性。在現(xiàn)階段，要留意堅持法律真實論帶來的消極影響——由于學者的理性和受眾的不理性之間的沖突可能帶來的對法律真實的誤解。13
四、小結
對尚處于社會轉型期確當代中國來說，要建設一個法律帝國，使法官成為法律帝國的王侯，何其任重道遠！法官職業(yè)共同體的信念和表現(xiàn)，從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一進程。我們僅從本體論、方***和熟悉論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獲得對審判范式的基本熟悉。限于文章篇幅和學術水平，很多論述有待進一步深進闡述。歷史經(jīng)驗告訴我們，更新觀念，或者說，改變阻礙歷史前進的思想及其概念，從來都是改變現(xiàn)狀的一項啟蒙事業(yè)。14我們還處在這樣一個啟蒙的時代，還需要繼續(xù)擺脫不成熟的狀態(tài)，還需要不斷地對歷史和現(xiàn)實進行批判的反思和重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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